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公共新闻学运动
定义：公共新闻学（public journalism）是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在美国新闻界兴起的一个社会运动，是新闻界面对社会的批评和信任危机而提出的解决方案。它强调由公众而非新闻工作者来设置新闻报道的议程，对传统新闻规范形成了强烈的挑战。
纽约大学的罗森(Jay Rosen)教授被称为“公共新闻学之父”，他呼吁，新闻业应当更加开放，成为公众的民主论坛；新闻媒介不能满足于向公众提供信息，因为民主政治基础已经被破坏，理智、知理的公众已经不复存在，因此，在告知公众之前，新闻媒介首先塑造公众。从日常工作的角度，罗森对公共新闻学进行了全面的定义：
“公共新闻学”要求新闻工作者：（1）视人民为市民、公共事务的潜在参与者，而非受害者或旁观者；（2）帮助政治性社群针对问题而行动，而非仅仅知晓问题；（3）改善公共讨论的环境，而非仅仅看着它被破坏；（4）帮助改善公共生活，使得它值得人们关注。如果新闻工作者能够找到恰当的方法解决这些问题，他们就能重新获得公众的信任，重新建立与逐渐远离的受众的关系，重新点燃专业的理想，以一种更实质的方式，促进美国民主的健康发展，而这才是我们给予新闻工作者特权和保护的原因所在。
公共新闻理论的主要内容：从公共新闻形成的社会背景和理论背景来看，公共新闻的兴起是为了弥补传统新闻理论和实践的缺陷和不足，从本质上说，就是回归新闻的公共性传统，即重新承担起新闻媒介在民主政治中的神圣使命，为公众提供对话协商的场所和方式，在相互疏远的公民之间、公民与公众生活之间重新建立一个联系的桥梁，创建一个广泛的、理性和宽容的公共领域，从而推动美国公众生活的复兴。回归新闻的公共性是公共新闻的本质目标。因而，公共新闻理论就在反思传统新闻的公共性过程中逐渐形成和发展起来。公共新闻理论就是关于如何认识新闻的公共性以及如何实现新闻的公共性的观念总和。
一、公众及公众的作用
公共新闻的重要理论家詹姆士·凯里(JamesCaTey)在《新闻与公众对话》回答说，“公众就是一群聚合在一起讨论新闻的陌生人”。“陌生人”为讨论共同关心的事而“聚合”起来就形成公众。集会、演讲和著述是社会赖以生存的活动，使公众变得具体可见，人们彼此认识。没有公众，就没有公众生活，就没有民主政治。这意味着新闻事业应该为公众而存在，因为只有为公众和公众生活而存在的新闻事业才有资格享受宪法保护的新闻自由。
所以詹姆士·凯里说，“新闻媒介的灵魂是公众”，“新闻若有委托人，这个委托人就是公众。新闻媒介以公众的名义证明自己：它存在就是为了形成公众，就是作为公众延伸的眼睛和耳机，就是为了保护公众的知晓权，就是为了公共利益服务。新闻事业源自新闻与公众的关系。公众是新闻事业的法宝。”“新闻不是作为公众权利的代理者而存在，而是一个传达公众言论和帮助公共场所形成并确定它的身份的工具。新闻作为一个机构必须支持和维护公共空间和公众生活，必须找到公众能辐互交流的方式。必须提高公众对话的质量，保证公共空间的发展。”
新闻因公众而存在，新闻的公众作用就是放大和改善交谈者的交谈。但是公共新闻理论者认为，传统新闻的精英主义哲学阻碍了新闻公共作用的发挥，因为精英主义意识的专业记者把公民看成是民主的旁观者和潜在的新闻消费者，他们满足于向新闻生产的另一端提供满足消费者个人需求的信息，这是导致公民远离公众生活、公众远离新闻的思想根源。因此新闻记者应该重新审视传统新闻视野中的受众，应该看到公众是民主生活的主体，公众和公众生活是新闻的关键和立身之本。记者不应将人们看成是被追求的消费者或寻求娱乐的观众，不应将人们看成是事件的旁观者，而应将人们看作是公众，看作是有行动能力的市民，看作是”一个值得尊敬的对话者”。当新闻媒介和记者把新闻传播活动的主体看成是有行动能力的市民时，新闻事业才会明确自己的方向，积极地与公众及公众生活发生联系，寻求各种方法来鼓励公众参与讨论和解决公共事务。只有有了公众的普遍参与，公众生活才能健康地发展，新闻的公众作用才得以显现。因此，公共新闻是以公众和公众生活为核心的新闻事业。
二、记者与记者的伦理规范
公共新闻理论者认为，传统新闻的专业记者将客观性原则视为新闻的法宝，这导致专业记者将自己定位于新闻事件的旁观者和客观报道者，使记者脱离了生活的方方面面，也导致公众对记者的不信任@。因此，记者必须重新确立自己在公众生活中的地位和作用。新闻记者不只是一个专业人士，他还是一个负责任的、积极参与民主群体建设的公民。记者兼有公民和专业记者的双重身份，因此，记者不应将自己看成是社会事务的旁观者，看成是保持超然态度的专业记者，薅应傲一个有责任的公民记者(citizen{ournalists)，即以公民的标准来重新确定自己的工作领域，履行记者作为公民的职责，成为民主进程的参与者而不仅仅是民主政府的监督者。具体而言，新闻记者的任务就是要摆脱报道新闻的局限，扩大自己的使命，不仅仪报道新闻，还应致力于提高社会公众在获得新闻信息后的行动能力，关注公众之问对话和交流的质量，参与到公共事务的解决过程中，帮助人们积极地寻求解决问题的途径，告诉社会公众如何去处理社会问题，而不是让他们成为这些社会问题的旁观者。这意味着公共新闻记者必须重新理解以客观性为核心的传统专业记者伦理规范，从而确立一种新的伦理规范。但是在如何理解客观性、确立一种什么样的新闻伦理规范上，公共新闻理论者并没有形成一致的意见。
公共新闻学的专业定位：1、公共新闻学与社会责任论的异同
毫无疑问，公共新闻学和社会责任论都是在批评自由主义新闻学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也都强调新闻媒介对社会(社区)的责任，公共新闻学的一些鼓吹者也将社会责任论视为它的先驱，但是，二者的区别十分明显：
首先，二者的哲学基础不同。社会责任论批评自由主义，但并没有丝毫抛弃、取代自由主义的意思，相反，社会责任论希望通过加入责任的概念，修补、完善自由主义的思想，从而捍卫自由主义理想。而公共新闻学的哲学基础社群主义被视为自由主义的挑战者，是与自由主义不同的一种思想流派。
