现代公民
普通标准一、理性的思维[1]缺乏理性思维最为突出的表现是：近代史时期每逢中国和列强签订一个不平等条约，签约的外交官就会成为千夫所指的民族败类，承担百年之久的骂名。似乎中国战败的责任就在那几个卖国的外交官身上，如果他们不签订“不平等条约”中国就会站在胜利一边。最典型的例子是受政府指令赴日本签订《马关条约》的李鸿章，中国人骂了他整整一百年还不肯甘休，似乎还要继续骂下去。我先前一直很推崇“五四运动”，认为那是中国人民真正觉醒的开始。前几天又重新翻开“五四运动”的历史，看到激动的青年学生痛打出席“巴黎和会”的中国外交官并放火烧他们的房子时，才发现“五四运动”并非全是“觉醒”。
我们一旦缺乏理性思维，在国际交往上就不容易做到“换位思考”，人为增加不必要的国际摩擦。我们一再对小泉首相参拜“靖国神社”义愤填膺，从没掉换位置想一下：小泉是日本人的首相，他只能按日本人而不能按中国人的价值观来行事，否则他就是真正的“卖国贼”。“靖国神社”里死难的日本军人是中华民族的罪人，但不一定是大和民族的罪人；就象黄继光是中华民族的英雄但不是美国人的英雄一样。如果美国人因中国悼念黄继光而提出外交抗议，中国人一定会认为美国人不讲道理。二月十九日，我看到一则电视新闻，说日本纪念日俄战争一百周年，邀请俄罗斯参加。俄罗斯没有愤怒，心平气和地说那是俄罗斯人最不堪回首的历史，不打算派员参加这一盛典。日俄战争俄国惨败，俄罗斯今天的军力比日本强大得多，日本人重提令俄罗斯难堪的往事，俄罗斯应该愤怒并作出强烈反应（他们有愤怒和反应的能力）才是。但俄罗斯没有，因为他们的国民大多拥有理性思维，认为此事尽管令俄罗斯难堪，但那是真实的历史，不应该回避。如果日本纪念“甲午中日战争”一百周年，邀请中国参加，我们会怎样反应？
欧洲文明国家在现代化早期，都曾经历过波澜壮阔的“理性运动”，法国就曾在“理性”的棋帜下涌现出一大批享誉全球的文学家和思想家。伏尔泰、卢梭和孟德思鸠等文化思想界的巨人都是“理性运动”的伟大实践者。可见“理性”对人类走向现代文明是何等重要。中国因为“儒家文明”根深蒂固，没有经历过“理性运动”，导致全球现代化时期的中国人缺乏“理性思维”。我们有必要补上这一课。中国人一旦拥有“理性思维”，就会象唐帝国那样再度成为人类文明的“统帅”。二、独立判断力所谓“独立判断力”是指一个人不受舆论和媒体宣传的影响，自已用学到的知识和个人阅历对某事某人独立分析然后作出较为中肯的评价。中国人极少具有“独立判断力”，最容易跟着舆论或媒体起哄，所以媒体一直是中国最有效的宣传工具。当媒体说“国家主席”刘少奇是“判徒、内奸、工贼”时，极少有人会质疑国家主席当叛徒为了啥？他能去敌国当国家主席吗？答案无疑是否定的。如果一个人叛变的目的是使自己的地位和待遇降低，并要承担千古骂名，这样的叛变还有什么意义，只有傻子才会作此亏本营生，但国家主席显然不是傻子，广播电台不是说刘少奇是最阴险凶恶的敌人吗，傻子怎有能力“阴险凶恶”呢？如果中国人拥有独立判断力，当年的这场悲剧也许不会发生，即使发生了也不会产生那么大的负面影响。
“理性思维”是“独立判断力”的前提，没有“理性思维”就不可能有“独立判断力”。
当一个国家的国民缺少“独立判断力”时，宣传媒体的客观公正就显得至关重要。对国家民族有责任心的媒体会培养国民的“独立判断力”。当媒体有意误导听众时，国民的“独立判断力”就会受到伤害。没有“独立判断力”的国民和偏爱说谎的媒体会形成不利于国家民族进步的恶性循环。三、开放的视野一个民族的“视野”决定这个民族文明所能达到的高度。现代公民应该拥有“开放的视野”，他不应只从自身、局部和眼前利益出发为人处事；应该站在国家富强民族进步的高度，站在提升全人类文明的高度去思想和行动。
