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传旭
人物简介张传旭，男，1967年11月生，山东莒南人。山东省第一位书法专业博士。1996年考入首都师范大学中国书法文化研究所，从师于欧阳中石教授，1999年获书法专业硕士学位，2002年获博士学位。现为山东大学艺术学院副教授，王羲之研究所所长，硕士研究生导师。
学术贡献曾在《文艺研究》、《书法研究》等杂志发表论文30余篇；出版著作、教材20余种；出版个人书法作品集一种。出版著作、教材《楚文字形体研究》（中国文史出版社）、《黄庭坚》（河北教育出版社）、《临摹与创作·米芾》（安徽美术出版社）、《临摹与创作·十七帖》（上海书画出版社）等二十余种。出版个人书法作品集《青李集》（河南美术出版社）。
媒体报道中央电视台、山东电视台、《新华文摘》、《文艺研究》、《中国书法》、《书法导报》、《中国书画报》、《大众日报》等媒体均对张传旭的书法创作、书法研究、书法教育进行过报道与专题介绍。
其他天价《砥柱铭》疑声再起[1]
6月3日晚，保利春拍现场创造了中国艺术品拍卖的世界纪录——北宋黄庭坚书法长卷《砥柱铭》以总价4.3亿元成交。此前2．3亿元成交的元青花鬼谷子下山图罐保持了5年的纪录，一下子被提升了2亿元。正在人们为这一天价咋舌时，河南书画爱好者王保良竟提出《砥柱铭》是赝品，并举出三条证据为佐证。而以保利拍卖行为代表的“挺真派”也抛出了台北故宫博物院指导委员傅申洋洋数万言的学术论文，驳斥赝品说。一时间，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疑窦重重。
《砥柱铭》是一副什么样的作品？它经历了哪些流转过程？为什么在它拍出如此高价的同时，对其真伪又总是众说纷纭呢？记者通过调查试图为您廓清迷雾。
●900年流转路
《砥柱铭》写于典型的北宋澄心堂大纸上。卷长8.24米，共82行，407个字。从南宋初到清末的题跋长达6.21米，外加卷首的山谷像(黄庭坚自号“山谷道人”)，总长近15米。仅次于现藏于美国的18.22米草书《廉颇蔺相如列传》卷。
《砥柱铭》原为唐代名相魏征所作。黄庭坚非常钦佩魏征敢于直言进谏的品格。遭到贬谪后，他特别喜欢为追随他的年轻学者书写此铭。在《山谷题跋本砥柱铭》后段，黄庭坚有这样一段记述：“余平生喜观《贞观政要》，见郑魏公之事太宗，有爱君之仁，有责难之义，其智足以经世，其德足以服物，平生欣慕焉，时为好学者书之。”而他一生究竟写过多少本《砥柱铭》，现在已不可考。据史料记载，除今天所见的《砥柱铭》外，黄庭坚至少还写过4件《砥柱铭》。
从题跋中可以看到，这版《砥柱铭》是黄庭坚赠送给友人杨明叔的。据说黄庭坚非常赏识杨明叔的人品学问，杨明叔也极喜爱黄庭坚的书法，并不时向其求索墨宝。在1095年前后，黄庭坚把这幅《砥柱铭》赠予杨明叔。
从历代题跋和印章上，人们可以看出《砥柱铭》坎坷的流转过程。卷轴上的题跋自宋元至明清，共有26则之多。
第一位为《砥柱铭》作跋者署名“曲肱寮”。据专家考证“曲肱寮”是宋彭城魏衍的斋名。魏衍之跋虽无年款，但根据其卒于建炎初(约1127年)推算，作跋时间距《砥柱铭》创作至多不过30年。第二位作跋的是曾与秦桧做过斗争的南宋进士汪应辰。南宋后期，《砥柱铭》又为权臣贾似道所得。现在在卷尾左下角的“哉”字旁还印着贾似道的“秋壑图书”收藏印。南宋理宗年间，贾似道权倾朝野，其收藏更为丰富，黄庭坚的另一件名作《松风阁帖》也曾被他收入囊中。