其次，二者的责任内涵不同。社会责任论要求媒介是对抽象的社会负责，而责任的核心内容则是保护新闻自由与公众的知情权。相比之下，公共新闻学的责任内涵更加具体、明确：改善公共讨论环境、帮助公众针对问题而行动，最终促进美国民主的健康发展。这种明确性使得责任变得切实可行，让新闻从业人员有“法”可依。不过，这种明确性同时也意味着狭隘眭，它强调媒介的政治责任，忽略了媒介的文化责任。J·D·彼得斯说，公共新闻学是严肃的、崇高的、直截了当的，但它“忽略了民主生活中的传播形式的多样性” (Peters，1999：110)。最后，二者的实践方式也不一样。社会责任论的抽象性使其“缺乏实践指导价值”(Lambeth，1991)，始终仅仅是一个理论而难以付诸实施。公共新闻学则相反，它不仅是“新闻从业人员自觉的、有组织的集体行为”(Carey，1999：58)，而且努力将新闻从业人员、新闻学者、公众三者的积极性调动起来，使新闻实践更具开放性(Rosen，1991)。
2、公共新闻学与调查性新闻的异同
公共新闻学或多或少地继承了调查性新闻的积极行动理念和责任观念。调查性新闻不满于客观新闻的被动反映、客观冷静，他们以十分积极主动的姿态投入到调查、揭丑的活动当中。调查性新闻工作者也自视为社会的良心，要实践社会责任论。从抽象的概念来看，公共新闻学和调查性新闻对于责任和行动的强调，是它们区别于强调自由的传统新闻学的标志。但责任与行动背后的哲学精神却大为不同。调查性新闻浸透了怀疑主义的精神。阿特休尔(Altschull，1990)认为，怀疑主义姿态就是敌对，耙粪传统形象地代表了新闻界的怀疑主义精神，尤其是在20世纪60年代的乐观主义蒸发以后，悲观主义、愤世嫉俗与怀疑主义笼罩了美国的新闻界。哲学的怀疑主义认为绝对知识不可能，调查过程必须包括不断地检验。因此，阿特休尔指出，当代新闻的核心价值应当是明达的怀疑主义，应当使其成为专业意识形态的一部分。
而公共新闻学则相反，公共新闻学要求新闻工作者玩“信任游戏”(Pauly，1999)——暂时收起疑心，倾听他人。而且，公共新闻学本身就是在批评传统媒介与政治所造成的愤世嫉俗、信用危机、政治冷漠、社会疏离中崛起的，其使命就是要挽救这种怀疑主义。人们批评传统新闻媒介与新闻来源之间无休无止的斗争，使得公众备感厌倦，导致对双方都不信任，而公共新闻学的使命是修补公众、媒介与新闻来源之间的关系，填补信任鸿沟。比如，面对批评者关于负面报道多、爱走极端的指责，媒介让支持者和反对者坐在一起，共同协商讨论诸如堕胎是否合法之类的问题，以促进问题的解决，而不是以简单的平衡报道，加剧社
会敌对和分化。
由此，又导致了公共新闻学与调查性新闻分野的第二个特征：与公众的关系。伊森(D．L．Eason)认为，调查性新闻的悖论是，他们虽然自视为人民的代表，但事实上他们与新闻来源的关系过于密切，反而疏远了他们所代表的人民。新闻工作者所做的和公众的需要之间有一个不可填补的鸿沟。另外，调查性新闻记者不重视本地新闻，他们认为自己的价值是更广泛的(Coleman，1997)。公共新闻学则不然，他们通过各种手段加强与受众，尤其是当地受众的互动。而且，他们希望通过媒介的作用，加强公众之间的联系，以协商、对话的形式解决现实问题。因此，在公共新闻学的字典里，联系、连通性是核心概念。3、公共新闻学与公共服务媒介的异同乍看来，公共新闻学并非什么新思想，它与早已存在、并备受批评的公共服务媒介似乎是一回事。的确，单从名称来看，二者都以“公共”为限定词，都体现了对公共性的强调。但是，二者的相似之处也仅此而已，它们对于如何实现
媒介的公共性有着本质的区别。
公共服务媒介在西方国家以广播电视为主，是区别于私营和国营的第三种管理模式：公营。公营媒介不以赢利为目的，主要经费来源是国会拨款、企业赞助、公众捐款等。其主要目的是使有限的公共资源能够更充分地为公众服务。在以私营模式为主导的美国，在解除管制浪潮中出现的公共新闻学，丝毫没有重振公营媒介的意思，相反，公共新闻学强调的是在私营体制与传统框架内的改革，呼吁私人所有的媒介更具有公开性。如罗森指出，媒介公司的企业文化要更具开放性，则必须是真正的文化导向，而非仅仅以利润为中心(Rosen，1991)。舒德森(Schudson，1999)将这一运动视为新闻业自身的民主化努力。他认为公共新闻学
没能走出第四条道路：市场、政党、专业以外的道路一将权威诉诸公众。相反，它要求公众更加信任新闻业。因此，这场改革实质上是保守主义的。
美国公共新闻的早期尝试：公共新闻兴起于90年代前后。早在1987年，美国奈特．里德(Knight．Ridder业集团旗下一家名为《哥伦布底帐调查者报》(Columbus(GA)Ledger-Enquirer)就发起了“哥伦布2000：发展议程”(ColumbusBeyond2000：AgendaforProgress)的系列报遴活动，这被视为公共薪闻的最早尝试。起初，这家日发行量6万的中型报纸花了5000美元进行民意调查，电话随机采访了411户家庭，了解公众对本地经济状况的看法和建议；编辑室还根据哥伦布商会提供的清单对各社区的领导、商会部长、政治领导和当地显要人物等开展问卷调查。然后在城市版编辑杰克·斯韦弗(Jack Swift)组织下．报纸根据这些调查结果提出一个改革议程，并号召社区组织专门力量来推动改革进程。显然，这种报道方式超越了传统新闻的客观性、超然性原则。报纸不再是事件的报道者和旁观者，而成为推动社会力量进行社会改革的领导者。
这次新闻改革尝试到1990年年底随着杰克·斯韦弗的自杀而停止，使许多人对这种新闻改革产生了种种怀疑，但是这一系列活动和报道产生的一些积极效果：如政府采纳了报纸的一些建议。推动了政府和不同种族的人们为促进本地经济发展开展合作等，因而引起了人们对这种新的新闻实践尝试的兴趣。
