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维革
陶维革，国旗班第31任升旗手。
在他的心中，138步的距离是永恒的星光大道，五星红旗的重量就是他人生的重量。
2分零7秒的国歌，是他心中最美的旋律。
那高高飘扬的五星红旗，使他忍受着十二指肠急性穿孔的剧痛，坚守国旗哨位两小时。
他坚信是国旗给了他第二次生命，生命垂危之际，他又先后作了21场报告，用自己生命的代价继续传播国旗知识和爱国主义精神。他在倒下去的时候，手中依然拿着宣讲国旗的文稿，口里似乎还含着一个未吐出的音符。
想要当兵的他：为了实现自己的心愿，他说：“我是在泥巴里长大的，吃什么苦我都不怕！”
1984年10月1日。那天，陶维革17岁。
他和同学们一起在电视机旁观看建国35周年大型阅兵式。庞大壮观的阅兵场面，把陶维革看呆了。他大睁着一双渴望的眼睛，想象着大山外面的那个神奇世界。
陶维革祖籍大别山，是著名的革命老区，许多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迹至今仍被人们传颂。当年10月，征兵工作开始了，人武部的领导见陶维革年龄偏小，就对他说：“当兵可是要吃苦头的，你能行吗？”陶维革一听急了，以为是这位领导看不上自己，就说：“我从小就生活在农村，是在泥巴里长大的，吃什么苦我都不怕！”见陶维革那着急的样子，那位领导满意的笑了。几天之后，陶维革如愿拿到了武警北京总队的入伍通知书。
听说新训结束后有可能被分到天安门广场执勤，陶维革更加玩命训练。他说：“能够到天安门广场上站岗无尚光荣，既然我现在有这样的机会，就要刻苦训练，实现自己这一愿望。”三个月后，新兵连训练结束，天安门警卫中队副指导员杜东学来到新兵连挑选去天安门广场执勤的战士。
对陶维革早有印象的杜指导员这次来的目的就是把陶维革带走。新训二大队知道陶维革军事素质好，人又勤奋刻苦，也想把他留下，便故意安排陶维革到工人体育场的看台顶层去“训练”。
一心要去天安门执勤的陶维革故意来到看台边上往下看，杜指导员终于发现了看台上的机密，匆匆跑上了看台，陶维革就这样与国旗结下了不解之缘。
他给父母写信报喜，在地址一栏的“警卫中队”后边特意加上了“国旗班”三个字。
国旗下的他：忍着十二指肠急性穿孔的剧痛，冒着生命危险坚持两小时。他说：“只要有一口气，我就绝不能倒下！”
被人民群众誉为“国旗之子”，曾被中央电视台《焦点访谈》连续报道过的老班长陶维革，1984年从湖北武昌县入伍，在升旗护旗的五年里，他总是抢着多升一次旗，多站一班哨。在6年的服役期里，他曾参加1200多次升降国旗仪式。
有一天他刚接哨不久，胃就开始疼起来，而且越来越厉害，汗水湿透了礼服，嘴唇咬破了皮。他以惊人的毅力，忍着十二指肠急性穿孔的剧痛，冒着生命危险，咬着牙纹丝不动地站在国旗哨位上，一直坚持到下哨。
回营区的路上，他终于昏倒了。当把他送到医院后，才发现是十二指肠球部溃疡急性穿孔。医生埋怨说：“这个病早该治了，如果再晚一会就没命了！”立即为他做手术。
出院后，陶维革身上留下近20厘米长的疤痕，他对战友们说：“要是换个地方早就挺不住了，当时很想就势坐在护栏的台阶上休息一下，可是，头顶飘扬着五星红旗，身后是庄严的天安门城楼，为了国旗的尊严，祖国的形象，只要有一口气，我就绝不能倒下！”
得知病情的他：“如果治病要花这么多的钱，就不要给我治了，我的单位一年收入才几万块钱，我来单位时间不长，没做多少贡献，要是治下去会把单位和家庭拖垮！”
退役后的陶维革被安排到黄岗地区轮渡公司，当司务长之余，他常到学校、工厂宣讲国旗。
94年他不幸患上再生障碍性贫血，住进武汉同济大学附属医院。得知自己得了重病，要花几十万元，陶维革对医生说：“如果治病要花这么多的钱，就不要给我治了，我所在的单位一年的收入才几万块钱，我来单位时间不长，没做多少贡献，要是治下去会拖垮单位和家庭的。”
陶维革的病情一天天恶化。他知道剩下的日子不多了。但在疾病缠身的日子里，陶维革思念国旗的心情却日渐强烈。
在高烧不退、内脏出血的昏沉之际，陶维革回想起了离开部队最后一天的事情。
那是1990年2月26日。清晨一大早，陶维革就像往常一样起床了。虽然已经宣布了退伍命令，但他还是打算要和战友们一起出操，他要给新战友们做好表率。刚站到队列里，班长对他说：“老陶，今天由你来升旗。”
陶维革激动的说不出话来。退伍战士升旗，这是以前没有过的事情。
班长又说：“老陶，这可是首长点名安排你最后一次升旗的。”
陶维革心里又是一阵激动。他知道这是领导对他这个退伍老兵的极大信任和鼓励。陶维革穿上礼服，扛着五星红旗，迈着正步来到广场上。按动电钮后，国旗伴随着国歌冉冉升起。
面对国旗，陶维革思绪万千。
六年里，国旗伴着他成长，使他成为一名神圣的国旗手。在部队，他曾一次荣立三等功，四次受到嘉奖。在国旗的召唤下，他光荣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可是今天，他却要告别庄严神圣的国旗退伍回乡。看着冉冉升起的国旗，泪眼朦胧的陶维革恋恋不舍地面向国旗敬了一个庄严的军礼。
