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襄夏
深谋远虑施襄夏
清代棋坛的一座高峰当推施襄夏了。施襄夏名绍暗，号定庵。生于康熙四十九年（1710年），卒于乾隆三十五年（1771年）。他也是浙江海宁人，与范西屏是同乡。《扬州画肪录》上说，范、施二人系同母异父兄弟，此说未必真实。施襄夏在为《弈理指归》写的自序中较详实地记载了他的生平。
施襄夏从小就读于私塾，是个老实、文静的孩子。他父亲是位雅士，擅长诗文书法，也画些兰竹之类。晚年退隐家中，常焚香抚琴，或陪客下棋。施襄夏念完功课，便坐在父亲身边，看他抚琴下棋。渐渐地，他对这棋艺发生了兴趣，开始向父询问其中的道理。父亲对他说："学琴需要'淡雅'，而不能'繁枝'，学棋需要'灵益'，而不能'沾滞'。你瘦弱多病，学琴好些。"于是施襄夏开始学琴了。不过没过多久，父亲发现儿子对围棋的喜爱甚于琴。当时，比施襄夏年长一岁的范西屏从师俞长侯学棋，到十二岁时，已与老师齐名，这使施襄夏十分羡慕。父亲便也把他送到了俞长侯门下。
施襄夏不甘久居人下，他在俞长侯那儿，先生受先三子教了他一年，他便能与范西屏争个高下了，其间，老棋手徐星友也曾受先三于与施襄夏下过棋。老棋手慧眼识真珠，非常看重这位少年棋手，把自己的棋著《兼山堂弈谱》赠给他。施襄夏也果然不负厚望，对这本名著认真钻研数年，受益很大。
施襄夏二十一岁时，在湖州遇见了四大家中的梁魏今和程兰如，两位长者都受先与他下了几局棋，施襄夏从中又悟出不少道理。两年以后，施襄夏又遇梁魏今，他们同游砚山，见山下流水淙淙，都很兴奋。梁魏今对施说："你的棋已经下得不错了，但你真的领会了其中奥妙了吗？下棋时该走的就得走，该停的就得停，要听其自然而不要强行，这才是下棋的道理。你虽然刻意追求，然而有'过犹不及'的毛病，所以三年来你仍未脱一先的水平。"施襄夏细细体会了这番深刻的议论，意识到自己以前好高骛远，走了弯路。从此，施襄夏一变往日棋风，终于成为一代名师。
此后三十年间，他游历吴楚各地，与众多名手对弈，交流棋艺，五十岁以后，和范西屏一样，也客居扬州，教授学生，为培养下一代花了不少心血，他的学生很多，但他始终很谦逊。晚年在扬州，他还写了不少围棋著作，为后来棋手留下了宝贵的遗产。
施襄夏是在前人的基础上，以自己独特的面貌出现在棋史上的。在《弈理指归·序》中，施襄夏对前辈和同辈棋手有十分精粹的论述："圣朝以来，名流辈出，卓越超贤。如周东侯之新颖，周懒予之绵密，汪汉年之超轶，黄龙士之幽远，其以醇正胜者徐星友，清敏胜者娄子恩，细静胜者吴来仪，夺巧胜者梁魏今，至程兰如又以浑厚胜，而范西屏以遭劲胜者也。"正是基于对其他棋手如此深刻的研究分析，施襄夏集各家之长，成为中华民族文化史上一颗闪烁异彩的明星。
邓元穗说："定庵如大海巨浸，含蓄深远"，"定庵邃密精严，如老骥驰骋，不失步骤。深谋远虑，稳扎稳打就是施襄夏棋风的主要特点。施襄夏自己也说过："盖穷向背之由于无形，而决胜负之源于布局也。他在《自题诗》中写道："弗思而应诚多败，信手频挥更鲜谋，不向静中参妙理，纵然颖悟也虚浮。"施襄夏特别强调这个"静"，他在《凡遇要处总诀》中说："静能制动劳输逸，实本攻虚柔克刚。"这和他说的"化机流行，无所迹向，百工造极，咸出自然"，"棋之止于中止"，是一个意思。"静"即是"自然"，即是"止于中止"，也就是当年梁魏今对施襄夏说的"行乎当行"，"止乎当止"。这并不是提倡被动。施襄夏一向重视争取主动，他曾说："逸劳互易忙须夺，彼此均先路必争。"这与"静"是不矛盾的。"行乎当行，止乎当止"，关键还在"行"和"止"都必须是主动的，这样才可能以静制动，以逸待劳，以实攻虚，以柔克刚，这正是施襄夏棋风的奥妙所在。
施襄夏在理论上也贡献很大，他是在认真总结了前人棋著的得失之后，写出自己的著作的，他十分推崇《兼山堂弈谱》和《晚香亭弈谱》，但也大胆、尖锐地指出了它们的缺陷，他在自己的《弈理指归·序》中说："徐著《兼山堂弈谱》诚弈学大宗，所论正兵大意皆可法，唯短兵相接处，或有未尽然者。程著《晚香亭弈谱》惜语简而少，凡评通当然之着，或收功于百十着之后，或较胜于千百变之间，义理深隐，总难断详，未人室者仍属望洋犹叹。二谱守经之法未全，行权之义未析也。"这种科学态度是难能可贵的，这使得施襄夏的著作较前人有了很大发展。他的《弈理指归》二卷，是我国古棋谱的典范，是施襄夏一生心血的结晶，可与《桃花泉弈谱》媲美。因此书原文是文言口诀，字句深奥，图势较少，钱长泽为之增订，配以图势，集成《弈理指归图》三卷。
施襄夏死后，他的学生李良为他出版了《弈理指归续篇》，这本书的《凡遇要处总诀》部分，几乎总结了当时围棋的全部着法，是部全面论述围棋战术的著作，是我国古典围棋理论十分少见的精品。这些口诀，都是施襄夏平生实战和研究的心得，句法精炼，内容丰富。以范西屏、施襄夏为代表的康熙、乾隆时代的棋艺水准，是整个围棋发展史上的一座高峰。范西屏、施襄夏等人把围棋推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