在早期公共新闻尝试中，影响最大的要属《威奇塔鹰报》(WichitaEagle)和《夏洛特观察者报》(Charlotte Observer)，正是这两家报纸将公共新闻发展为一个令人瞩日的事业。堪萨斯州的《威奇塔鹰报》也是奈特．里德报业集团的一员。1990年，当时已在《威奇塔鹰报》做了18年编辑的戴维丝·梅里特(Davis”Buzz“MeTriU)深感美国政治选举报道的弊端，决心改革政治报道。他领导他的同事突破传统的政治新闻报道模式，不再关注候选人的竞选谋略和竞选过程，雨是围绕公众感兴趣的问题来确立报道议程。杂志社和一家地方电台合作开展了一项名为“选民工程(Voter Proiect)”的报道。他们同样是先对公众进行调查，确立公众对哪些政治事件感兴趣以及关心的程度，然后想方设法让候选人也注意到这些问题，强迫候选人讨论公众提出的公共事务问题。在选举前的六个周末，杂志对读者确定的重要事项进行了深度报道，并将候选人对这些问题的回答公布出来。梅里特回忆说：“我们做了很多努力来改变选举。”“我们在选民决定是否投票的问题上放弃了中立。我们积极促使选民登记和参加投票。”据调查，《维吉塔鹰报》的这次公共新闻实践使读者对该报的满意度上升了12％。受《维吉塔鹰报》试验的启发，1992年《夏洛特观察者报》在大选报道中也突破传统新闻的竞选报道由候选人决定报道议程的模式，征集了1000名市民组成一个市民座谈小组，由他们设置报道候选人的议程。《夏洛特观察者报》根据这些议程，要求候选人回答市民小组认为重要的问题，并对这些问答进行报道。《维吉塔鹰报》和《夏洛特观察者报》的这些新闻尝试被誉为是从被动的新闻向积极的新闻的飞跃o。它们所创造的选举报道模式成为其它许多报纸效仿的对象。戴维丝·梅里特因此被誉为公共新闻的创始人之一。早期公共新闻尝试主要体现为选举报道的改革。这些报纸改变传统的选举报道模式，采取民意测验、召开市民座谈小组等方式，了解公众在选举过程中最关注的问题，然后根据公民对事务的关注程度来决定新闻报道的议程，而不是由政治候选人来决定议程。随着公共新闻实践的发展，这种报道方式及其理念逐渐被用于其它公共事务中。
美国公共新闻事业的发展：从1993年开始，公共新闻运动进入了一个发展期，并在20世纪末最后几年中达到一个高潮。这主要体现在t各种公共新闻协会和机构的创立；公共新闻实践的数量和规模增长；公共新闻研究成果的涌现和公共新闻教育的推广等。1993年皮尤慈善信托委员(PewCharitable Trusts)成立了皮尤公民新闻中心(Pew Center for Civic Journalism)，对美国公共新闻的发展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该中心设立了公民新闻基金、詹姆·K·巴顿优秀公民新闻奖来资助和鼓励新闻媒介开展公民新闻试验。与传统新闻相比，开展公共新闻的成本较高，皮尤公民新闻基金的设立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公共新闻的经济困难。据统计，从1993年到1996年间，皮尤公民新闻中心向24个城市的34项公共新闻工程提供5000到61000美元不等的资金支持，涉及22家报纸、24家电视台和20家广播电台。这些资金用于开展帮助媒介开展民意测验、召集市政会议和核心团队(focus groups)、支付记者的差旅费和采编室协调员(coordinator,社区组织者角色)的工资等。到2003年止，中心共资助了226个新闻机构参与的121项公民新闻工程。此外，皮尤公民新闻中心还与广播电视新闻主任基金(Radio and Tclcvision NewsDirectors Foundation)、梅纳德学会(Maynard Institute)、全国公共广播电台(NPR)、美国公共广播公司的民主政治工程(PBS’SDemocracy Project)、凯特林基金会(TheKetteringFoundation)、全国黑人记者协会(NationalAssociationofBlack Journalists)、波因特媒介研究机构(Poynter Institute for Media Studies)、新闻与大众传播教育协会(Association for Education in Journalism and Mass Communications)等机构加强合作，共同推动公共新闻实践和理论研究的开展。
在各种机构的推动下。到1997年全美己相继开展了400多个公共新闻工程；截至2003年底，美国最大的大众传播历史藏书室威斯康辛历史馆(Wisconsin Histod—calSociety)已收藏了全美将近800个公民新闻工程的档案，包括1993年开始的《夏洛特观察者报》与WSOC电视台、两家电台合作“找回我们的社区／卡罗莱纳州犯罪问题的解决方案”、1993年《西雅图时报》和当地两家公共广播电台合作开设的“前沿论坛”(Front Porch Forum)、1994年《塔拉哈西民主党人》与WCTV6、佛罗里达农业机械大学(FloridaA&MUmversity)、佛罗里达州大学合作的“公众议程”(PublicAgenda)、1994年3月《波士顿环球报》(Boston Globe)和两家地方公共电台电视台WBUR—FM、WBZ-TV合作的“人民的声音”(the People’S Voice)、威斯康星州“我们威斯康辛人民” (“we tlIe People，Wisconsin”)以及1996年《夏洛特观察家》和其它北卡罗莱纳州媒体一起发起的“你的意见，你的选票”(Your Voice．Your VOte)
