逃离北上广
逃离原因1、北京的高收入只属于个别少数人[1]，大城市的收益本来是很高的，但现在门槛更高，这缘于外力。
2、在北京的一套房，到小城城市可买门面，出租价比北京的住宅出租价高很多，买房成为一项风险，是自己赋予的。
3、在北京发展的空间可塑性不太强，感觉在北京高学历、有足够的钱、有社会关系的人有发展，其他人都是蚂蚁，人活着不但是要虚名，还要质量。
社会现象现在面临的已经不是有没有自信这么一个浮浅在表面的问题了，城市化的加剧，很多人都因为北上广
这样的大城市而成风前往，却在前往之前没有真正去预测或者说是去考量一下自己是否适合这样一个高速发展的社会环境，在这样的大城市中的确没错，她所提供的无论是就业机会，还是其他上面的服务都是其他以级别的城市所无法比拟的。但是他的局限性在于，他的发展过快过于畸形，不是按照一个城市的正常进程来进行演化的，是在大量的政治经济辅助政策下所形成的，这就使得这样的一类城市有了它的致命伤功能过多，而没有专一性。不得不说在这上面国外要做的远比中国好得多得多，国外的城市分工明确，使得他们在面临城市各项问题时，解决的策略要简单得多。
购房压力近日《蜗居》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年轻人与房子的关系又一次成为了热点，目前30岁以下的购房人占到了首次贷款置业群体的70%，且这部分人群的贷款需求多集中在80万元以上，购置的房产越来越偏向于大户型房屋。可见以婚房为主体的年轻人购房相当强劲。由于年轻人收入有限，储蓄不足，根据一些调查，举家(甚至是举两家)之力付首付，年轻夫妇还月供是较为普遍的现象。对于这一现象，有人认为与中国的民俗有关，中国文化重视传宗接代，所谓不孝有三，无后为大，房屋作为“生产车间”，被重视似乎也在情理之中。
当然房价年复一年持续上涨，加上隐约的通货膨胀预期，让许多人产生了房价只升不跌的幻觉，从而宁愿尽快购买。然而，房地产行业和其他经济现象一样也有其周期，《逃不过的经济周期》一书就认为，房地产行业的周期大约在16-18年，屈指数来中国房地产的腾飞也就10年左右，这也导致处于上升轨迹中的国人在只涨不跌中感到恐慌，但是，与年轻人的远大前程相比，房地产的周期又是何其短暂，更不用说一旦周期来临的可能风险了。 在当前的房地产热潮中，一种群体无意识，一种在相互刺激下的非理性正在蔓延，总觉得悠悠万事，买房为大。无论是从职业发展出发，还是为了寻找更满意的生活方式，房子都未必是必需品。相反倾其所有地购房却可能限制了选择，影响了发展。
生活方式在快节奏的工作与高压力的生活下，越来越多的上海白领觉得自己身心俱疲，却找不到目标。为了消除焦虑、减缓压力，一些白领索性辞去工作，移居到其他城市，寻找另一种相对轻松的生活方式，俗话说：水往低处流，人往高处走。在国内，很多人心目中所向往的“高处”无疑是北京、上海这样的大城市。原因无他，这些一线大城市不仅是全国性的经济、文化中心，还能提供其他地方难以比拟的就业和发展机会。
那些有志于追求精彩人生、实现远大理想的年轻人，纷纷绞尽脑汁要在这些大城市里扎下根来，希望通过奋力打拼获取一片属于自己的天空。可是，面对大城市的工作和生活压力，一些白领们却选择了逃离，在一家大设计院工作的一位白领曾诉说心中的矛盾和烦恼。他几乎被当时所从事的那份收入丰厚的工作压垮。工作带来的过大劳动强度和心理压力，使他几乎从没有休过一个双休日，也难得睡上一个安稳觉，甚至身体不适时也不敢请假去就医，经常处于易怒、烦躁中。他正在和女友谈婚论嫁、计划在市区买房置业，这使得他没有勇气辞职去尝试压力较小、收入较低的工作。
工作压力如今，年轻白领因为工作压力过大而损害了健康甚至猝死的现象不断增多，已经成了一种社会病。各个大中城市尤其是北京、上海等一线城市，高得惊人的房价丝毫没有松动的迹象。年轻人的各种生活成本日益上升，而就业机会却相对减少，激烈的社会竞争有增无减，这些客观因素导致很多年轻人无从选择。于是“逃离”的人越来越多。但可以预见的是，那些不堪大城市生活压力却下不了决心离开的人其实更多，而梦想到北京、上海等一线城市发展的年轻人，就更海了去了。尽管未来这些一线城市的生活、工作压力有增无减，更多的人还是会选择挤进来。不是这些人抗压能力更强或者对自己的身心健康毫不在意，而是因为区域经济发展严重失衡、各种资源过度向一线城市集中，那些在小地方受制于机会稀缺、关系至上的人们，势必将源源不断地涌向京沪等大城市。
面对一线城市过于激烈的社会竞争及过大的生活压力，移居到其他更宜居的中小城市或许是一种很不错的选择。但是，在我们的整个社会状况得到根本性改变之前，生活压力损害年轻人身心健康的状况其实无处不在。大城市有大的难处，小城市也有小的烦恼，终究无处可逃。
专家解读复旦大学人口研究所教授任远认为，一线城市过高的生活成本和竞争压力，使“移民”环境恶化，导致青年人幸福感降低，引发部分人“逃离”。中国城市发展研究会2009年的相关城市排名也印证了这一观点。虽然在“城市综合竞争力排名”中，北京、上海、广州等一线城市全部居于前列，但在“最具幸福感城市排名”中却集体“落榜”。
任远介绍说，城市化过程中“移民”环境恶化，有着一定的人口学背景。上世纪70年代到90年代，新出生人口数从1600万增加到2500万，这种递增趋势，使社会竞争逐年加剧，教育、卫生、就业和保障等公共服务供给压力不断增大。特别在快速的城市化过程中，一线城市的“移民”环境恶化更加明显。任远说，近年来一线城市的房价上涨尤其明显，大量人口涌入一线城市，但城市的公共服务没有同步发展，教育、医疗等公共资源提供不足，尤其是向中低收入人群、流动人口提供不足，青年人要在一线城市安居乐业变得越来越难。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企业所副研究员许召元认为，部分青年“逃离北上广”，其实是城市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体现。由于一线城市拥有更多的工作机会、更高的生产效率，人才向一线城市聚积。但当城市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大城市“拥挤”现象越来越严重，生活成本、生产成本越来越高。这时候企业开始向成本更低的地区进行转移，导致经济开始向其他地区扩散，部分人才也因不能负担大城市昂贵的生活成本而向中小城市转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