中国人有不少貌似精明的“处世哲学”，有很多是不利于国家的现代化和民族进步的。如“各人自扫门前雪，休管他人瓦上霜”之类的“哲学”就大有问题。这些明哲保身的“哲学”其实潜伏着极大的隐忧，因为它助长了民族的“孤立”、“冷血”和漠视人间悲剧，且难得有热情为消灭这些悲剧作艰苦的努力。在漫长的华厦文明中，之所以“恶人”和“暴政”大有市场，就是有相当一部分国民拥有这种思维的结果。当他人在“恶人”和“暴政”的淫威下受苦受难时，因为暂时与己无关（说不准不久就有关）就作“壁上观”。等到他自己遭遇同样的悲剧时，别人也因与己无关而“隔岸观火”。所以中国的正义和善良的力量难得团结起来，“恶人”和“暴政”因为缺乏强有力的抗衡而恣意蔓延。
从上述的“处世哲学”可以看出：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缺乏“开放的视野”，国民的眼界是“封闭”和“本位”的，导致中国的现代化起步维艰且出现多次反复。在世界人民眼中，中国人是异常精明的，但因缺乏“开放视野”的缘故导致“聪明反被聪明误”，使人类社会最根本的文明成果与中国失之交臂。
当拥有开放视野的民族对外交往时，他们的外交准则就不单是某个国家是否对他们有利，是否听他们的话，还要看这个国家的政府是不是代表人民，政治是否修明，国民是否具备最基本的文明水准，以及这个国家是否有希望，明天是否会更好……四、平和的心态五、不卑不亢的外交节操迈进现代化门槛的中国不可能不和外国打交道。上世纪九十年代以后，中国人和外国人交往的频度和广度超过历史上的任何一个时期（只有唐帝国时期例外），差不多每座大中城市和半数以上的县级小城都有外国人旅行或长驻，以至普通的中国公民也免不了要和外国人打交道。因此“外交”不再只是政府的事情，也是部分中国公民必须面对的事情。中国人在“外交”上应该保持什么姿态？恐怕大部分人都能够用“不卑不亢”四个字来回答，但真正用这四个字来规范自己“外交”行动的公民却不是很多。
“不卑不亢”是现代公民应该拥有的外交节操。六、一定的社会责任心并不是每个国民都拥有这一素质。“社会责任心”是区分一个人为“文明人”还是“野蛮人”的试金石。缺乏“社会责任心”的人，无论他的地位多么显赫，拥有多少财富，受过多么高的正规教育，多么精明能干，实际上仍和“野蛮人”站在同一个水平线上。
上世纪六十年代美国总统肯尼迪的就职演说之所以在今天仍有强烈的震憾力量，就是因为结尾的两句话：“不要总是问社会为你作了什么；多问一下你为社会作了什么！”
如何培养合格的现代公民一、关于如何做人[2]一个目标：以培养独立人格，自由精神为目标。二个坚持：坚持礼仪教育；坚持法律教育。
这是因为如果一个人具有了独立人格，自由精神，那么他将永远的摆脱象幽灵一样附着在中国人身上的“努性”，而他身上的灵性：诸如伟大的想象力，创造力，必将如那喷薄欲出的朝霞光耀世界！
而礼仪教育，法律教育则可以使孩子的言行在不伤害他人的前提下尽情施展。
具体做法：
１、从一年级开始，进行宪法学习，明确国家和公民的关系；公民的权利，义务。国家的责任，义务。
２、从一年级开始，进行道德礼仪教育，并进行严格的实践。
３、培养辨论意识，普及理性精神。可经常性的将一些社会热点引入课堂，任由孩子们分析，辨论。
４、培养谈判意识，普及协商精神。可经常性的将发生在同学间的一些磨擦，冲突放到桌面上任由孩子们自由协商解决。二、关于基本学识教育一个目标：以培养身心健康的人为目标。二个坚持：坚持切身性；坚持公益性。
这是因为如果孩子们懂得了如何科学使用自已的身心；并使自已的言行符合科学规范。那么，我们的社会必将步入以科学为依据的高层次文明状态。我们的国民必将因此而身心强健，心明眼亮。
具体做法：
１、从一年级开始，普及保健知识。
２、从一年级开始，普及环保知识。
３、从一年级开始，普及安全知识。
４、从一年级开始，普及节材节能知识。
５、从一年级开始，普及美学知识。
６、从一年级开始，普及金钱与快乐关系的知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