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十字星座下的新闻学思考
基本信息
书名： 南十字星座下的新闻学思考 格式：
ISBN： 978-7-5609-5284-0 折扣：
作者： 屠忠俊 印次： 1-1
单价： ￥25.00元 出版日期： 2009-05-01
图书简介
"帮助我们的中国同行
在中国，传播因其意识形态和信息功能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自三十年前中国开始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以来，新闻传播领域经历了巨大的转变，其中最重要的变化是中国传媒的市场化。与从前比较，当今的传媒更加迎合市场的需求。改革开放使得被中国教育部列为一级学科的新闻传播学的教育持续发生变化。教育者和研究人员在自行探索的同时，尝试了解世界上该领域的最新进展。不幸的是，对他们来说，接触西方的相关知识是颇有难度的。
难以接触相关知识导致中国新闻传播研究存在若干问题。中国的新闻传播研究经常被指责有如下问题不是偶然的：不了解相关文献，缺乏实证，好争论，方法使用不到位，描述性内容过多。这些问题的存在说明中国新闻传播界需要大量吸收该领域内的最新知识。人们当中求知欲最强的是对世界更加好奇、更善于接受新鲜思想的青年教师和博士生。虽然他们中的很多人都精通英语，但是他们接触国外出版物的机会却是有限的。西方出版的图书和期刊的费用对于中国的教师、学生，甚至一些图书馆都高昂得令人生畏。尽可能接触这些出版物对他们是很费周折的。就算有足够的资金和信息，中国人向海外购书也不是容易的事情。任何一位和中国的青年教师以及研究生交谈过的国外学者都会感受到他们强烈的需要：帮助他们解决在接触这些资源时出现的经济和体制上的困难。收入本书的一系列文章最初发表在2000年至2005年出版的《澳大利亚新闻研究》上，这些文章对于消除中国新闻学者和学生与澳大利亚新闻教育界的工作者们在新闻传播领域的知识差异能起到一定作用。选择和翻译收入本书的文章的工作是由华中科技大学新闻与信息传播学院的部分师生承担的。
澳大利亚，欧洲及美国
在某种意义上，我们可以认为澳大利亚在新闻学教育前景的讨论上是落后的。相较于美国和欧洲，澳大利亚仍然努力在一系列彼此矛盾的新闻学教育主张间寻找平衡，诸如：为培养新闻记者应提供职业教育还是大学教育（如果其中一种是合适的，该培养到什么程度，是本科生还是研究生），是顺应学生的自然天性还是强调养成训练，干新闻这一行是一种艺术还是一种手艺，要搞专才教育还是通才教育，该看重理论还是着眼实践，重在让学生搞作品制作还是对制作作品进行反思（关于此类讨论的文献综述见Rakhonen, 2007）。无论是美国还是欧洲，虽然新闻学教育有各自的独特背景，关于平衡问题的讨论，一般倾向于“还是”后面的主张(Lavender, Tufte and Lemish, 2004; Leung, Kenny and Lee, 2007; Huysmans and van der Linden, 1991)。在大西洋两岸，人们逐渐注意到新闻学教育的共同趋势以及一些重大事件。当前，主要由哥伦比亚大学校长Lee Bollinger在美国发起新一轮对新闻学教育的审视。他在2002年年中为该校声誉卓著的新闻学院遴选院长。Lee Bollinger发现：“人们对现代新闻学院的构想差异很大。”于是，他组织一个特别工作小组来审视新闻学教育的未来图景。经过从2002年10月到2003年3月的6次会商，这个特别工作小组得出这样的结论：“一个优秀大学设置的优秀新闻学院应该与新闻业界保持一定距离。新闻学院的教师应由顶尖的新闻业从业人员组成，他们应该与大学里其他教师一样承担教学和科研任务。在科研工作中，他们要积极探索新闻业最大限度的发展可能性，对新闻业进行反思，关注业界重要事件，研究解决问题的途径，将自己的发现与学生、业界、利益相关的公众进行沟通、交流。”新闻学院要用独立的视角来审视新闻业及社会，如同新闻业对整个社会进行审视一样。此外，新闻学院还是新闻业忠诚的评论者。在持续反思的学术氛围中培养的思维习惯必然贯穿整个教育过程，导致职业生涯的某些方面被强调而某些方面被搁置或摒弃。一所好的大学应该能为专业学院提供相关领域的人才实行知识与智力的交流，而专业学院也会为大学的其他部门提供知识与专业上的支持。理想的情况是，专业学院在教学与研究方面与大学结合成为一个有机的整体