等一批具有较大影响力的公共新闻工程。这些公共新闻的主题已经涉及到政治选举、教育、犯罪、经济、种族关系、犯罪、公民职责、管理等多个公共事务领域，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公众生活的复兴。公共新闻实践的开展引发了广泛的学术关注。刺激了公共新闻的理论发展。除了皮尤公民新闻中心网站，大众传播教育协会开设的公共新闻兴趣小组(CivicJouma．1ism Interest Group)、肯尼苏州大学(Kennesaw State University)的雷纳多·维特(Leonard Witt)教授主持的公共新闻网站(The Public Journalism Network)及美国其它新闻院系开设的公共新闻网页都是新闻界和学术界交流公共新闻实践经验、探讨公共新闻理论的重要平台。通过交流，公共新闻理论得到进一步发展。一批有影响的公共新闻论著和论文集相继问世，如《公共新闻和公共生活：为什么说新闻是不够的》。《美国公共新闻运动：新闻编辑室的福音传道士》罾、《公共新闻：理论与实践》。《公共新闻思想》。《混杂的新闻：关于公众／市民，共产社会主义新闻的讨论》。等。纽约大学新闻学院教授罗森(Jay Rosen)是公共新闻的理论开创者之一，他和《威吉塔鹰报》的编辑梅里特一起被誉为公共新闻之父。罗森教授在纽约大学讲授《媒介批评》、《新闻文化》《新闻伦理》等课程。从1990年起，罗森教授开始领导“公共新闻”运动的开展。在奈特基金(Knight Foundation)的资助下，罗森教授从1993年到1997年问丰持了一个名为“公共生活与新闻媒介研究”(the Project on Public Life andthe Press)，这项研究的闷的是通过为美国记者举办研讨会进行专题讨论的方式，对这些记者的新闻经验进彳亍案例研究，以推进“公共新闻”运动的发展。他的这项研究成果，在1999年集结成书，名为《新闻的目标》(WhatArc Journalisml70r)。从90年代初以来，罗森教授在《让新闻更“公众”》《让事情更“公众”：论传媒知识分子的政治责任》。《玩世不恭和摇摆不定的公众意志：我们现在应该做什么》。《公共新闻：公共知识的容器》。等论文中不断深入阐述和完善他的公共新闻思想。罗森教授吸收了约翰·杜威的民主观点，即全体公民参与重要的公共事务的讨论。他指出公众讨论是优秀的新闻事业和良好的公共政策的基础，因此，新闻媒介应该发挥更加积极的作用来增进公民责任，推进政治讨论，复兴公众生活。罗森认为“只要我们能够郑重地安排公众谈话。我们就能够鼓励这些重要的谈话更有‘公众性’，用杜威的话说，当我们提高社会调查的科学性。我们就能够提高建立在共同经验基础之上的沟通艺术。”他还呼吁记者和教授汇合到一起，重做一件杜威一直希望公共知识分子能做的事，那就是“社会事务的知识化”。梅里特(Davis”Buzz”Merritt)既是公共新闻实践的开创者之⋯，也是公共新闻理论研究的重要人物，他与罗森教授有着深厚的交往与合作。梅里特一度以奈特一里德报业集团的高级编辑身份在全国各媒体编辑室讲授公共新闻。他的公共新闻理想和信念集中体现在1995年出版和1998年再版的专著——《公共新闻和公共生活：为什么报道新闻是不够的》中。在这本书中，作者从新闻与民主的密切联系及自身的实践经历探讨了美国新闻业改革的必要性。他考察了美国瓤闻专业的文化演变。以及文化是如何影响作者这样一个有四十年新闻经历的记者，从而得出结论：传统新闻生存的唯一出路就是放弃它的冷静、客观的超然性，重新以一种社会改革力量出现。梅里特认为“公众生活的下降”与“新闻效力的下降”是相关的，因此新闻有责任“在报道新闻之外做更多鲍事，”包括推动社区根据薪闻所提供的信怠采取行动的能力，关心公
众对话的质量，反映社会如何解决问题。__公共新闻事业的发展也体现在公共新闻教育的推广上。公共新闻实践的开展使美国许多新闻学院教师断言：讲授传统新闻已是二流工作。这思想倾向导致公共新闻在学院中的迅速发展。许多新闻学院教师开始讲授公共新闻，并对公共新闻教学提出了建设性意见。。一些基金会专门设立基金来鼓励公共新闻教育的开展，如安尼·E·凯西(Annie E．Casey)基金会专门设立资金，奖励那些从事公共新闻教育的优秀教师。公共新闻的学院派希望通过公共新闻教育使公共新闻成为美国的主流新闻。
美国“公共新闻”的历史剖析：“公众新闻”的产生并非空穴来风，而是有着深刻的历史根源。纵观美国新闻史，可以看出，对“公众新闻”的探索从来都没有停止过，只是拘囿于历史条件，虽然其核心理念相似，表现形式却可能千差万别。我把这些神似“公众新闻”的报道形式称为“类公众新闻”，用“类公众新闻”的历史演变轨迹勾勒出美国历史上“公众新闻”思潮的薪继火传。
1、殖民地时代的公共新闻乌托邦
“类公众新闻”的出现可以追溯到殖民地时代的美国。早在1690年9月25日，美国还出于殖民地时代，报纸还不是大量流行的工具，新闻产业只是萌芽阶段，R·皮尔斯(R·Pierce)印刷所出版了一份4版的报纸，但只印了三面，第四版为空白，读者可以在传阅前将自己知道的新闻写上去”。这种报道形式跟20世纪90年代末的“公众新闻”没有直接联系，囿于当时的社会条件也不可能大规模地推广开来，但这种形式给受众提供的话语自由却成为人类新闻历史中孜孜以求的精神理念。
2、政党报刊时期的公共新闻缺位
18世纪的美国新闻业处于政党报刊时期，虽然出现丹尼尔·笛福(DanielDefoe)这样伟大的社论员，也有高度文学性的“随笔报纸”(Essay Paper)，但这个时期的新闻出版业是属于统治者的。“在这种制度下，新闻报道必须严格限于娱乐消遣，或是不痛不痒的评沦。”“1798年6月和7月国会通过的《外侨法》(Alien Act)和《煽动法》即是政府钳制言论的典型表现。由于政党报刊的绝对主导地位，在这一时期并没有出现大规模的新闻思潮和异彩纷呈的报道形式，但政党报刊却很大程度上确保了美国建国初期的政治体制稳定，这种稳定对新生国家的发展至关重要，为19世纪的经济崛起和新闻思潮埋下了伏笔。
3、黄色新闻时代的公共新闻畸变
