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鸿哲
爱国教育家、唐山交通大学校长孙鸿哲（1876—1937），字揆百（揆伯），号寒松，江苏无锡人。早年入北洋大学铁路专科，后赴英国留学，毕业于爱丁堡大学机械系。回国后，先后任为唐山京奉铁路机厂（今唐山轨道客车有限责任公司）副总管（总管需为英国人），北宁铁路局局长等职。他曾三次出任唐山交通大学校长。特别是在九一八事变之后，唐院处在抗日最前线，孙院长带领师生员工临危不惧，坚持办学，坚守民族气节，深受师生爱戴。
孙鸿哲先生是老同盟会会员，也是吴稚晖先生的挚友，并且正是他介绍吴先生与孙中山先生见面，并且以“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说动吴老先生加入同盟会。在五四运动期间，孙鸿哲正在京奉铁路机厂副总管任上，虽居高位，但仍以一个革命救国教育家的情怀，期望青年，爱护青年，同时愿意指导青年向革命救国的大道上走去，因此当爱国学生为唐山工业专门学校（即唐山交通大学，今西南交通大学）学生救国团发行《救国月刊》时，收到用笔名“寒松”的来函和投稿，主张在唐山办铅印厂，印行报志，以启发民智。那个时候，孙鸿哲先生虽尚未与唐山交大发生关系，但在校墙以外不知不觉的已成为同学们的“无名导师”。
从1924年11月开始，孙鸿哲先生先后三次担任唐山交通大学校长。前校长刘式训曾谈及：：“揆百是我的师兄，提到他，我是最佩服的了！您看，他的尊大人为北洋武备学堂算学教习，冯国璋是他的学生。揆百在回国的时候，正是冯最得势的时候，那时有多少朋友劝他找冯国璋，并且冯也有意要借重他。可是他不去，他却只愿意到唐山机械厂做工程师，埋头实干，一连就十多年，许多人替他可惜错过做官机会。其实他是有主张，有本领的，我最佩服这样人，他做唐山校长，再好不过了。”1928年6月，北伐战争迅猛发展，孙鸿哲以国民政府代表身份接管唐山交大，并再次担任校长。孙先生第三次担任校长是在“九·一八事变”后的半年，一直到“七七事变”那年十月二十三日，病逝于北平协和医院为止，一共是五年。
在孙鸿哲先生第三次担任唐山交大校长期间，正是日本帝国主义逐步侵入中国的时期。他上任之时，东北已经沦陷，地处冀东的唐山已在前线，何梅协定签署后，冀东伪政府成立，唐山交大情形更加危急。幸赖孙鸿哲先生全力周旋与坚持，唐山交大才能屹立于日伪统治中而不倒。可以说，那时在冀东二十二县土地上，只有唐山交大独挂青天白日满地红国旗，成为冀东人民心中的圣地。在伪冀东政府成立的那一个关头，校内学生一方面受着爱国心的驱使，一方面受着反动份子的宣传，罢课开会要离开唐山去到南京请愿，他便严厉地训斥学生道：“我们倘使离开唐校去南京请愿，便无异为伪冀东政府撤出一个最好的办公处所，你们去得回不得，你们无端地放弃了这块“国土”，所以我敢说，谁主张放弃这块“国土”,谁离开学校的，谁就是汉奸!我现在已将校门封锁，围墙四周派警卫守起，谁要冲出去，我让他在校内流血，免得在校外流血。”他的声调沉痛而激昂，即刻有顽廉懦立的效果，因而压下这一幕“毁校请愿”运动。因为他认定当时校墙以内地方，在国旗招展之下，是为真正的国土，但能保留一时便是一时！
可是这种保留并不是容易的事，实在可以说是奇迹，因为既在这块国土上，我们便得尽我们国民应尽的义务。在长城抗战前期，唐山的工程界组织了“义勇工程队”，在敌伪发动绥远攻势时，唐山交大全体师生工友都捐款援绥，并将真实姓名公布于报端，都是孙鸿哲先生领导着做的。他和他所领导的唐山交大所表现出来的正气，甚至影响到了冀东这城内的敌伪人员。尤其是在“七七事变”前五六个月内，华北中央化的趋向极为明显之时，伪组织的重要人员都自动的向孙先生表明心迹。那时，大家笑称孙先生为“唐山无冕之王”，而他更喜欢称唐山交大为 House of Tangshan（唐山氏系）。有一天，在唐山交大旁的一个教会中学校长对我说道：“孙院长能使国旗悬挂在贵院旗竿上，不仅给我们唐山老百姓以无限的安慰，便是冀东二十二县，乃至于关外民心，都觉得中央不会忘记了他们。同时作为平津学府的屏障，那是太有意义了！”我将这话转告孙先生，他笑对我说，“我们上次援绥捐款，将我们的姓名披露在天津报章上，便有一个矿务局的朋友警告我道：“你真大胆，你看在天津的学校捐款只是张先生，无名氏，真姓名露了，不怕危险!”我说这有什么可怕，最大危险不过勒令这学校关门，我想学校要因为这光明正大的爱国行为而关门，也关得值价了!”
孙鸿哲先生领导唐山交大不仅坚持下来了，而且努力做到了最好！唐山交大校墙之内，在孙先生的第三任期中，自校园到宿舍，自礼堂到讲堂，均修整得空前的雅洁而美观，无间冬夏，他总是一早便走遍校园各处一次，发现有不整洁的地方，即刻纠正。同时图书馆，试验室乃至学生体育运动的设备，无日无时不在积极充实与改进中。所以有一次，一位英国使馆的参赞，因调解开滦矿工风潮来唐山，顺便参观唐校，说道：“我怎么也未想到这个市镇里，有这样好的学府，那在英国也很难寻得的！”但是有些短见的人们也批评过孙先生不该这样不顾外间恶劣环境，而只管改进内部，将来给敌人拿去，岂不可惜。他对这种批评者向不介意，但有时也轻松的解答道：“国土果然沦陷于敌人手的话，该有多少宝贵东西牺牲了，这一种校址还值得计算在内，真是小气得可怜”。在孙先生的领导下，虽然外部环境及其恶劣，但唐山交大的教学没有丝毫的松懈，一批批轻年才俊从这里获得了知识，正如他所说：“中国现在已处在”“置之死地而后生”的地步，我们的教育也只有跟着走，要置之死地而后生。只有在这种艰苦危险的环境中，才能培养出耐得风寒的种子！”，也如在答复校友劝他迁校时，他所说的：“我们不在前线挺着，谁应去挺，我认为只有在唐山这险恶环境，才可以培养出真正的救国人才”。也正如他所希望的那样，在他第三任期内，唐山交大确确实实培养了很多杰出的人才，例如水利学家黄万里教授（唐山交大1932届），还有著名的唐山交大1933届（其时唐院一年毕业二三十人而已，这一届就有张维、严恺、刘恢先、林同骅等四位院士）。
但是孙鸿哲先生却为唐山交大操心过度，致得肺痈而于1937年前去世的，去世前对前去看望他的朱皆平（朱泰信）教授说：“我看中日战争是不可免的了，结果胜利一定属于我们，但是我们的国家准备太差，这也不知道要牺牲多少人民生命，才能换取胜利。我是一个爱国主义者——狭义爱国主义者，我只知道先把中国弄好，才能谈到全世界，我们怎样能减少我国的牺牲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