(Bollinger，2003)。
另外，一份欧洲新闻中心的调查(Bierhoff and Schmidt, 1997)以及2001年一次针对美国高校新闻学与大众传播学教育状况的研讨会(Brynildssen，2002；Cohen, 2001)都也得出相同的结论。这些结论可表述如下：
（1） 新闻学教育要为公众提供服务，而不是仅仅面向业界。
（2） 新闻学教育要迎接经济、技术、文化和社会的现实所带来的各种挑战。
（3） 新闻学教育要有多样性、包容性，兼具全球性与本地性。
第一个问题关注的是新闻学教育主要为谁服务。与“遵从业界需要”，甚至有时“引导业界的需要”的研究范式（这是澳大利亚新闻学教育的主要研究范式）不同，欧美学者倒置新闻学教育服务对象的金字塔，将人数比重最大的公众——新闻产品的读者和阅听人作为最重要的服务对象。从前的新闻学教育研究不是被动地响应业界就是未雨绸缪地引导业界，这种研究趋势已被更多的受众研究取代。在未来的信息和知识社会里，新闻记者必须重新定位自己的角色(Breit and Servaes, 2005; Charron, Chica and Hamilton, 1999)。为了复归“实践”这一新闻核心价值，新闻记者们可能必须不去听从营销和公关工作者提供的煽动性十足的建议(Breit，2004；Louw, 2005)。
相较于传统的职业技能训练，人们更偏重于背景分析（只有将新闻业从历史、技术、文化、法律和经济的角度进行定位和研究才能完成这一分析）。Tom JacobsonTom Jacobson是美国天普大学传播与戏剧学院的教授。——译者注在一次研讨会上说：媒体所有权的集中导致很多新闻编辑室的“企业殖民地化”以及令人担忧的“信息娱乐化”潮流的出现。他还警告说，如果这个潮流继续下去，新闻学教育者们对新闻学核心知识的讨论将失去意义，民主制度将失去作为第四等级而存在的新闻界(Cohen，2001：20)。
随着信息及传播技术的影响日益扩大，媒介市场解除管制，媒介产品、服务的文化全球化/地方化，人们开始重新评估现有的新闻学教学安排。新闻学教育不得不打破传统的国家框架，开始走国际化路线。特别是澳大利亚，因为经济上越来越倚重付全额学费的国际学生，它将面对“如何摆脱新闻学教育中的民族性的陈腐观念”，以及“如何改变对媒介和新闻的带民族偏见的程式化理解”等问题(Holm，1997:48)。未来新闻学教育者将面对的挑战是：更多的多文化、国际性的“真实”学习体验，更多的创新性、批判性反思，更专注于解决问题，更多的信息、知识的社会沟通及合作。这些挑战将极大地影响新闻学的教与学。与之适应的教学方法将教师的角色由信息传播者转变为学习促进者，即帮助学生主动研读相关材料以建构自己的理解力(Blurton，1999：49)。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对此作出了自己的贡献，它为发展中国家与新兴民主国家出版了一些新闻学教育课程的模板材料，直接采用这些模板或者对其作出调整对中国及其他国家的新闻教育会有所助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这一做法是有趣的并且可能是行之有效的(see UNESCO，2007)。
社会参与式的传播与新闻研究
上述观点可以总结为“社会参与式的传播与新闻研究”模型(图1)。该模型改编自David Perry(1996:8)的文章。模型中的四部分分别代表公众对（大众）传播的关注、相关研究、教育及受众行为。它们形成一个会受外来因素（比如媒介产业）影响的相互依赖的开放的动态系统。“模型所代表的整个过程是没有终结的。相反地，任何一个要素起变化都会影响其他的要素……整个模型是动态的。当其他成分有改动，或者外部情况有变化，比如大众传播的形式或者内容出现变化，各要素就可能处于持续变化的状态中……究其实质，因为世界是时刻变化的，那么对社会的探究会无终结地持续下去。”(Perry，1996:9)