19世纪中叶出现了“新式新闻思潮”，当时社会的重要变革有：内战给报业带来了飞跃性的技术变革，出现了远程传输信号的电报；而对电报的依赖决定了新闻写作的简洁化，记者们力图以更简洁的文字以节省费用：出现了修正个人主义经济理论的“动态社会”经济理论，以社会学家莱斯特·沃德为代表，认为应该把政府视为一种积极的力量，政府应该主动寻找实现社会改良的途径(《动态社会学》1883年)。”这些因素都注定了不同于“政党报刊”的“新式新闻”出现。“新式新闻”的特点之一是在社论版上表示对平民百姓的支持。约瑟夫·普利策的《圣路易斯邮讯报》(St．Louis Post—Dispatch)和《纽约世界报》、威廉·罗克希尔·纳尔逊的《堪萨斯城明星报》被视为“新式新闻”的旗帜。普利策长期重视社论版，《纽约世界报》对重大社会问题采取明智而公正的态度，结合新闻队伍的报道力量和社论撰稿人的支持，来从事进步的、切中时弊的社会改革思潮。赫斯特也为“新式新闻事业”作出重要贡献，他在技术方面实行革新，试验了许多排版式样，安排了对称的标题形式，采用了醒目的铅字体，色0造了一种与众不同、后来为其他报纸所效仿的程式。这些努力都使“新式新闻”的易读性、公众贴近性产生巨大影响，可以算作“公众新闻”的一次探索。遗憾的是，由于新闻产业竞争的升级和19世纪末晚报小报的泛滥，“新式新闻”冲破洪闸，滑向“黄色新闻”时代。为增强新闻易读性而采取的编排方式、漫画版、大字标题等变成了“黄色新闻”夸大视觉冲击力的工具，为增强贴近性而提倡的关注私人生活、记者参与等方式变成了暴力色情软新闻泛滥的温床。真理和谬误往往只有一线之隔。“黄色新闻是一种没有灵魂的新式新闻思潮。黄色新闻记者在标榜关心‘人民’的同时，却用骇人听闻、华而不实、刺激人心和满不在乎的那种新闻阻塞普通人所依赖的新闻渠道，把人生的重大问题变成了廉价的闹剧，把新闻变成最适合报童大声叫卖的东西。最糟糕的是，黄色新闻不仅起不到有效的领导作用，反而为罪恶、性和暴力开脱。””现在提起“黄色新闻”时代，大家往往觉得它是新闻史上不堪回首的时期，却忽视了“新式新闻”的革新带来的正面影响，忽视了媒体在“社会公器”和“赚钱机器”之间摇摆的社会张力的消长。19世纪的“新式新闻”思潮可以说是一次流产的“类公众新闻”思潮，它之所以始乱终弃、发生畸变，究其原因还是社会条件的不成熟。虽然有一些技术上和经济理论方面的革新，但是完整规范的新闻从业规范并没有形成，大规模工业化产生的社会矛盾暂时被高速的经济增长所掩盖。
4、黑幕揭发时代的公共新闻探索
积蓄的社会矛盾在跨入20世纪后不久进行了大爆发，反映在新闻业上，即出现了历史上著名的“黑幕揭发时代”。当时的移民潮以及内陆城市人口的急速增长引起了严重的社会危机；贫穷、文盲、童工、健康问题等各种冲突引起了改革者的注意；资本主义发展进入垄断阶段，许多公司为挤垮对手成为寡头不择手段”。“黑幕揭发运动”是由《麦克卢尔》(McClure’S Magazine)发表的这三组重要的系列文章开始的。从1902年末开始，《麦克卢尔》开始连载编辑部成员艾达·M·塔贝尔的《美孚石油公司史》(History ofStandardOil)。塔贝尔以翔实确凿的证据报道了这家公司通过不正当的手段把竞争对手挤垮的行为，这使得洛克菲勒公司在后来多年中处于被动地位。林肯·斯蒂芬斯(LincolnSteffens)也在《麦克卢尔》发表其题为《城市的耻辱》(Shame of the Cities)的连载文章，揭露了圣路易斯、明尼阿波利斯、匹兹堡、费城、芝加哥、纽约和其他城市政府的腐败。雷·斯坦纳德·贝克也发表了一系列有关劳工问题，尤其是关注童工和黑人经济地位的文章”。1905年以后，“黑幕揭发运动”的旗帜转移到了《柯里尔》手中，它发表了塞缪尔·霍普金斯·亚当斯(Samuel Hopkins
Adams)有关专卖药制造业内幕的文章，这些文章取名为《美国大骗局》，揭露许多声称“包治百病”的流行药品是假的，并且证明其中有些还含有有毒成分。除了《麦克卢尔》和《柯里尔》以外，《世界主义者》、《人人杂志》(Everybody’S)、《皮尔逊》(Pearson’s)《美国杂志》(American Magazine)等杂志也是“黑幕揭发运动”的鼓吹者和实践者。在1910年中期，“黑幕揭发思潮”衰落下去了，首要的原因是经济问题。类似《麦克卢尔》的杂志必须承受有关调查报道的巨大支出，如果期望这些支出完全靠发行来弥补显然不现实，于是必须依赖广告，而“黑幕揭发思潮”中的媒体已经在揭丑活动中大大得罪了广告主。同时，产业界也成立了对外公共关系组织来对抗“黑幕揭发思潮”的揭露性调查活动。”“黑幕揭发思潮”持续的时间虽然不算很长，但其通过揭发社会黑幕来促使政治力量改革和教化公众参与改革，很大程度上强调了媒体的社会责任。虽然“黑幕揭发”的记者们主要把社会暗角暴露在公众面前，还没有主动到组织公众参与改革进程的程度，但是其提倡的理念已经跟今天的“公众新闻”非常接近，可以看作是“公众新闻”的鼻祖。在19世纪“新式新闻”时代被扼杀在萌芽状态的“公众新闻”理想的种子，终于在“黑幕揭发”时代破土而出。
5、专业主义时期的公共新闻僵化
“黑幕揭发”这场“类公众新闻”思潮最终被压制下去了，但其重要的成果是催生了第一批新闻行业道德规范。1923年，在美国报纸主编协会、全国广播电视业者协会的首届年会上，提交了一项被称为道德准则的《新闻规约》(Cannons of Journalism)，首席执笔人是《纽约环球报》的创办人H·J·赖特(H·J·wright)“1。接下来的1931年，电视台新闻部主任协会成立。1933年，在《纽约世界电讯报》好斗的自由派专栏作家海伍德·布龙的号召下，“报业公会”成立。1942年，“美国新闻出版自由委员会”由《时代》杂志的创始者亨利·卢斯创立。1946年美联社编辑主任协会成立，第二年全国社论撰稿人联合会成立。创立于1887年的美国报纸发行人协会，在1961年成立了旨在为延伸项目筹集资金的“美国报纸发行人协会基金会”31。一系列行业协会的成立，在规范新闻竞争、凸显社会责任、推进媒体改革等方面功不可没。还有一项重要的成果是“美国新闻出版自由委员会”(芝加哥大学校长罗伯特·梅纳德·哈钦斯当选主席后亦称“哈钦斯委员会”)1947年发表的题为《自由的和负责任的媒体》(A Free and Responsible Press)的报告，该报告的精髓被传播学者彼德森融合归纳为著名的报刊四种理论之一——“社会责任伦”，该理论认为“观点的自由市场”的自我纠正过程的功效是靠不住的，必须靠新闻传媒切实对社会负责，而要做到这一点，新闻界自身必须努力，公众和政府也有责任。对于新闻界而言，关键是要有职业精神、奉行职业准则，提供公众所需要的多样化、大量的、高质量的信息和讨论；媒介应切实负起充当信息和讨论的公众传递者(CommonCarrier)的责任，刊播信息不能只考虑直接经济收益，节目安排应摆脱广告商的控制，媒介之间应当互相进行严格的批评和监督。