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结合
1、“文革”三结合“三结合”是对“文化大革命”中中国领导机构内部人员构成和运行方式进行概括而形成的特定术语。其内涵几经变化，在中国领导体制的发展进程中产生了很深的影响。
“三结合”是1967年全面夺权的产物。1967年1月6日，上海市32个“造反派”组织联合，夺了上海市的党政大权，刮起了所谓的“一月风暴”。上海夺权以后，全国各省市自治区相继夺权。在1967年1月23日以前，造反派夺权后成立的领导机构，主要是由群众组织代表和少量的革命干部代表两部分人组成。此后，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发出《关于人民解放军坚决支持左派群众的决定》，要求中国人民解放军“积极支持广大革命左派群众的夺权斗争”。解放军到地方支“左”，成为“革命委员会”内部“三结合”的构成之一。1月25日，《人民日报》就山西省夺权发表题为《山西省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的社论指出：“山西省的革命造反派，为全国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的夺权斗争创造了新的经验。山西省委内革命的领导干部，为全国革命的领导干部作出了良好的榜样。山西省军区的人民解放军部队，为全国人民解放军指战员树立了鲜红的旗帜。”显然，社论已经突出了这三方面力量的作用，说明这三方面的代表将在新的政权机构中占有重要位置。
1月31日，《人民日报》转载了《红旗》杂志1967年第3期《论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夺权斗争》的社论。社论说：“毛主席把北京大学的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的大字报称为20世纪60年代的北京人民公社宣言时，就已英明地天才地预见到我们的国家机构，将出现崭新的形式”。社论指出，在夺权斗争的过程中，要由革命群众组织的负责人、当地驻军的负责人和党政机关的革命的领导干部，经过酝酿和协商，建立临时的权力机构，负责领导夺权斗争。这里首次提出了新建立的政权机构要由上述三部分人组成。同日，黑龙江省成立了全省的临时最高权力机构--“红色造反者革命委员会”。2月2日，《人民日报》以《东北的新曙光》为题发表社论，指出黑龙江的经验是：革命群众组织的负责人，人民解放军当地的负责人和党政机关的革命领导干部，组成“三结合”的临时权力机构。第一次明确提出了“三结合”这一特定的术语。7日，《黑龙江日报》发表了《黑龙江省红色造反者夺权斗争的基本经验》一文指出：“革命造反派，根据当地的斗争具体情况，鲜明地体现党的方针政策，团结省委内执行毛主席正确路线的主要负责人，同人民解放军的负责人，三位一体，联合夺权”。《人民日报》发表题为《无产阶级革命派夺权斗争的一个好范例》的社论，赞扬黑龙江省革命委员会实行“三结合”的经验好得很。这样，就把“三结合”作为黑龙江省夺权的一个基本经验向全国推广。2月17日和3月21日，《人民日报》发表题为《坚决捍卫“三结合”的正确方针》，《革命的“三结合”是夺权斗争胜利的保证》两篇社论。其中心议题是：革命领导干部代表、革命造反派代表和人民解放军当地驻军代表实行“三结合”，这是夺权斗争的基本保证，是实行夺权的正确方针。“三结合”在全面夺权浪潮的推动下扩展很快，并受到了毛泽东的肯定。1967年《红旗》杂志第5期发表社论《论革命的三结合》，传达了毛泽东的最新指示：“在需要夺权的那些地方和单位，必须实行革命的三结合的方针，建立一个革命的、有代表性的、有无产阶级权威的临时权力机构。这个权力机构的名称，叫革命委员会好。”组成“三结合”的领导机构后，三者之间怎样有机地结合，哪部分人在政权内部居于重要地位，在制度上都没有明确的规定。惟有《红旗》杂志1967年第5期《论革命的“三结合”》的社论中提到了这个问题。社论指出：三结合中，“三者缺一不可，忽视或者低估哪一方面的作用，都是错误的”，“必须充分发挥革命群众组织负责人的作用”，革命干部应该“在这个机构中起核心作用和骨干作用”，人民解放军代表也要起重大作用。社论要求革命干部起核心作用是较为具体的，其他都是笼统的。而革命干部起核心作用在当时是根本做不到的。后来中央决定“三支二军”人员撤回部队，要求地方干部担任主要领导职务。此后，革命干部的作用才开始显露出来。至于“革命群众”代表，由于他们本来就不是经过群众的正常选举而担任领导的，在群众中没有威信，很难开展工作。