元天顺元年(1328年)，《砥柱铭》为黄庭坚八世孙黄璂所得，此后至明隆庆四年(公元1570年)，一直由黄氏家族保存。现在卷尾第7跋至第15跋，便记录了这一期间的收藏情况。
此后《砥柱铭》为明末大收藏家项元汴所得。项元汴是明代第一鉴藏大家，据说凡经项氏收藏的作品，便可身价百倍。项氏非常珍爱此卷，一口气在上面盖了60多方印章。清朝前期，此卷辗转流传于几位广东藏家之手。20世纪初被南京人伍福收藏，而后流入日本著名的有邻馆。2000年，在台湾寒舍艺术中心王定乾的帮助下，《砥柱铭》流传到台湾藏家手中。今年，台湾藏家将《砥柱铭》送拍至北京保利，一位神秘的中国买家电话竞拍以4.3亿元将其买走。
●质疑之声早已有
其实，自清以来一直有人质疑《砥柱铭》的真伪。就连“挺真派”主力台北故宫博物院指导委员傅申先生也在论文中毫无讳言地表示，“在三十五年前的黄庭坚研究论文中，对有邻馆墨迹本《砥柱铭》的真伪不能遽断而存疑”。这件书法作品为什么会受到这么多质疑呢？
傅申先生当年的博士论文研究的就是黄庭坚，可以说现在存世的黄庭坚作品，他都亲眼鉴赏过。对于《砥柱铭》的真伪，他也经历过一个“从存疑到肯定的过程”。傅申疑问有二：一是此卷用笔速度比其他行楷快速，出锋爽利迅疾，多纵而少擒，
无战颤波折，线质偏于扁薄；二是此卷风格年轻而有俊气洒脱气象，与其晚年其他作品不相合。
傅申提到，这一点上大陆学者张传旭与他持有相似观点。
昨天，记者采访了山东大学书法硕士生导师张传旭先生。当记者问到《砥柱铭》的真伪时，张传旭用了“拿不准”三个字。张传旭说，如果从字的外形上看，非常像黄庭坚的字，但从精神气质上看似乎又有点儿差别。
张传旭说，一般认为行草是一种非常感性的书法形式，而黄庭坚却以一种极为理性的方式写行草，这就是他最不可思议之处。《砥柱铭》运笔较快，似乎并不那么理性。黄庭坚笔力刚劲，穿透力很强，而这幅《砥柱铭》却显得比较脆弱。如果说黄庭坚的代表作像钢筋的话，那这幅作品顶多像竹子。但张传旭又强调，即便是书法大家也存在着不同的发展阶段，不同时期作品的风格也不尽相同，不能以代表作的功力来衡量其所有作品，所以也不能排除这幅字是黄庭坚年轻功力尚不炉火纯青时所作。
张传旭说，自己曾长时期临摹草书大家怀素的作品，越临摹越觉得那些书法神品是后人无法企及的。“黄庭坚的作品也是这样。我想，即便是明代的书法大家也不可能写出这种可以乱真的伪作。”张传旭说。
对于王保良质疑的《砥柱铭》中错字太多的问题。张传旭认为，书法家写错字是常有的事，并不能以此作为真伪的论据。“如果是伪作，大概作假者不会写下这么多错字留给后人指摘吧！”张传旭说。
●如是真迹4亿不高
为什么黄庭坚的作品可以拍出4亿多元的天价？中国的艺术品市场是否也存在炒作和泡沫呢？
张传旭说，“宋四家”苏黄米蔡中，以苏轼和黄庭坚造诣最高。苏轼天赋奇高，不用怎么下工夫就写得很好。相比之下，黄庭坚天赋不敌苏轼，下的工夫也就比苏轼多。苏轼善写行书，黄庭坚只好另辟蹊径，主攻草书。于是便成了宋以后的草书第一大家。“他们俩交流书法心得像说黑话一样，这样的交流只能在苏黄二人之间进行，连米芾都不行。”张传旭说，这些“黑话”以前他都看不大懂，只是最近几年才渐渐体味出其中的真意。
