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仲游
毕仲游（一○四七～一一二一），字公叔，郑州管城（今河南郑州）人。毕士安曾孙。初以父荫补太庙斋郎，后与兄毕仲衍同举进士。历霍丘、柘城主簿，知罗山、长水县。哲宗元祜初，除军器监丞，改卫尉寺丞。召试学士院，同试者黄庭坚、张耒、晁补之等九人，苏轼异其文，擢为第一。除开封府推官，出为河北西路、河东路提点刑狱。召权礼部郎中，又出为秦凤路、永兴路提点刑狱，改知耀州，因苏轼党狱调知阆州。徽宗即位，迁利州路提点刑狱，改知郑州、郓州。在淮南转运副使任上入元祜党籍，降监嵩山中岳庙。后出籍，管勾西京留守御史台，提举南京鸿庆宫，致仕。宣和三年卒，年七十五。有《西台集》二十卷（晁公武《郡斋读书志》，《宋史·艺文志》作五十卷），已佚。清四库馆臣据《永乐大典》辑为二十卷，以为“亦几几乎还其旧矣”。事见宋陈恬《西台毕仲游墓志铭》（《永乐大典》卷二○二○五），《宋史》卷二八一有传。
毕仲游诗，以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为底本。校以武英殿聚珍版本（简称殿本）等。新辑集外诗附于卷末。
《宋史·毕仲游传》仲游字公叔，与仲衍同登第，调寿丘柘城主簿、罗山令、环庆转运司干办公事。从高遵裕西征，运期迫遽，陕西八十县馈挽之夫三十万，一旦悉集，转运使范纯粹、李察度受其赋而给之食，必旷日乃可。会僚属议，皆不知所为，以诿仲游。仲游集诸县吏，令先效金帛缗钱之最，戒勿启扃鐍，共簿其名数以为质，预饬其斛量数千，洞撤仓庾墙壁，使赢粮者至其所，人自奭斗概，输其半而以半自给，不终朝霍然而散。翌日，大军遂行。纯粹、察叹且谢曰：“非君几败吾事。”
元祐初，为军器卫尉丞。召试学士院，同策问者九人，乃黄庭坚、张耒、晁补之辈。苏轼异其文，擢为第一。加集贤校理、开封府推官，出提点河东路刑狱。韩缜以故相在太原，按视如列郡，缜奴告有卒剽其衣于公堂之侧，缜怒，将置卒于理。仲游曰：“奴衣服鲜薄而敢掠之于帅牙，非人情也。”取以付狱治，卒得免。太原铜器名天下，独不市一物；惧人以为矫也，且行，买二茶匕而去。缜曰：“如公叔可谓真清矣。”
召拜职方、司勋二员外郎，改秘阁校理、知耀州。是岁大旱，仲游先民之未饥，揭喻境内曰：“郡振施与平籴若干万硕。”实虚张其数。富室知有备，亦相劝发廪。凡民就食者十七万九千口，无一人去其乡。
徽宗时，历知郑、郓二州，京东、淮南转运副使。入为吏部郎中，言孔子庙自颜回以降，皆爵命于朝，冠冕居正，而子鲤、孙伋乃野服幅巾以祭，为不称。诏皆追侯之。
仲游早受知于司马光、吕公著，不及用。范纯仁尤知之，当国时，又适居母丧，故未尝得尺寸进。然亦堕党籍，坎ＮＩ散秩而终，年七十五。
仲游为文切于事理而有根柢，不为浮夸诡诞、戏弄不庄之语。苏轼在馆阁，颇以言语文章规切时政。仲游忧其及祸，贻书戒之曰：
孟轲不得已而后辩，孔子欲无言，古人所以精谋极虑，固功业而养寿命者，未尝不出乎此。君自立朝以来，祸福利害系身者未尝言，顾直惜其言尔。夫言语之累，不特出口者为言，其形于诗歌、赞于赋颂、托于碑铭、著于序记者，亦语言也。今知畏于口而未畏于文，是其所是则见是者喜，非其所非则蒙非者怨；喜者未能济君之谋，而怨者或已败君之事矣。天下论君之文，如孙膑之用兵，扁鹊之医疾，固所指名者矣。虽无是非之言，犹有是非之疑，又况其有耶？官非谏臣，职非御史，而非是人所未是，危身触讳以游其间，殆犹抱石而救溺也。
司马光为政，反王安石所为，仲游予之书曰：
昔安石以兴作之说动先帝，而患财之不足也，故凡政之可以得民财者无不用。盖散青苗、置市易、敛役钱、变盐法者，事也；而欲兴作、患不足者，情也。苟未能杜其兴作之情，而徒欲禁其散敛变置之事，是以百说而百不行。今遂废青苗，罢市易，蠲役钱，去盐法，凡号为利而伤民者，一扫而更之，则向来用事于新法者必不喜矣。不喜之人，必不但曰‘青苗不可废，市易不可罢，役钱不可蠲，盐法不可去’，必操不足之情，言不足之事，以动上意，虽致石人而使听之，犹将动也。如是，则废者可复散，罢者可复置，蠲者可复敛，去者可复存矣。则不足之情，可不预治哉？
为今之策，当大举天下之计，深明出入之数，以诸路所积之钱粟一归地官，使经费可支二十年之用。数年之间，又将十倍于今日。使天子晓然知天下之余于财也，则不足之论不得陈于前，然后所论新法者，始可永罢而不可行矣。
昔安石之居位也，中外莫非其人，故其法能行。今欲救前日之敝，而左右侍从、职司、使者，十有七八皆安石之徒，虽起二三旧臣，用六七君子，然累百之中存基十数，乌在其势之可为也。势未可为而欲为之，则青苗虽废将复散，况未废乎？市易虽罢且复置，况未罢乎？役钱、盐法亦莫不然。以此救前日之敝，如人久病而少间，其父子兄弟喜见颜色而未敢贺者，以其病之犹在也。
光、轼得书耸然，竟如其虑。
仲愈历国子监丞、诸王府侍讲、知凤翔府，坐兄仲游陷党籍，例废黜。徽宗曰：“毕仲衍被遇先帝，可除罪籍。”以仲愈为都官郎中，擢秘书少监，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