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传璋
吴传璋[1]，大连理工大学教授。1920年出生于四川省乐志县。
吴传璋出生时，父亲是道台。民国初年，吴传璋的父亲做了国会议员（省长），家里经常有官员拜访做客。四川军阀林习厚、就是父亲的挚交。吴佩孚也是父亲的好友。后来，她的父亲因拒绝为日本人做事，家境开始败落。
1937年报考了辅仁大学，因学费昂贵，用同学玉茹的嫁妆钱交了学费。赵老师为她买了教材，并介绍她去北方中学一边教历史一边读书。
大学三年级的时候，日军占领了北平。吴传璋和同学们一道去了西安。一路上，她们冒着危险闯过了汪精卫部队和日军的一道道封锁线，后来她们一边投身救亡工作，一边转入国立西安大学续读，两年后毕业。1948年，吴传璋已于同窗赵德章先生结婚并随着丈夫去了台湾。在老师的介绍下，她们夫妇在台南文化中心、台南1中教书。随着三大战役落下帷幕，许多国民党官兵纷纷逃往台湾。台湾当局发生了动乱，台湾的安全出现了危机。他们夫妇还被怀疑是共产党指派来的嫌犯。此刻的吴传璋认为，共产党是了不起的。打败了精良装备的日军和国民党部队，解放了的百姓定是有好日子过了。总之她认定了共产党好这个理，一心一意舍弃一切，在别人一窝蜂地涌向台湾的时候，他们一家三口却毅然决然地踏上了空空荡荡的回程船。因为这段台湾任教的历史，给吴传璋后来的岁月里留下了深深磨难和伤害，吴传璋几乎大半生受尽磨难不得安宁，屡屡成为运动的靶子。
从台湾回来后，吴传璋与丈夫到了浙江同庐县中学继续教书。在铁路刚一通车时，他们就又回到了北京。1949年7月，旅大市第一批教师招聘团到北京招聘时，吴传璋到旅大师范学校任教。她的业务水平和教学风格颇受校领导及学生们的赞赏和喜爱。连续几年她都被评为市先进教师。
吴传璋满怀激情和爱心的教学，使她在教学教研上成了尖子教师。35岁的吴传璋在随后开办的“工农速成”教育的教师选拔中，被调到了旅大工农速成中学。速成中学的学生都是些“根红苗正”的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共青团员，都是工农战线上的楷模。三年，她带出的学生不仅红、而且专。吴传璋告诉她的学生们，学知识来不得半点虚假，社会主义等着你们去建设呢。
肃反运动把吴传璋这个“反革命”、“台湾特务”揪了出来，操家批斗；在反右斗争中吴传璋又被戴上了右派的帽子；文化大革命让吴传璋受尽折磨，“喷气式”一斗就是几年，瘦弱的吴传璋被造反派一个嘴巴就能打得撞到墙上。身心伤痕累累的她，得了多发性神经炎，导致运动神经瘫痪。
在那些日黑色的子里，是丈夫无微不至的关爱，支持着她快要坍塌的心灵。丈夫每天小心翼翼地背着她去医院，一天一天给她按摩喂药。
1970年，吴传璋被遣送到乡下劳动改造。一去就是八年。严重的神经炎使她的运动神经麻木不仁。原本生性活泼，思维活跃的她只能呆在炕上。她每天从窗户看乡下的世界。她把日头一个个送进山后。她把大山看黄了又看绿了。热情的农民很愿意和这个城里来的有大学问的她说话，吴传璋也认真地招呼和每一个前来看望她的乡亲。小到居家过日子，大到就某个问题答疑解惑，排忧解难。于是，吴传璋的家成了大家放工后经常小聚的地方。吴传璋很感激乡亲们没有歧视她，没拿她当外人。这让饱受右派之苦的吴教授很是感慨。是农民质朴的情感和善良的温暖支撑了她灰色的心灵，是乡下宽松的生活氛围抚慰了她那颗伤痛的心。冬去春来，花开花落。吴传璋的小院子里终于有了她拄着拐杖蹒跚的身影……她的病情有了好转，她的神经开始有了知觉。