俗话说：唐诗，晋字，汉文章。每一个历史时期，都有一种艺术形式被发挥到巅峰。唐代是诗歌，宋代是词，元代是曲，而书法则以晋代王羲之为最。张传旭说：“唐宋以来，还延续着巅峰后的余韵，唐出了怀素、张旭，宋出了‘宋四家’，而宋以后虽然也不乏书法大家，却已经无法复制前人的成就了。”可以说，黄庭坚是一个时代的终结。这也就是他受到历代收藏家推崇的原因了。
另一方面，唐宋以前的书法作品存世非常稀少，从历史价值看也是它拍出天价的原因。据了解，王羲之的真迹没有一件流传至今，而威震海内外的“三希堂”法帖，只有王珣《伯远帖》是真迹，《快雪时晴帖》和《中秋帖》则为唐代仿品。即便是这样，它们也是中国书法艺术的瑰宝了。可见，唐宋以前的书法大家作品多么珍贵。“即便是一小幅宋以前的作品，也比大型的现代作品珍贵得多！”
张传旭认为，宋以前的书画作品每出世一件，对于藏家来说都是千载难逢的机会，稍纵即逝，有实力的藏家不会放过。
张传旭说：“与西方的艺术品和一些现代艺术品相比，中国古代艺术品价格并不算高。”如果它是黄庭坚的真迹，即便是4亿元的成交价，也无法衡量它的价值。
●拍卖行不保真
是不是拍卖行拍卖的东西就一定是真的？北京市文物局政策法规处处长高小龙告诉记者：“据我所知《文物法》和《拍卖法》中都没有规定拍卖行保证拍品必须是真品的法律条文。”
高小龙说，艺术品鉴定没有统一的标准，某种意义上说也不存在权威鉴定机构。即便是靠科学鉴定也只能化验出纸的年代和成分，并不能化验出是谁画的。特别是中国古代书画，只能依靠史料和权威专家们的共识作为基本准则。高小龙说，以前他陪启功先生逛书画市场，看到一些落款是启先生的字，他经常问启功，您看这是真的吗？启先生经常挂在嘴边的话是：“比我写得好。”由此可见艺术品鉴定的困难。高小龙说：“对于一件艺术品的真伪存在一些争议是非常常见的事，但存疑并不能就此认为它是伪作。毕竟，它经历了几百年的流传，经历了那么多大收藏家的鉴定。”
另一方面，大拍卖行为了自身的信誉，都会有一个资质雄厚的专家班底，一般来说不会知假拍假。历代艺术品投资都具备一定的风险，没有任何一个机构可以保证真伪。专家建议，如果要参与艺术品收藏，藏家最好先做好相关的知识储备。
砥柱铭：由疑伪到存疑[2]
传为黄庭坚所书的《砥柱铭》拍出4亿多元的天价，成为最近的一个社会热点，傅申先生的文章《从迟疑到肯定──黄庭坚书〈砥柱铭卷〉研究》成为这次拍卖的一锤重音。
傅申先生文章中说从三十多年前研究黄庭坚起，对《砥柱铭》的真伪不能遽断而存疑，此疑一直延续到今年初。文中提到黄君和我的观点，黄君在《山谷书法钩沉录》中，疑是临本，我在《中国书法家全集·黄庭坚》一书中的观点是疑为伪作。傅申先生经过仔细研究，反复思考，最后肯定此卷为黄庭坚书风转换时期的真迹。
我对此事一直没有关注，直到七月十三日《北京日报》社的记者电话采访我关于砥柱铭的事情，说围绕砥柱铭的真伪有争议，别人写了不少的文章。可惜这些文章我一概没有看到，只能就记者提出的几个问题简单谈了我自己的看法。采访时间有限，几句话也难以说清楚。好在别人为我找到了傅申先生的文章，看后受到启发，有些想法谈一谈。
我研究黄庭坚是在1998年年底，为撰写硕士论文。论文的题目最后定为《黄庭坚书风的嬗变与苏轼之关系》。1999年年底接到河北教育出版社《中国书法家全集·黄庭坚》卷的约稿，在我的硕士论文基础上稍加修改，于2000年交稿，2004年3月出版。