时日不多的他：“我知道自己不行了，这里可能就是我生命的最后一站，我现在多么想念与我朝夕相处、一起护卫过国旗的战友，多么想再望一望我扛过的国旗。我真后悔复员后没有再去北京一趟，看一看国旗。”
离开部队的六年里，陶维革时常会想起国旗，想起老部队。
此刻，在知道自己生命所剩无几的日子里，只要一闭上眼睛，鲜艳的五星红旗就会在眼前飘扬。
在对国旗的无限思念中，陶维革又想起了他曾经读过的一篇报道，那是1994年9月15日发表在《人民日版》一版的一篇题为《敬礼，国旗卫士》的文章。想到作者曾采访过他，陶维革的心里产生了一个念头。他要给这篇报道的作者《人民日报》社记者傅昌波写封信，让在北京工作的他去一趟天安门，代他向国旗敬个礼。
陶维革在信中写到：
我叫陶维革，从1984年入伍到1990年3月复员，我一直在天安门国旗班，每天都在天安门广场升旗、护旗，每天都能看到我心爱的五星红旗，国旗就是我的生命……我最近不幸得了再生障碍性贫血，病情很严重，我知道自己不行了，这里可能就是我生命的最后一站，我现在多么想念与我朝夕相处、一起护卫过国旗的战友，多么想再望一望我扛过的国旗。听说国旗旗杆换了新的，我多么想看一眼新的国旗旗杆啊！我真后悔复员后没有再去北京一趟，看一看国旗。
……
我现在躺在病床上，已经失去了下地活动的能力。我知道自己已经不行了，我非常感谢你报道了我们国旗班，也感谢你知道我的名字。我现在只有一个请求：什么时候你去天安门广场，代我看一眼国旗，在国旗升起的时候，替我向国旗敬个礼。如果有可能，再代我去国旗护卫队看看新战士，向他们问好，也向我过去的老战友问好。
再见了——我心中念念不忘的国旗！
再见了——我亲爱的战友！
我已不能握笔，这封信是由我口述，请人代笔写给你的。
收到陶维革的这封信后，傅昌波既感动又焦急。他立刻要通了武汉市同济医科大学附属协和医院的电话。
病床上的他：手捧国旗，说了一句让所有人为之动容的话――“她就像我的妈妈……”
傅昌波的同事们也对陶维革的事情很关心。大家不约而同想到要把陶维革接到北京，让他再看看国旗，看看战友。但医生在电话里告诉傅昌波，说陶维革目前的身体状况不适合长途旅行。大家只好放弃了这一打算。傅昌波和同事们一商量，决定代陶维革去天安门，在国旗升起的时候，替他向国旗敬个礼。
傅昌波回到报社，就给陶维革写了一封信，把领导和群众关心支持他治病的事情全部告诉了他。1995年3月24日，《人民日版》用半个版的篇幅配编者按全文刊登了陶维革和傅昌波的信以及国旗护卫队的升旗照片。
这两封信刊登出来之后，在全国引起强烈反响。社会各界都被陶维革心系国旗的精神所感动，对他的疾病表示出极大的关注。当地医院积极救治，老部队几次派人前去探望，各界人士更是伸出关爱之手，纷纷给他寄钱寄物，有的还寄来了治疗再障性疾病的偏方。
1995年4月20日，为了表示对这位国旗卫士的敬意，经上级领导批准，中央电视台驻武警记者站记者冷冶夫和国旗护卫队指导员谢辉带着一面天安门广场上的国旗，来到了湖北黄冈陶维革所住的医院。
当国旗在陶维革面前徐徐展开，他激动的哭了。在指导员谢辉搀扶下，陶维革硬撑起身子，站立在国旗前。他的满含热泪，紧紧地把国旗拥在胸前，说了一句让在场所有的人为之动容的话――“她就像我的妈妈……”
愿望实现的他：“国旗给了我美好的青春年华，国旗拯救了我的生命，我心里的千言万语汇成一句话：国旗万岁！祖国万岁！”
也许是精神作用，也许是陶维革的真情感动了上苍，在医生的积极救治下，陶维革的病情稳定了。
1995年10月1日清晨，当鲜艳的五星红旗在天安门广场上冉冉升起的时候，一位身穿旧军装，戴着白手套、胸前戴着军功章的退伍战士，满含热泪向国旗敬了一个长达2分零7秒的礼。
这人就是陶维革。
升旗仪式结束后，陶维革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国旗给了我美好的青春年华，国旗拯救了我的生命，国旗把我和全国人民聚集在一起，如今，我终于圆了再到天安门向国旗敬礼的美梦，我心里的千言万语汇成一句话：国旗万岁！祖国万岁！”
回家的路上，陶维革对亲友们说：“我应该多做点事来回报社会，报答国旗。我没有什么特长，但我升过、护卫过天安门的国旗，对国旗的意义有很深的理解，只要我能活一天，就要讲一天的国旗，要让更多的人了解、热爱国旗。”
一回到家，陶维革就到各学校讲解国旗知识。短短的几个月里，他先后做报告21场，直接听众超过5万人。
1996年6月5日，陶维革为救一名病重想跳楼自杀的病友，导致颅内出血，医院想尽办法救治，但没有成功。年仅28岁的他永远离开了我们。
告别仪式上，按照陶维革生前的遗嘱，他身穿橄榄绿军装，左胸前佩戴32枚金光闪闪的国旗徽章和国徽徽章，身上覆盖着一面鲜艳的五星红旗，右手手心里也紧紧握着一枚国旗徽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