吴传璋重新回到讲台是1979年。
落实党的政策，58岁的吴传璋回到了大连。刚回来的吴传璋，正赶上大连理工大学引进了几十位外教为大企业管理者培训，为方便了解沟通，急需一位英汉语双优的高素质的教授给外教上课。学校领导选中了吴传璋。凭她几十年的教学经验，凭她教学的能力和水平，凭她对教育事业的虔诚和执着，此次给外教上课非她莫属。吴传璋毕竟患过神经炎，医生的“不再有工作能力了”的宣判对她有着刻骨铭心的记忆。她的不服输的倔劲又来了，她把那个该死的诊断连同那个该死的结论撕得粉碎。她要和病魔再赌一次。她将所有能利用上的机会都利用上了，拄着拐杖不论走着、站着都手不离书，甚至连上厕所她都背单词。她要争分夺秒，她要把这些年被耽误的时间夺回来。于是，为再次登台讲课，为再次实现她的人生价值，她付出了常人难以想象的艰难和毅力。吴传璋终于战胜了病魔，她昂扬地站在了讲台上！
吴传璋用她厚实的底蕴和渊博的学识，加上宽容真诚的人格魅力，博得了众专家、外教的连连赞誉。吴传璋知道，她代表的是大连的优秀教育者的形象，代表的是中国优秀教育者的素质，她的言行和所传授的知识决不能含糊。要精确，精确到一丝不苟。不论外教提出什么问题，她都能够聪慧地用流利的英语给予最完美的解答。
一次，在市政府的招待会上，外国专家指着大厅的一幅古诗词问吴教授什么意思，被专家们围在中央的吴传璋，微笑着，先是用中文抑扬顿挫地朗诵，再用英文朗诵，又逐句逐段地讲解、甚至还将作者以及作者写作的背景和作者家乡盛产什么都恰倒好处地加以说明了。如此高水平的中国教授的诠释，报了个满厅喝彩。还有一次，一位德国专家在课堂上问：你们最敬爱的毛主席的夫人就是“四人帮”，你们怎么看？你们知识分子受了那么多苦难，你们怎么看……吴传璋像一个优秀的外交家一样地回答他：“你的问题提的很好，你们德国不是也出了希特勒，法西斯吗，但不失日尔曼民族是优秀的民族。“四人帮”也不能影响中华民族是一个伟大的民族。就像你们一样”。这不卑不亢，不失国格、人格的回答，让中国知识分子的尊严，中国人的尊严，中国的尊严巍然屹立。后来吴传璋教授到教育学院做报告时说：即使我们受了很多委屈，也要知道亲疏有别，内外有别。我们自己家的苦不能告诉外人。我们是中国人，我们是中国的教育者！
吴传璋教授不仅在外人面前将委屈藏起来，她对“家人”的宽容善良、豁达洒脱的人格魅力，更是令人敬佩的。在文化大革命后期查“三种人”时，她知道打她的人还在，她知道往死里折磨她的人还在，但是，她什么都没有说。她说怨怨相报何时了啊，她说他们现在都知道了我是个好人就可以了。她说其实他们内心的自我谴责已经惩罚了他们，这就可以了。她说自己曾经因此影响了健康，不想别人再继续了。
1984年，她患上了皮肤癌，先后四次手术，坚强的吴传璋教授依旧微笑着看日出日落。
从24岁当老师算起，吴传璋的学生已经记不清也数不清了。她的学生不管是美国华人作家、还是人民大学教授，不管是航天部高级工程师、还是新华社高级翻译，都没有忘了她。那年，她的学生——美国CCNT大学终身教授王以炽回上海交大讲学，当得知吴传璋老师在大连理工大学时，激动得马上拨通了吴老师的电话。后来王以炽还特意两次来大连看望他的吴老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