对于公众来说，应该认识到媒介的强大力量，认识到媒介权力集中在少数人手里的事实，认识到媒介尚未满足社会的需要，帮助觅补商业媒介的缺陷，例如学校之类非营利机构可以为被商业媒介排除在外的受众制作影视片等；评估媒介工作，敦促新闻自律，成立独立机构对媒介工作进行评价，并且每年提出这方面的报告；加强新闻传播教育与研究。政府的职能则是要鼓励新闻业中有利于负责任的新闻自由的立法，有必要时介入大众传媒实践，以补充私有媒介的不足。可以说，这个时期对新闻传媒业社会责任的思考已经远远超越了实践。20世纪五、六十年代，美国新闻传播业在经历了“黄色新闻”的泛滥和“黑幕揭发”的汹涌两个“类公众新闻”极端后，进行了较为深刻的行业反思和规则制订，进入了一个相对稳定的“新闻专业主义”时代。表现之一是出现了一批以批判为主的另类新闻报刊：I·F·斯通的《斯通周报》(Stone Weekly)、凯里·麦克威廉斯的《民族》(Nation)周刊和多萝西·戴的《天主教工人》(theWorkerofCatholic)。在1960年代，新加入了《村声》、《旧金山湾卫报》(BayGuardian)、《塞维落基山新闻报》(CervisRockyMountain Journal)和《德克萨斯观察家》(the Texan Observer)”。表现之二是调查性报道和解释性报道的流行。“调查性报道(Investigative Reporting)是指利用长时间内积累起来的足够的消息来源和文件，向公众提供对某一事件的强有力的解释。”“这个时期的新闻突出了其“客观性”和“专业主义”，但同时也显得独立有余而社会合作不足，并没有像“社会责任论”所期待的那样，成为公众和政府充分沟通的桥梁。调查性报道后来甚至被政治利用，成为党派之间互相倾轧的手段。六、七十年代出现了一种“文学新闻”(亦称“新式非虚构报告文学”)，它利用感知和采访技巧获取对某一事件的内部观点，而不是依靠一般采集信息和提出老一套问题的手法；它还要求利用写小说的技巧，把重点放在写作风格和描写方面。但是这类报告文学大多出现在各种杂志和书籍中，其写作运动没有扩大到报纸上“。这种形式偏离了“新闻专业主义”的绝对客观，引导了记者们的参与和体验，更鼓励记者们把感受用感性的语言表现出来。其表现形态与今天所讲的“公众新闻”有些相似，但就其本质而言，仍是记者们为公众代言，媒体为公共舆论代言。
6、新世纪的公共新闻呼唤
新闻业发生的变化是更广阔的社会变化的折射。20世纪六、七十年代美国社会、政治、经济经历了重大变革。州际高速公路的修建、电视的普及、汽车的数量的增加大大改变了美国的面貌。另外，民权思潮、妇女思潮和环境思潮此起彼伏，再加上反战思潮，也引起了美国国内局势的变化。在国际层面上来看，各国经济之间的互相依赖改变了各国关系，最终导致了冷战的结束”。从国内来看，水门事件引起了美国政治体系的大动荡，各个特殊利益集团及其政治行动委员会(Political Action Committee，PAC)获得了更多的自治权，政党的作用进一步减弱。国内外种种变化交汇到一起，引起了美国公众对于社会制度乐观看法的消失以及社会关系的巨大变化”。公众开始厌恶政治，E·J·迪昂尼认为，如果说他们对于政治没有愤怒，至少也是失去了耐心的”。美国参加大选的相对选民人数大致已经比战前减少了50％以上。这非常不利于新闻媒体的工作，因为美国媒体很大一部分报道内容就是全国的政治活动，如果公众不再对政治生活感兴趣，那么新闻媒体就失去了大部分与公众生活相关的话题。新闻界对于这种趋势无法扭转，因此不得不重新考虑新闻界和公众的关系。公众社会生活也发生了巨大变化，这个时期的城市化思潮更加深入，公众之间的关系出现重大变化。二战以前，美国社会邻里之间关系非常紧密；而二战后随着居住条件和社会阶层的新变化，邻里之间的关系逐渐松弛了(我国目前也在经历这种变化)，更多的人将自己禁锢在自己的小环境里面而拒绝参与外部社区活动和交流。“公众与公共生活越来越分离，这也带来了公众对于政府和媒体信任度的降低”。技术方面，互联网的兴起和多媒体技术的发展也带来了新闻媒体之间的竞争。例如有线电视技术的发展引起了一股有线电视热，24小时有线新闻频道CNN的成立就使得新闻媒体的竞争更加激烈。而残酷的竞争又引起了大型企业之间的合并，新闻业不断进行重组。面对种种变化，为了挽救新闻理想以及媒体的自身救赎，一些报纸又开始走煽情新闻的路线，而另一些则选择了能够改善“社会公共生活”的道路”，后者的努力形成了美国20世纪90年代的“公共新闻”思潮。
美国公共新闻运动的特征分析：美国传统的公共事务报道追求客观、平衡、中立地报道准则，致力于做真实事件的记录者。而公共新闻运动强调的则是记者编辑放弃冷漠的记录者角色，用他们的新闻策划、报道鼓励人们走出家庭的狭小空间，参与到公共生活中去，帮助人们克服那种对公共生活毫无作为，以及被社会疏远的感觉。公共新闻运动强调媒体在保持社会“看门狗”本色的同时，增加作为“导盲犬”的责任，除了在大选中帮助公民掌握更多的信息和参选技巧外，还要让公民在民主社会中找到真正能发挥个人作用的位置。为更好地履行“导盲犬”的职责，参与公共新闻运动的各地媒体在公共新闻报道方式上采取了很多积极的改进。主要包括以下几点：
1、选题方面，通过大量的受众调查了解他们真正关心的信息和话题。
公共新闻运动广泛开展之前，许多地方媒体记者认为自己的工作就是做当地的一面镜子，把发生的事情原原本本地反映出来。但是这种反映的方式忽视了社区事务与个体之间的关联，同时他们的目光也基本集中在当地比较著名的机构和团体组织上，缺乏对社区整体生活的认识。探讨的公共话题，大多数比较抽象。虽然具有普遍性，但是针对本地社区生活的不多。比如讨论有关堕胎控制、枪支管理以及同性恋是否可以结婚等议题。为了改变这种状况，媒体纷纷改变选题理念，把目光转向社区内，通过与社区居民的广泛接触，发现他们共同关心的生活话题，继而展开调查式报道，帮助居民增加对这些问题的了解。
2、重视地方问匿的解决之道。
