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阴迷胡

历史渊源华阴迷胡的历史渊源

迷胡具有悠久的历史渊源，以其音乐旋律来看，它与先秦时期的郑声应该有不解的传承血缘。 华阴古属郑国，诗经上说的郑声是当时流传于民间的民歌小调。由于这种曲调委婉缠绵，有一定情感诱惑力，遭到了一些以雅正为尚的士大夫阶层的非议，斥之以“谣”，视为不登大雅的“靡靡之音”。孔子的“恶郑声，恐乱其雅”即是一个典型的例证。但是，这种阴柔媚美的民间音乐，尽管遭到某些社会的偏见，它还是为人们所喜闻乐见，长期的由历史传承下来。据史籍记载，隋时的杨素、杨恽，宦居华阴，家蓄优伶，雅善鼓瑟，常以歌舞自娱，其韵曲多有“伊优而亚”之腔。而这种“伊优而亚”的唱法，正是东路迷胡唱腔的主要旋律。

华阴人过去一直把当地的“迷胡”叫曲子，或小曲，可见它还不属于完整意义上的戏剧，至于“迷胡”的称谓不会起源很早，对它的解释也说法不一。有人认为来源眉、户两县的地名，有人认为，因历史上某次种族战争中汉军曾用以麻痹“胡”人战斗意志而得名，也有人认为是因其曲调委婉柔情以致引人迷迷糊糊、如痴如梦而得名。这些说法都似乎有一定道理，但均无籍可考，缺乏辩证的历史因果关系，难免有些望文生义之讥。不容置疑的是，以地域的历史文化条件来看，华山一带应该是这一剧种的重要发祥地。正因如此，在上世纪五十年代一些戏曲学者曾把它定为“华剧”。可见已成定论。

发展抗日战争时期，延安称“眉户”，所以今称眉户者居多。早期是农村、乡镇群众“自乐会”坐唱的清曲、小曲,主要以三弦伴奏,内容多系民间生活故事。所唱曲子又分大调、小调两类：大调曲子如〔大金钱〕、〔黄龙滚〕、〔满江红〕等，格律比较严谨，不易掌握。小调曲子如〔岗调〕、〔越调〕、〔五更〕、〔银纽丝〕、〔戏秋千〕等,曲调灵活自由,易学易唱，便于流传。清代嘉庆、道光年间,在陕西,有人把唱曲与民间秧歌、社火相结合,以小调曲子为主,发展成为小戏，逐步由“地摊子”搬上舞台。

这一时期，在晋南也有“地摊子”艺人吴小宝、王喜荣、王胜才等开始把眉户搬上戏台演出。同治、光绪年间涌现出一批艺人和一些专业戏班，如月月红、柴寅娃的少华班，活动于陕西渭河以南一带；印福、杨老四等人由“花鼓”改唱眉户，活动于渭河以北地区。初期剧目，多为由小丑、小旦、小生搬演的小戏，如《张琏卖布》、《刺目劝学》、《闹书馆》、《李彦贵卖水》一类。艺人在演出过程中，不断从地方大戏中吸收唱腔、锣鼓、伴奏曲牌、身段、扮相、服饰等，用以丰富自己的艺术手段和表现力。陕西的眉户多借鉴秦腔，山西的眉户则多借鉴蒲剧，遂逐步发展为能够表现历史故事题材的戏曲剧种，能演出《蝴蝶杯》、《串龙珠》、《八件衣》等一类戏。但长期以来，眉户仍以小戏为主，并在民间一直保持着既无妆扮，又无表演，一唱到底，全无白口的清唱形式，与眉户戏一并流行。

抗日战争时期,在中国共产党文艺方针的指引下,晋南名艺人李卜到达延安传授眉户，当时陕甘宁边区民众剧团及广大文艺工作者，利用眉户形式反映边区人民斗争生活，编演了《十二把镰刀》、《夫妻识字》、《大家喜欢》等剧目，为新秧歌剧运动的兴起和发展提供了重要艺术条件，也为眉户演出现代戏打下了基础。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相继成立了陕西省戏曲研究院眉、碗剧团，华阴县眉户剧团，山西临汾地区眉户剧团，临猗县眉户剧团以及四川广汉县剧团等专业团体。创作和改编了不少现代戏和历史故事戏，以现代戏《梁秋燕》最驰名。

眉户的唱腔曲调，1955年出版的《郿鄠音乐》收有120个,若按同一曲调的各路不同唱法计算，共有 243个。其音乐结构为曲牌联套体,一般的套曲格律是:〔越调〕—〔背宫〕—〔五更〕—〔金钱〕—〔背尾〕—〔越尾〕，中间可以自由选用曲牌,有时〔背宫〕、〔背尾〕、〔五更〕、〔金钱〕也可不用，但是〔越调〕起、〔越尾〕落是必不可少的。这种套曲格律在坐场清唱中尤为严格，后来发展为舞台演出，运用曲调就较灵活了。眉户的伴奏乐器，以三弦为主，板胡、梅笛为辅，后又逐渐加入二胡、打琴以及中西弦管乐器。打击乐器及锣鼓点，均借鉴地方大戏而稍有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