赞襄政务王大臣
清咸丰十一年七月（1861年8月），咸丰帝病死于热河避暑山庄行宫（在今河北省承德市），遗诏御前八位大臣：“辅弼皇太子载淳为帝，总摄朝政。”这八个人就被称作赞襄政务大臣，又称：顾命八大臣。
成员载垣载垣（？－1861年），姓爱新觉罗，是怡亲王胤祥的五世孙，道光五年继承怡亲王爵
位。曾任御前大臣行走。咸丰年间，历任左宗正、宗令、领侍卫大臣等官职。咸丰十年，会同兵部尚书穆荫到通州替代桂良，与英国、法国议和，谈判破裂，拘禁巴夏礼等英法议和使团39人。英法联军进逼北京，载垣跟随咸丰帝逃往热河。咸丰十一年，咸丰帝病死，他与端华、肃顺等八人受顾命为赞襄政务大臣。“辛酉政变”后，载垣在北平被捕，赐白绢自尽。端华端华，(？－1861年)，姓爱新觉罗，镶蓝旗人，大清开国功臣努尔哈赤的同母弟舒尔哈齐（也译作舒尔哈赤或速尔哈齐，1564年－1611年）的第四子、郑亲王济尔哈朗的七世孙，乌尔恭阿的第三子，同治顾命八大臣之一，辛酉政变中赐自尽，爵位被革。肃顺肃顺，（1816年－1861年），清朝重臣。字雨亭，镶蓝旗人，郑亲王乌尔恭阿的第六子，庶出，母亲是回族人，他的同父异母哥哥端华继承郑亲王爵位。同治帝顾命八大臣之一。“辛酉政变”中被斩首于菜市口。景寿景寿（1829年－1889年），姓富察氏，满洲镶黄旗人。一等公、工部尚书博启图的儿
子。道光二十四年赐头品顶戴，在上书房读书，道光二十五年迎娶道光帝第六女寿恩固伦公主为妻，后继承一等诚嘉毅勇公的封爵。咸丰五年七月授官“蒙古都统”，六年正月授官“御前大臣”，赐用紫缰，不久升为“领侍卫内大臣”。同治帝顾命八大臣之一。“辛酉政变”后被罢官，但是仍然保留公爵及额驸品级。同治元年二月重新出任蒙古都统，三月重新授予御前大臣的官职。同治三年七月重新赐紫缰，十月重新被授予领侍卫内大臣的官职，十三年十二月任命他管理神机营的事务。光绪十五年六月去世，谥号端勤。是顾命八大臣中下场最好的一个。穆荫穆荫（?－1864年），姓托和络氏，字清轩，满洲正白旗人。咸丰元年，命以五品京堂候补，在军机大臣上学习行走。1860年，英法联军占领天津，兵部尚书穆荫与怡亲王载垣授命为钦差大臣，赴通州与英法联军和谈。谈判失败，清政府扣押英法谈判代表巴夏礼等三十九人，导致英法联军进逼北京。穆荫钦差大臣职务被撤，与咸丰逃往热河，躲进避暑山庄。1861年，咸丰死，与肃顺等授命为辅政大臣。同年，慈禧与恭亲王奕䜣发动“辛酉政变”，八大臣被撤职，肃顺、载垣、端华伏法，穆荫以“在军机大臣上行走最久，班次在前，情节尤重”的罪名被撤职流放。后被赦免，同治三年，在家中去世。匡源匡源(1815年－1881年)，字本如，号鹤泉，胶州人。道光进士，历任皇子奕詝讲经老师，兵部右侍郎，吏部左侍郎代理礼部尚书，军机大臣，赐紫禁城骑马，赞襄政务大臣。辛酉政变后被罢官。杜翰杜翰（1806年－1866年）， 字鸿举，号继园，山东滨县（今滨城区）人，皇帝老师杜受田的长子。道光二十四年进士，被选为庶吉士，授官翰林院检讨。咸丰三年，升迁为工部侍郎，在军机大臣上行走，办理京城巡防事宜，颇受皇帝信赖。同治顾命八大臣之一，辛酉政变后，杜翰被革职，发配新疆，后来被赦免，从此闭门不出。死于同治五年。焦祐瀛焦祐瀛，(?－?)，字桂樵，天津人。咸丰朝历任内阁中书，军机章京，光禄寺少卿，军机大臣上学习行走，太仆寺卿。咸丰皇帝的诏书，多为其草拟。辛酉政变后，被免职。
当时朝廷政治势力的划分当时，朝廷的主要政治势力，可以分为三股：
第一，朝臣势力。其集中代表是顾命“赞襄政务”八大臣——载垣、端华、景寿、肃顺、穆荫、匡源、杜翰、焦佑瀛。
上述咸丰临终顾命、赞襄政务的八位大臣中，主要为两部分人：载垣、端华、肃顺、景寿四人为宗室贵族、军功贵族；穆荫、匡源、杜翰、焦佑瀛四人为军机大臣。当时军机大臣共有五人，其中文祥兼户部左侍郎（尚书为肃顺兼），因上言力阻“北狩”而被留在北京，是军机大臣中惟一被排除在赞襄政务大臣之外者。
第二，帝胤势力。咸丰死时，道光九个儿子中健在的还有五阿哥敦亲王奕、六阿哥恭亲王奕、七阿哥醇郡王奕、八阿哥钟郡王奕、九阿哥孚郡王奕等。在咸丰死时恭亲王奕30岁、醇郡王奕20岁，都年富力强。大敌当前，咸丰皇帝和军机大臣、御前大臣、内务府大臣等，多逃到避暑山庄，几乎没有一个人身临前线。恭亲王奕、醇郡王奕都是空有爵位的闲散亲王、郡王，既不是大学士，也不是军机大臣，更不是御前大臣，却要挺身在第一线，处理那么一个乱摊子。奕等本来就对咸丰登上皇位心怀不满，且被免掉军机大臣、宗人府宗令、八旗都统，要往承德奔丧又遭到拒绝，特别是他作为咸丰皇帝的血亲而未列入“御赏”、“同道堂”章顾命大臣，于情于理，都不妥当。旧怨新恨，汇聚一起。况且，恭亲王奕不是孤立的一个人，他同诸位兄弟——没有官职的醇郡王奕等联合起来，同帝后势力联合起来，同朝中顾命大臣以外的势力联合起来，成为朝中一股强大的政治势力。
