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欢诗
作品信息【名称】《合欢诗》
【年代】东晋
【作者】杨方
【体裁】五言诗
作品原文合欢诗
虎啸谷风起，龙跃景云浮。
同声好相应，同气自相求。
我情与子亲，譬如影追躯。
食共并根穗，饮共连理杯。
衣用双丝绢，寝共无缝绸。
居愿接膝坐，行愿携手趋。
子静我不动，子游我无留。
齐彼同心鸟，譬此比目鱼。
情至断金石，胶漆未为牢。
但愿长无别，合形作一躯。
生为并身物，死为同棺灰。
秦氏自言至，我情不可俦！[1]
作品鉴赏比起“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的浪漫，大多的人们似乎更欣赏“在天愿做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的那一种圆满。尤其是新婚之妇，谁都希望与夫君长相厮守，效鸳鸯、蝴蝶的双宿双飞，博得个地久天长。晋代诗人杨方的《合欢诗》（此为其一），正借一位新妇口吻，抒写了对这种“合欢”生活热烈美好的憧憬。
诗之开笔以“虎啸”风起、“龙跃”云从起兴，一下将人们带入了夫唱妇随、同声相应的美好境界。读者完全可以想像：此刻步履款款从诗中走来的，该是一位对幸福生活怀有多少热望的女子。那思情的缠绵热烈，似乎是独自倚栏的痴痴自语；羞涩凝情，又恰似与夫君正脉脉相对。在诉说满腹的心愿时，女主人公开初似还有一种欲言还止的腼腆之态，话语也因此半蕴半露：“我情与子亲，譬如影追躯”。以影之随身，诉说与夫君永不分离之情，思致新颖而吐语婉转。随着情感之逐渐激荡，女主人公的思绪便连翩而飞，措语也更为奇妙、大胆：别人与夫君相伴，无非是求得影之随躯的不离而已。我却远不止此——我不仅要和你同饮、同食，而且要和你共餐那同根的穗谷，共斟那连理木制的双杯！所有的衣服，我都要用双丝织成的绢料去做；所有的被面，我都要用绸缎制得一无缝迹！只有这样，我们的心才像并根穗一样紧紧相聚，才像连理木一样枝干相依，而且能情同“双丝”、天衣“无缝”。
饭食之以“并根”穗谷煮成，衣料之以“双丝”绢帛裁出，纵然不易，也多少还能办到。至于同干共枝的连理木，则已是世间难觅的奇树；制被而要求“无缝”，再高明的女工恐怕也难以措手。诗的女主人公，偏偏以此为愿，可见她与夫君的“合欢”之愿，一旦激荡起来，竟是无比深挚和执着。
但诗人的奇思，更远远飞翔在这些妙喻之上。他给这位痴情的女子，简直带来了不可穷尽的热切心愿：“居愿接膝坐，行愿携手趋。子静我不动，子游我无留”——坐、行、居、游，全都要与夫君在一起，那就什么事也别想干成：这心愿似乎有些无理；“齐彼同心鸟，譬此比目鱼。情至断金石，胶漆未为牢”——这才是“无理”之愿中，所含蕴着的真实情意。物之坚牢，没有什么能胜过金石、胶漆的。但在女主人公心中，那与夫君的恋情之坚贞，却可利断金石、固逾胶漆！层层铺排的比喻，正这样向读者掬示了，一颗何其真挚、厚重的热烈爱心。
当全诗渐趋收尾之际，诗人笔下的女主人公，再也按抑不住内心的激动，终于化作了指日为誓式的呼喊：“但愿长无别，合形作一躯。生为并身物，死为同棺灰！”读过《诗经·大车》的人们，都不会忘记它“榖（生）则异室，死则同穴。谓予不信，有如曒日”的结句——那蓬勃如火的坚贞之爱，已够震撼读者身心的了，但她毕竟还承认了生而“异室”、死不同“棺”的事实。诗的女主人公，却连这一点也不能容忍，而立誓要在生前便与夫君合躯“并身”，死去更要化为“同棺”之灰！世间不可能有比这种魂牵梦萦、生死相依的爱更炽烈的。读罢全诗，人们不能不为女主人公这“合欢”之愿无可比拟的深切所打动。
不过细细想来，此诗既题为“合欢诗”，自然有“合”才会有“欢”。但综观全诗，女主人公的种种奇思，是没有几个可以实现的。诗中的“但愿长无别”之语，其实正隐隐透露：这种种“合欢”之意，不过是女主人公所怀抱的心“愿”而已，她何尝真的处在与夫君的“合欢”之中。而况诗之结尾，又有“秦氏自言至，我情不可俦”：这“秦氏”，即因新妇不在、自身又要远役，而作了《留郡赠妇诗》的秦嘉。女主人公以此自比，或许可以猜测，她也正处于离别的痛苦之中呢。正因为如此，她才整日里怀着痴情的渴望，描摹着、憧憬着种种“合欢”的景象——它们正如一朵朵彩云，在她梦幻般的天空浮泛。
但这一切终究是不真实的：当她从梦幻中醒来，无情的现实便如凄风苦雨，又重重地浸裹了她——桌上的“连理”杯纵然还留存着夫君的气息，人儿却早已相隔天涯，自己不能如影常随。夜深难眠，床上纵然还有“无缝”的绸被，夫君此刻又在哪里？又怎知他是“静”、是“动”？只有窗外的冷雨，还时时敲击着窗纸，带给她不尽的凄凉。这些都是诗面上所没有吐露的，但全都隐隐包容在那怀念和憧憬所交织成的美好“但愿”之中。
一位诗人说过：“那仿佛填满人生的爱，它带来多少爱慕和深情。它使小别那么剧烈地痛苦，短晤那么深切地甜蜜。它似乎是无边无际的，永恒的，生生世世永远不会停息的”——杨方的《合欢诗》，正以奇喻妙思，展示了一颗爱慕和深情的心，在剧烈痛苦时所幻想的“合欢”、甜蜜之境：这大概正是它的动人之处吧。[2]
作者简介杨方
东晋诗人。生卒年未详。字公回，会稽（今浙江绍兴）人。初为郡功曹，后被荐入京师，为司徒王导幕官，历官东安太守、司徒参军、高梁太守。以年老弃官，卒于乡。著有《五经钩沉》、《吴越春秋削繁》和文集二卷，均刊行于世，今皆佚。《玉台新咏》存其诗五首。[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