对于公共问题如何解决，此前媒体习惯于邀请一些专家对相关问题展开讨论，最好能形成针锋相对的观点，但是也仅限于讨论的层面，没有进一步的行动。而公共新闻运动则提倡媒体真正行动起来，去考察其他地方。一些行之有效的方法是否可以用于本地。报纸试图从相关的普通人那里寻求解决问题的办法，通过报道显示这件事值得社区每一个人关心。无运用集体的智慧找到问题的切入点，更好地解决问题，这不仅提高了市民们处理公共事务的能力，同时也让他们承担起处理公共事务的责任，并为此不断努力。
3、在新闻报道的叙述方式上，改变说教的口吻，用事实说话，关注新闻事实本身，提供充足的信息帮助公民思考，促进公民与事件的联系。
此前有关公共问题的报道．媒体习惯于大量引用专家和政府官员说教式的评论，而忽视了新闻事实本身的说服力。改变说教的口吻，用事实说话，关注新闻事实本身，提供充足的信息帮助公民思考，避免无谓的指责和辩解，减少冲突，把重点集中在新闻事件本身。
4、避免冲突，构建和谐的社会关系。
1998年，皮尤基金会在研究克林顿一莱温斯基丑闻的报道中发现，媒体将焦点集中在克林顿和肯·斯塔尔、共和党和民主党之间的对决。但是民意测验表明，大多数美国公众虽然不赞同克林顿的行为，但是并不认为这会影响到克林顿的执政能力，因此克林顿依然享有很高的支持率，尽管如此，许多华盛顿的记者却对民意调查的结果置若罔闻，不予报道。国公共新闻运动提倡重新定义“平衡”的意义，主张不是在两个极端之间寻求力量的平衡而是通过对中问意见的强化报道来平衡两个极端的力量。公共新闻运动的倡导者认为，长期以来，读者并不在乎对立双方的输赢，他们不只是希望做一个美国政治的观众，谁给予媒体的压力大就支持谁，他们希望自己的观点和声音能在新闻报道中有所体现，让评论不仅仅局限在双方观点，而是在四方或者八方意见之中展开。
5、从社区中拓展新闻源。
在公共新闻运动开展过程中，许多地方报纸都对一些关于社区及其公共事务的既定看法进行反思，然后通过记者的实地调查去验证。记者致力于找寻社区中最有行动力和号召力的那些人，他们也许并不出名，也不是机构的负责人，但他们是许多社区机构的联络人，见多识广。拥有广泛的信息渠道，了解社区中正在发生的一切。找到他们之后，记者需要做的是和他们进行开放式的对话而不是采访，和他们建立友谊，听听他们对于社区的看法。在既定的概念里，犯罪意味着暴力和贪婪，好的学校意味着高升学率，但是在他们眼中，这些表象都有更深的含义，他们会给记者提供很多鲜活的背景故事，让人们对社区公共事务有新的认识。一旦，记者和这些人建立了联系并且让他们觉得自己的观点受到了重视，他们会主动给记者提供有关社区的新闻，这些线索人物会提供第一手的新闻素材。
6、通过技术手段，增加与受众的互动。
公共新闻运动追求与受众进行双向信息交流，采用了例如辟出专版供读者发表言论、和广播电视媒体就同一话题展开合作，网站bbs论坛主题讨论等媒介交流形式，以及现实生活中的人际交流形式．例如由媒体牵头组织公民论坛、市镇会议等等。计算机在90年代的普及使用，扩大了公共新闻运动的影响范围，新闻媒体对互联网、数据库等技术工具的使用，便于发现公共话题，分析公众意见类型，形成网上虚拟社区就公共话题进行集中讨论，新闻媒体组织公共生活以及公民的参与都变得越发容易。网络的检索功能使得新闻媒体可以为公共生活提供更多的背景和历史资料，几乎无限的“赛博空间”可以将一些过分占用报纸版面的内容展现在读者面前，人们可以通过对公共资料的梳理，形成自己对公共问题的看法，这大大减轻了公共新闻运动中媒体所负担的前期解释工作。在新兴技术的影响下，传统媒体所引导的“一对多”的传播模式在网络上呈现“多对多”的格局，对于公共事务的讨论速率大大加快，意见的交流不再受敝面等客观因素的制约。
美国公共新闻运动的影响分析：1、公共新闻运动对美国社会的影响
公共新闻运动正是为了恢复民主的公共生活而做出的努力。公共新闻运动的广泛开展，触发了公民的公共行为，唤起了公众讨论公共事务的兴趣，促使公众由消极的投票者变成积极的公共事务志愿者,由出席社区会议变成投身具体的行动小组，公共新闻运动指导公众如何投身公共事务之中，让他们对公共事务的参与变得具体可为。公共新闻运动还帮助公众增加对公共事务的知识,提高社区处理公共事务的能力，影响了公共政策的变更。有人感到社区的温暖，这在一定程度上也缓解了政府的困难，分担了政府部门的治理责任。几乎所有的报纸都认为，公共新闻运动及其理念对美国公民的公共生活产生了正面的影响。
2、公共新闻运动对美国新闻媒体的影响
公共新闻运动对美国媒体最大的影响是对以个人理性主义为基调的思想自由市场理论形成的挑战。其理论根源及思想论证将在第三章做重点阐述。公共新闻运动首先是增加了媒体和公众的联系。公众可以广泛地接触到媒介，一方面便与记者获得更多更真实的新闻素材，另一方面便于公众了解新闻媒介的运作，增加公开发表言论的机会．赢得公众对媒体的信任，也赢锝了发行量。扩大公民接触媒介的机会是新闻民主化的必然要求，公共新闻运动有助于恢复媒介的民主催化剂功能。
其次输入了以公民为主的新闻操作理念。无论从新闻来源、选题目的还是叙述方式、报道意义上都是围绕着公民来展开的。报道重点从以权力机构为主适度转向以公共利益为主。记者坚信公民的知情权，他们的公共服务精神和社会责任意识空前加强，公共利益的诉求被高度认知。
再次公共新闻运动的发展恰好证明了当前美国新闻媒体发展的不健全。在商业压力面前，新闻媒体是逐利的，以利润为导向；在日益加快的竞争节奏下，新闻媒体是快速、肤浅的，新闻报道的质量大不如前；在白人精英的领导下，新闻媒体是傲慢、排外、以自我为中心的。因此激进的公共新闻理念支持者认为传统的新闻媒体是以记者为中心，缺乏公众活力，且无助于社会的改善。公共新闻运动是对当前美国新闻媒体状况的一次反恩。对精英主义的新闻思想敲响了警钟。
第四,对于传统新闻操作模式的解构。在公共新闻运动倡导下，正面新闻报道的数量有明显提升，色情庸俗的新闻数量有所削减，越来越多的记者不甘心做权力机构和公众人物的忠实记录者，更多的记者希望通过调查性报道一举成名。传统的冲突叙事结构受到解释性叙事结构的冲击。在追求报道平衡的时候中间人群的观点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视。新闻报道更趋本地化和特写化，更加贴近社区，贴近不同的社群。