第三，帝后势力。就是6岁的同治皇帝和两宫太后——东太后慈安和西太后慈禧。他们虽是孤儿寡母，在帝制时代却是皇权的核心。咸丰在临终之前，特制“御赏”、“同道堂”两颗印章，作为日后颁布诏谕的符信。就是说，奏折“经赞襄大臣拟旨缮进，俟皇太后、皇上阅后，上用‘御赏’下用‘同道堂’二印，以为凭信”。这两颗印章，“御赏”之章，为印起；“同道堂”之章，为印讫（结束）。将“御赏”章，交皇后钮祜禄氏收掌；而将“同道堂”章交皇太子载淳收掌，因载淳年幼，“同道堂”章实际上是由其生母懿贵妃掌管。咸丰的旨意是在他死后，由皇后钮祜禄氏、懿贵妃叶赫那拉氏与八大臣联合执政，避免出现八大臣专权的局面，也避免出现皇后钮祜禄氏与懿贵妃叶赫那拉氏专权的局面。皇后钮祜禄氏与懿贵妃叶赫那拉氏的实权在八大臣之上，因为她们均有对于八大臣所决策军政大事不予盖章的大公主（恭亲王长女）、大阿哥（同治帝）《荷亭晚钓图》否决权。显然，如果皇后钮祜禄氏与懿贵妃叶赫那拉氏不加盖“御赏”和“同道堂”这两颗起、讫之章，那么八位赞襄政务大臣是发不出“诏书”和“谕旨”的，赞襄政务八大臣之议决均不能生效。相反，由内臣拟旨而不经过顾命八大臣同意，加盖“御赏”与“同道堂”两章即能生效。因此，帝后势力是朝廷中最为重要的政治势力。在对待顾命大臣的态度上，帝后一方同帝胤一方的利益是共同的，他们联合起来共同对付顾命八大臣。在朝臣、帝胤、帝后三个政治集团的政治力量对比上，显然帝胤势力与帝后势力占有优势。
赞襄政务八位大臣的共同特点是：满洲贵族（宗室贵族、军功贵族、八旗贵族）与军机大臣结合。从表面上看，这是一个权力平衡的结构，其实不然。因为咸丰没有把帝胤贵族的势力纳入到“赞襄政务”的权力系统内。比如说，用恭亲王奕“摄政”、或“议政”、或“辅政”、或“赞襄”，后来情况会不一样。当时奕30岁、慈禧27岁，咸丰可能吸取了睿亲王多尔衮摄政引起叔嫂、叔侄矛盾的教训。从后来慈禧一度重用奕来看，这种结合是难以避免的。如果单从人数看，“赞襄政务”大臣八人；两宫太后+同治+帝胤贵族的奕、奕才五个人，且帝、后为孤儿寡母。然而，两宫太后+同治+帝胤贵族奕、奕、奕、奕、奕等，却代表两个强大政治集团、两股强大政治势力。因此，咸丰“赞襄政务”八大臣的安排，犯下一个致命的错误，就是没有将朝廷三股政治势力加以平衡，特别是咸丰对慈禧与奕两人的政治潜能、对权力失衡形成的政治危局，认识不够，估计不足。其结果是：帝后势力同帝胤势力结合，发动宫廷政变即“辛酉政变”，摧毁了“赞襄政务”八大臣集团，代之以慈禧太后与恭亲王奕联合主政，继而出现慈禧太后专权的局面。这是咸丰生前根本没有预料到的。赞襄政务八大臣在“辛酉政变”中，政治力量对比不占优势，其失败根本原因就在这里。
咸丰皇帝临终前没能正确平衡主要政治力量之间的关系，导致辛酉政变的发生，从而出现皇太后“垂帘听政”的局面，影响中国历史近50年！这就铸成了咸丰皇帝的第三个大错！
辛酉政变9月5日奕䜣以奔丧为名赶赴热河，与慈禧秘密勾结，谋划政变。
9月14日奏请皇太后垂帘听政，并派近支亲王辅政。被八大臣以我朝“向无皇太后垂帘听政之礼”驳回。奕䜣在北京争取到了外国势力的支持，拉拢大学士桂良、贾桢、周祖培、户部尚书沈兆霖、刑部尚书赵光，并得到在京畿握有重兵的钦差大臣兵部侍郎胜保和科尔沁亲王僧格林沁的支持
10月26日，咸丰的灵柩从承德起运回京，慈禧暗使诡计，故意让肃顺护送灵柩后行，自己与慈安和载淳先期到达北京，随即召见奕䜣安排政变事宜。
11月2日逮捕载垣、端华，派醇亲王奕譞抓获尚在密云的肃顺。
11月3日，命奕䜣为议政王，在军机处行走，并以桂良等五人为军机大臣。
11月8日，诏赐载垣、端华自尽，肃顺斩首；其余五人褫职，穆荫戍军台效力，景寿保留公爵并额驸品级。
11月11日，太子载淳正式即皇帝位，废除八大臣所拟年号“祺祥”，改明年为“同治”元年。慈禧和奕䜣实质掌握了清中央统治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