1973年1月1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发表《新年献词》，指出各级领导机构要按照老中青三结合的原则逐步完善。至此，“革命委员会”中原来意义上的革命干部、解放军代表、群众代表的“三结合”政权形式，便不再作为普遍原则存在，而代之以老中青三结合的新形式。实际上，老中青“三结合”形式，在此以前曾以不同的形式出现过。1967年11月27日，中共中央在《关于对征询召开“九大”的意见的通报》中要求，九大代表要体现三个“三结合”，即：军队、革命干部、革命群众组织代表三结合；工、农、兵三结合；老、中，少三结合。1970年3月5日，北京市革命委员会转发的北京大学宣传队“关于整党建党的情况报告”提出在基层建立的党支部，要实行老、中、青三结合。1971年8月27日《人民日报》社论《我们党在朝气蓬勃地前进》指出，“各级党的领导班子，实行老、中、青三结合的原则，既有老一辈的无产阶级革命者，又有中年和青年一代的优秀党员，还有来自工农和基层干部中的新生力量。”但是，这时的老、中、青三结合，主要是指党的基层组织的领导班子，同“革命干部、军队代表、群众代表”的三结合相比，还没有作为普遍原则提出来。直到1973年1月1日“两报一刊”社论发表后，老、中、青三结合的原则才正式被确定为各级领导班子组成的基本原则。相对于原来的革命干部、革命群众、军队代表的“三结合”，老、中、青三结合是一个历史性的进步。但是，由于当时对我们党的干部队伍的错误估计，一大批被打倒的老干部还没有全部解放，因此，最初的老中青三结合过分强调了青年干部的作用，忽视或在一定程度上排斥了一大批老干部的作用。比如开始组建领导班子，有严格的年龄标准。1973年8月28日党的十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章程规定：党的各级领导机关应根据老中青三结合的原则进行组建。四届人大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十一条明确规定：国家机关都必须实行精简的原则。它的领导机构，都必须实行老、中、青三结合。邓小平在主持中央工作期间，对老中青三结合的原则给予了肯定，指出各级领导班子要按照老中青三结合的原则组建，但同时强调“老中青三结合，以中为主”，中青年干部要“一个台阶一个台阶地上来”，否定了“火箭式”的提拔，这就使老中青三结合原则的内涵进一步具体化，使其纳入正确的轨道。但是，这些思想后来都被当做右倾翻案风加以批判。老中青三结合领导体制是一个历史性的进步，因为这种结合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领导机构正确的组成规律。从其性质上说，属于年龄结构范畴，是指一个领导集体中不同年龄成员的比例构成及其相互关系。一个科学的领导班子，可以从多种角度来进行组合。在不同角度中，年龄结构是最基本的，是领导群体结构中最重要的结构，它在某种程度上决定着群体效能的发挥，从一定意义上说是领导集体其他科学结构形成的基础。因为年龄不仅是一个人生理功能的标志，也是一个人知识经验积累的多寡、智力发挥程度的标志。老中青“三结合”的原则，可以为领导集体横向最佳结构的形成打下基础。此外，从领导集体纵向的发展上来看，老中青“三结合”还可以保证领导班子发展的连续性，不至于使领导集体在一定时期因为年龄原因大起大落。正因为如此，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彻底否定了“文化大革命”后，并没有否定“老中青”三结合的领导原则，这是把“文化大革命”与“文化大革命”时期的历史严格区别开来的一个明显标志。
2、“计育”三结合把计划生育工作与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结合，与群众勤劳致富奔小康相结合，与建设文明幸福家庭相结合，简称“三结合”
“三结合”工作的主要任务是，帮助广大育龄群众特别是计划生育家庭排忧解难，向他们提供生产、生活、生育方面的优质服务，鼓励、引导、扶持他们少生优生、勤劳致富，逐步过上文明幸福的小康生活。
“三结合”工作的根本目的是，通过少生快富的示范和榜样作用，使广大群众从切身利益中看到实行计划生育的好处，激发他们的内在动力，促进生育观念的转变，自觉地实行计划生育，进而更有效地控制人口增长，提高人口素质，最终实现人口与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
“三结合”是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新形势下，计划生育工作在思维方式、工作思路和工作方法上的重大改革和转变。它通过引导广大群众少生优生、勤劳致富，使计划生育工作更好地服务于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并与发展经济融为一体，同群众的生产、生活有机地结合起来。这既符合广大群众勤劳致富奔小康的强烈愿望，又符合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客观要求，同时，也与我市发展“两高一优”农业和经济、社会发展的总目标相一致，是一条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过程中不断提高我市计划生育工作水平的必由之路，是新时期综合解决人口问题的重大举措。因此，各级政府一定要从战略上、全局上看待控制人口的重要性和迫切性，充分认识开展“三结合”工作的重大意义，进一步提高认识、统一思想，采取有效措施，深入扎实地把这项工作抓紧抓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