2000年年初交稿后，我有意躲避着黄庭坚，一直到今天。为什么躲避他呢？因为我在研究过程中，不得不仔细观察我所能看到的黄庭坚的书法作品，结果在创作中不自觉地带上了黄字的习气，难以摆脱，大概两三年之后，这习气才逐步摆脱掉。所以再也不敢碰黄庭坚了，一直到今天。因为一直没再研究，下面所谈也大致还是原来的意见，浅陋不可避免。
《砥柱铭》，我一直没有看到原作，当时的研究都是依据所能看到的印刷品。当时对砥柱铭的看法是怀疑为伪作的。
定《砥柱铭》为黄庭坚真迹的学者， 把《砥柱铭》的纪年定为建中靖国元年(1101年)，这是我当时疑为伪作的主要原因。因为《砥柱铭》与同一时期的作品在笔法、笔力上相去甚远。
从总体上看，砥柱铭的结字与章法，可以说是带有黄庭坚作品的典型特征。但最大的问题是笔法，黄庭坚代表作用笔擒纵自如，如锥画沙、折钗股，线条老辣生涩，立体感、穿透力极强。而砥柱铭笔法脆弱稚嫩，线条扁平，无立体感。如果说黄庭坚代表作的线条如同弯曲的钢筋，砥柱铭的线条就像是木头片。砥柱铭如同一位刚刚出道扮演伟人的特型电影演员，在外貌、装扮上很像，但在神采、气质上相去甚远。如果在神采气质上类似而外貌上有些差异，还不太容易引起怀疑，而外在形式上很像但神采不像，最容易引起怀疑和争议。傅申先生若干年前的怀疑与我类似：砥柱铭“在用笔速度比其他行楷都要快速，出锋尤为爽利迅疾，多纵而少擒，绝无代表性的战颤波折，线质偏于扁薄。”
至于其它因素，如有的字形庸俗，有错字等，都是枝节性的问题。
近些年虽然没有继续研究黄庭坚，但对于汉唐之间的书法，可以说未尝一日不挂在心上，尤其是在汉代隶书、钟、张、二王、颜真卿、张旭、怀素等大家上颇花了些功夫。这些收获对于理解黄庭坚和《砥柱铭》还是很有些帮助的。
譬如，就历史上这些大家来说，我以前往往过分注重他们的代表作，并以代表作为“标准器”来衡量其它的作品，这样容易出现一些问题。
一是对于超一流的大家，如钟、张、二王、颜真卿，比较容易看到其统一性的一面，看到其作品中同的一面，而忽略他们创作上的丰富性和差异性的一面。这些巨匠，其创作时的创造力、想象力往往远远超出我们一般人的理解，他们可以在保持风格统一性的基础上，随时根据文辞、情境等各种不同的因素而随机做出调整，正如孙过庭评王羲之所说“写《乐毅》则情多怫郁，书《画赞》则意涉瑰奇，《黄庭经》则怡怿虚无，《太师箴》又纵横争折。暨乎兰亭兴集，思逸神超；私门诫誓，情拘志惨。”再如颜真卿，在他六十多岁创造力鼎盛时期，同一年所书的几种碑，面目差别极大。
二是对一些象张旭、怀素、宋四家这样的大家，容易产生片面性，容易根据他们的代表作，拔高他们的平均水平。尤其是对他们在早期和晚期、高潮期和低潮期的作品，容易产生误解和争议。譬如怀素，如果以《苦笋》为代表作，作于晚年的《草书千字文》则过于颓唐，《论书帖》则过于平庸；如果以张旭的《郎官石柱记》作为楷书的代表，则1992年出土的后《郎官石柱记》一年所作的《严仁墓志》，如果没有张旭的题款，又有谁能相信是与《郎官石柱记》同一人所写？柳公权的《回元观钟楼铭》仅仅比《玄秘塔》早了五年，可是其差距却是一般书家与大家的差别；苏轼的《黄州寒食诗帖》则属于超水平发挥，远远高于同一时期的作品。