第五，新闻媒体经营思路的拓展。传统的美国主流媒体是依靠其重大新闻报道的权威性来赢得读者的，而地方报刊由于实力的原因，往往依靠新闻的猎奇性来吸引读者。公共新闻运动的思路是让地方媒体以地方新闻报道为依托，由接近性优势进而达到权威性的效果，虽然没有专家学者的言论，但是可以刊载真正熟悉社区公共事务的本地人的看法。这样经营思路就由猎奇式的吸引转向由权威性去赢得读者的模式，培养读者的忠诚度，变由于吸引而阅
读为由于关心而阅读。诚然，公共新闻改革需要大量的经费投入，对于规模较小的地方报纸来讲，组织大型的公共事务报道往往心有余而力不足，一旦没有基金会的支持，很多报纸难以为继。然而。公共新闻运动却揭示了今后新闻媒体发展的一个趋势。据弗里德兰德和尼克尔的调查发现，在已经实行了公共新闻改革的全国322家报纸中，尽管类似于皮尤这样的基金会的赞助迫于压力目益减少，但是仍有102家报纸明确许诺将用三年或更长的时间继续实行对公共新闻的改革，这占到美国全国报纸的7％。。
美国公共新闻的反思：据统计，1994-2001年，美国有超过两成的报社执行了某种形式的公共新闻；各种形式的做法累计达800多件；近四成的报道获得了读者正面回应；近四成的报道对公共政策发挥了直接影响力。“公共新闻运动”已被誉为“美国新闻史上最有组织的内部社会运动”。
尽管如此，Pew中心的Leonard Witt认为，公共新闻上的早期尝试“往往是某些‘特别项目’的一部分”，开支巨大，耗费时日，而且还是片断式的。“并非所有记者与编辑参与了公共新闻，某些人甚至还直捷了当地表示反对，所以向编辑部里的人伸出橄榄枝从来就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至2003年春，这一运动实际上逐渐销声匿迹，专事公民新闻研究的Pew中心也早于2002年安静地关上了大门。究其原因，传统新闻媒体有着不可避免的局限性，而这些局限性是此次运动所无法改造的。“为人民”并不意味着“公民能够近用媒体而成为新闻生产过程的一环”。
第一，传统媒体的专业主义，决定了它对话语权的垄断。传统新闻媒体是一个具有专业主义(Profession“sm)的职业意识形态(Occupational Ideology)，也是实行分工合作的庞大企业组织。这决定了这些公众还得通过“过滤”程序，通过电视、广播的主持人、报纸的版面编辑这些中介(me—diate)，发表经过“筛选”的言论。而这些“演说者”，也往往是经过“筛选”的具有代表性与专业性的少数人，这与媒体及其中介的专业地位相称。普通公民依旧不能担当记者、编辑的角色，不可能任意发表自创的新闻或自我的观点。
第二，传统媒体有限的时空，决定了它对议程设置的垄断。报纸的版面、电台的时段，是媒体最宝贵的、最有限的资源。因此，媒体必须对议题进行筛选，强调某些媒体自身认为重要而且数量有限的事件，并努力将公众的注意力集与此；同时，它还不得不忽略其他事件。时空资源的稀缺性也注定议程必须经过排序，以此集中公众有限的注意力。结果，某些议题被广泛讨论，而其他的则被忽略。因此，能够定义问题的传统媒体就具备了意识形态的权力。这些媒体的本质因素是体系内部的运动所无法打破的，新闻传播依旧受到以媒体为主导的议程设置(Agenda setting)的框架所约束。
第三，传统媒体的传播环境，决定了它对意涵解读的垄断。公众的意见进入传统媒体之后，不再以独立的形态存在，往往成为引用和佐证，变成新闻叙事论述中的一部分，原本意涵的解读难免受叙事整体的影响。传统媒体的专业主义指导着它要求守门人追求正确性(actuadjty)，进而造成意识形态的封闭性(closure)，接着将受众锁定(anchor)在从优解读(prefeⅡed reading)的方向上来看待新闻报道这个“剧本”。于是乎，公众与有识之士奋力抗争取得了传统媒体的近用权，他们自己却反倒扮演了传统媒体编撰的剧本中的一个角色；而这种参与，更使编撰的剧本具有真实性和可行性，更使其合法化、合理化。
第四，公众中的不同团体共同争夺稀缺的时空资源，造成边缘团体的再度边缘化。依据媒体再现理论(Represent“on theory)，个人和团体向传统媒体抗议自己没有近用电视、报纸等传统媒体，以至于不能在公众的心目中推展自己的观点；媒体的有识之士也希望真实地再现社会的“真实性”。可是依据再现理论推出的“不偏倚”(impaniality)原则，即在任何话题上各种声音都有近用权，看似迎合了近用权的需求，但诸如环保、女权等边缘团体原本以为可以借此结束自身在大众传媒上边缘化的现状，却“自然而然”地被再度边缘化，而主流声音变得更为主流。所以，受到传统媒体自身局限性的影响，传统媒体向公民下放部分近用权、公民与社团向传统媒体索要近用权，这些努力终究会会落入不尴不尬的境地。幸而随着技术的进步，凭借无处不在的互联网、便捷灵活的移动技术以及博客(weblog)、聊天室、留言板、维基(wiki)的出现，以改造传统媒体为主旨的公共新闻运动，已经于2004年向迈向一个新的阶段——“市民新闻”(Citizen Joumal—ism)①或参与性新闻(P跏icipatory JoumaJism)。发起人已经放弃了“为人民的新闻”，转而求助于“人民的新闻”，也就是新出现的、尚未定型的“我们媒体”(we Media)的概念。
无论如何，公共新闻运动是美国新闻史上辉煌的一笔。“美国新闻界对‘公共新闻’的实践探索和学术争议，是美国社会发展和大众传媒发展的结果，它表现了美国新闻工作者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媒体社会责任的新的思考和努力。”“在对美国内部事务的报道中，在沟通社会信息、化解社会矛盾、维护美国社会的稳定发展方面，美国新闻界的公共新闻理论及其实践的确是起到了一定的作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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