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快乐总值
基本简介国家之间进行比较可能不是以它们生产的货物或提供的服务为依据，而是考虑其国民快乐程度。由普林斯顿大学心理学家、2002年诺贝尔经济奖得主丹尼尔·卡内曼领导的研究小组进行这项研究的前提是，金钱和健康不一定是幸福生活的基础。卡内曼说：“对健康或财富的衡量不能全面地体现整个社会或某个人群的状况。”
有关快乐的衡量，以二○○六年的两份报告，英国社会心理学家怀特(Adrian White)的“世界快乐地图”和英国独立智库“新经济基金会”(NEF)的“快乐地球指数”，令人印象最为深刻。这两份同样评量世界178个经济体“快乐”指数的研究结果，可谓南辕北辙。前者由北欧的丹麦拔得头筹；后者则由位于太平洋西南的小岛国瓦努阿图，获得第一。其中的差别，主要在于NFF把能源消耗列为主要项目，低度开发国家自然都跑到前面。
迄今世界只有不丹把“快乐”正式列为政策重心。这个位于喜马拉雅山上的小国自创了一种快乐指数─“国家快乐总值”(Gross National Happiness)，把文化承传、环保力度、自给程度、人性发展，都列为政府施政标准。不丹的经济排名世界倒数，但从一九八四到一九九八年，国民寿命平均延长十九年，主因在于国民快乐指数急升。当人们的需要已超过车子、房子、电视冰箱和其它物质索求时，许多个人开始思考这个问题。然而，把快乐列为施政目标的政府，却是如此稀少。
科学研究简介国民快乐总值 国民快乐总值是通过一种名为“工作日再现法”的新技术计算出来的。这种计算方法让人们通过写简短的日记来回忆前一个工作日的情况。他们要像过电影一样回忆前一个工作日的细节，然后就他们在每一件事情或活动中的感受回答一系列问题。接着他们为每项活动的享受程度作出一至六分的评分，总分除以每项活动花费的小时数就是这一天的“快乐分数”。研究这项研究由美国三所大学的经济学家和心理学家联手进行，现在还处在初级阶段，不过他们已经对909名美国职业妇女进行了试验性测试。他们研究了这些职业妇女对28种活动的感受，发现她们最享受的是性爱、和朋友一起休闲放松以及和同事共进午餐，其次是一个人看电视、和配偶一起逛街购物以及单独做饭。发现国民快乐总值-研究发现
研究人员发现乘坐公共交通工具上下班、做家务以及与老板接触过多是她们最不享受的。让人吃惊的是，带孩子也是这些职业妇女最不喜欢的活动之一，尽管人们通常都说孩子是她们生活快乐的最大源泉。
密歇根大学的心理学家诺伯特·施瓦茨教授是美国《科学》周刊上刊登的一份研究报告的作者之一。他解释了这种矛盾的由来。他说：“当人们被问到他们有多么享受和孩子一起的时光时，他们想到的全是美好地回忆他们想干点自己的事可是孩子却把时间都占了的时候，给孩子讲故事或者带孩子去动物园。他们没有想起其他时候。”
“当我们抽样调查父母和孩子在一起的所有时间时，我们发现那比父母预期的快乐程度要小。如果说你通常都不享受和孩子在一起的时间，这听起来很可怕，不过承认昨晚跟孩子在一起时很辛苦是可以为人们所接受的。”
成果分析睡眠睡眠质量对生活享受程度有着很大的影响。一般来说，睡得不好的女性对生活的享受程度就如同一般人对乘坐交通工具的享受程度一样少。相比之下，那些通常睡得很好的人对生活就像大多数对看电视一样享受。时间很紧的工作的最后期限也是让女性感到沮丧的一个很重要的因素。 不过一般生活情况（譬如说财富、工作稳定与否，或是否单身）对她们的快乐影响程度相对较小。只要她们不是在贫困线上挣扎，收入对快乐程度的影响很小。
施瓦茨说，把日子分解开来看一天中每一件事带来的享受或痛苦程度，人们可以知道他们能通过多做或少做点什么来获得快乐。“如果你想改善你的幸福状况，一定要明智地分配你的时间。考虑如何分配时间也许是改善一个人生活的最有效方法。”施瓦茨说：“譬如说，我们发现很多人每天都要花好多时间乘坐公共交通工具上下班，让人很郁闷。而收入对每天感觉好坏几乎没有什么影响。自己安排好时间，多睡点觉比为了加薪拼命工作可能要感觉快乐得多。” 不幸的是，说比做要简单。当研究人员调查人们花在各种事情上的时间时，他们发现人们每天醒着的时间大部分都花在了自己最不喜欢干的事情上，包括工作、做家务和乘坐公共交通工具上下班。结论美国国家卫生研究院下属的国家老龄问题研究所副主任理查德·苏兹曼说：“国民快乐程度是对国民生产总值的一种补充，它是一种革命性的新理念。” “国民快乐程度，与国民生产总值类似，能让我们更好地了解政策及社会潮流趋势的改变如何影响生活质量。”
法国调查萨科奇推销国民快乐总值 法国总统萨科奇最近“突发奇想”，建议统计国民快乐指数，并把这个指数与GDP一同作为评估经济成长依据。把快乐列为施政目标的政府，是如此稀少。实际上，迄今世界只有不丹把“快乐”正式列为政策重心。这个位于喜马拉雅山上的小国自创了国家快乐总值。
法国总统萨科奇最近“突发奇想”宣称，单以“国内生产总值”(GDP)为指标不足以评估一个国家的经济成长。他建议一项新的计算方法，把国民福祉、假期长短、教育、健康和环境保护等算计在内，统计出一项国民“快乐指数”，并把这个国民快乐指数与国内生产总值，一同作为评估一个国家的经济成长依据。
英国人喜欢嘲弄萨科奇是个“神经兮兮的小领袖”。然而，萨科奇对这项计划却非常认真。不但聘请了两位诺贝尔经济学家，美国的史丁格利特兹(Joseph Stiglitz)和印度的森恩(Amartya Sen)负责领导研究如何评估这项新指数，同时表示，法国国家统计局今后将把快乐指数列入官方统计中。
萨科奇还誓言，他将在国际间倡议这项观念，敦促国际组织，例如总部位于巴黎的经济合作发展组织(OECD)在评估一个国家成长时，把国民的快乐指数与国民的生产总值并列计算。 仔细观看法国政府衡量个人福祉和快乐的几个因素，包括工作与生活平衡度、交通堵塞程度、情绪(花费多少时间感受悲伤与快乐)、家庭日常琐事(是否有足够时间照顾孩子、打扫和DIY)、资源回收、满足感(生活中有的是短暂的满意或长期的满足)、安全感、性别平等、纳税(纳税人是否觉得把钱缴纳给政府是值得的)、人际关系(是否有时间与亲友经常聚会)等，都是我们非常熟悉，但在生活中，却又经常觉得力不从心的事。
萨科奇是个政治人物，他的建议和主张，难免令人想到是否有其它政治利益考虑在内。事实上，倡议经济成长也应衡量国民快乐指数前，他才主张目前周末关闭的法国商店，应该开放营业，这跟他快乐福祉衡量表的第一条，工作与生活平衡便自相矛盾。但法国总统至少敢提出这个主张，英国政客就没这种胆量。二年前，保守党党魁卡麦隆曾表态表示，要把英国建立成为一个更绿化快乐的国度，可惜，他才提出这个想法，就遭舆论炮轰“唱高调”，卡麦隆只好把话吞回去。自此，英国没有政治人物或政党敢再提倡快乐比经济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