黄庭坚的草书，也有这样一个发展过程。《廉颇蔺相如列传》，书于绍圣二年(1095)左右，属于他学习探索期的作品，用笔稚嫩，风格妩媚，与黄庭坚后期成熟的作品，相去甚远。《刘禹锡竹枝词》大致书于绍圣后期至元符年间，显示了黄庭坚出众的熔铸能力，把旭、素、颜、杨融为一炉，沉雄的笔力，曲铁般的线条，醒目的点法，尤其在用笔的顿挫与线条的穿插上，个性特点已比较明显，但与后面老辣生涩的行书跋尾相比，还是显得平和而中庸。《诸上座帖》书于元符三年(1100)左右，《李白忆旧游诗卷》书于崇宁三年(1104)左右，都是他晚年的作品，就其作品的水平来看，无疑是黄庭坚草书的代表作，在自如的使转中处处强调提按顿挫，线条老辣生涩，章法上打破传统大草―泻直下的流动感，当连反断、实断似连，在时间感上形成一种阻断的涩势，与通常草书强调直觉、感性、速度相比，黄庭坚那令人不寒而栗的冷酷理性，远远超出西方现代派的冷抽象绘画。
黄庭坚草书的发展脉络，与他的行楷书应当是是一致的。如果把《砥柱铭》放入这个发展脉络中，傅申先生的观点是有道理的：“《砥柱铭》所表现的是一个青壮时期的黄庭坚书风”，决非晚年的风格。如果是真迹的话，也只能定为为黄庭坚书风转变时期的作品，方能解释《砥柱铭》与其它作品之间的差距。拿草书来比较，大致相当于写《廉颇蔺相如列传》的时期。
那会不会是后人的临作或伪作呢？从宋代之后的书家水平来看，不太可能。黄庭坚的字，与唐人比起来瘦硬、生涩、干枯，缺少丰满正大的气象。但比其元明清的大家们，则又是似枯而实腴了。《砥柱铭》的英俊、爽利、洒脱，远非后世的大家所能比，赵孟頫表面上丰腴妩媚，但骨子里却干枯，文徵明更甚，董其昌则太淡。《砥柱铭》恐怕只能是宋代的作品。
那砥柱铭是不是一定是黄庭坚的原作呢？
我只能说还拿不准，一是因为我看到的只是印刷品，没有看到墨迹。二是这些年没有再对黄庭坚进行深入研究，仅凭以前印刷品的印象，无法做出判断。
前天与师兄杜萌若讨论书法，我们觉得对书法史上的两件作品还拿不准，一是传为颜真卿的《自书告身》，一是传为黄庭坚的《砥柱铭》。讨论半天，时代似乎没有什么问题，如果不是他们所作，那会是谁呢？谁有那么的大的能耐能写出这样的作品？伪作的可能性似乎不大。但定为原作又很迟疑，不像其它作品那样有把握。
在《北京日报》的采访中，我比较随意地谈到了当年我研究黄庭坚时，对于他和苏轼之间的一些对话，甚是费解，感到象是听“黑话”。有朋友不能理解，在这里再解释一下。
苏、黄、米、蔡宋四家中，谁的水平高些，谁的低些，为什么是苏、黄、米、蔡这个排法？历史上有些争论，譬如蔡是蔡襄还是蔡京？如果是蔡襄，年代明明在苏轼前头，为什么排到最后？周汝昌先生从声调平仄上提出了他的看法。我个人的看法是，从书法综合能力上来判断，这个排法完全是按水平高低排的座次。蔡当然是蔡襄，蔡京比蔡襄当然是差远了。四家中，蔡襄比起苏、黄、米，实力还是有些悬殊。苏、黄、米三家，单从技术上讲，表面上米芾似乎更令人眼花缭乱一些，但从气韵上讲，或者说从对书法本质的理解上，则米与苏黄又不在一个层次上，苏黄的思想深度与艺术想象力远远高于米。黄的理解力当然很高，天赋也不差，但与苏轼比，天赋上稍逊一筹。苏黄之间关于书法的对话，对于米芾来讲，有一些是难以理解的，这样的对话仅仅限于苏黄二人之间，所以私下里我把他们二人之间的这些对话称为“黑话”。这样的“黑话”实际上是高山流水式的对话，是大音希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