图1“社会参与式的传播与新闻研究”模型致力于发展与社会变革的传播
上述的社会参与式的传播与新闻研究观点十分合乎广义的“致力于发展与社会变革的传播”（Communication for Development and Social Change，CDSC）传统。我简单解释一下一些最重要的理论原理，CDSC传统是以它们为基础的(更多细节请见Servaes, 1999 and 2007)。
CDSC的研究和教学主要发端于这样的观念：所有形式的传播在文化上都植根于社会变革过程。
Jef Verhoeven (1986:19)给出“社会变革”的一般定义。他定义社会变革为“结构化社会行为的剧变及/或角色承担者、群体、集体文化的剧变”。这个一般的定义可以在某些标准的基础上作进一步的说明，比如社会变革的范围（微观、中观、宏观），发生的时间间隔（短期或长期），变革过程的等级（演变或革命）、方向（进步或倒退）、内容（社会文化的、心理的、组织的）以及评价社会变革是平静的或是冲击性的。
在这个语境中，“发展”可以被称之为社会变革的一种特别形式。人们常常认为“发展”可以大致等同于分层次的完成被明确界定的阶段，这些阶段将通向令所有人满意的普遍的终极社会。这个模式效法的实际上是西方标准。这样的概念往往暗含一个价值判断，它涉及一个具体的目标群体（谁需要被发展）以及目的（发展什么）。这就是“发展”这个术语总是与所谓的“第三世界国家”相提并论的原因。但是，这样做是非常不公平的，因为整个世界都在发展。因此，关于发展或社会变革过程中的传播的议题或讨论并不局限于针对第三世界国家。
社会变革也不是仅着重于某一方向的，它不仅涵盖发生在西方的社会文化变革过程，也涵盖其他国家的变革过程。比如，全球化与地方化，妇女解放，日常生活中的种族偏见，某些理念意识、政治经济解放和经济自由化。虽然社会学家主要关注计划的、刻意为之的社会变革，但是社会变革经常是无意中发生的。计划的、刻意为之的社会变革有明确的目的，这些目的和特定的情况相关，因此不具备普适性。在这些经过策划的社会文化变革过程中，传播已成为关键词。
文化的作用
人类所有的行动都基于观念、知识和经验的交流。人们通过语言来沟通。语言上的误解大部分不是因为语言能力的缺乏，而是因为沟通双方思维方式和文化模式的不同。我们可以“听见”对方，但是不能“理解”对方。这些误解可能是来自语言的，也可能来自非语言的缘故。因为有了这些误解，我们就不能达成自己的目标。有效传播的特点是根据接收信息的对象来调整信息。在这种情况下，文化的作用是非常重要的。当传递的信息符合接收者的文化，传播才是有效的。为了达到有效传播的目的，一个重要的条件是沟通双方必须知道并且理解对方的文化。只有当双方的交往有质量保证并且基于真实性的承诺时，这样的理解才能实现。
国际传播是跨国界的数据、信息、知识的交流。对跨文化传播来说，其社会用途和传播双方的社会文化背景都很重要。除了文字符号的含义，语言本身也是与文化相关的。在这种语境下定义文化并不是易事。文化包括特定生活方式的物质方面和非物质方面，它通过社会化过程以及意识形态的工具（学校、媒体、教堂……）向社会成员传递和得到确认。文化不仅仅关乎像善与恶、美与丑的价值或判断，而且也与我们的饮食、居住、穿着方式有关。从这个意义上说，文化可以被描述为一种社会背景，在这个社会背景里，特定的参照系可以找到自己的表达方式或固化为指导和安排人们互动和沟通的制度化形态。这样的参照系可以通过四种实证维度来区分：世界观、价值体系、符号性的表达方式和社会文化的组织性制度架构。这个架构使上述种种各就其位。
从这个方面来说，各种制度（比如说新闻制度）发挥着关键作用。制度在社会认可的基础上，将行动的状态以基本标准化和不证自明的惯例形式固定下来，制度可以起到限制负面因素或者解放正面因素的作用。它因其“特性”而与众不同。
这种解读文化的视角隐含一个动态的特征。文化永远不会被“完结”，它总是处于“发展”的状态。而且，人们在塑造社会存在的同时，也在不断地（大部分是无意识地）根据他们文化的价值观和提供的选项做出特定的选择。因此，社会现实可以被看做是一种其确立和形成都源于特定价值观的现实，一种价值体系和社会体系相互交织、相互影响的现实。由于不同环境下不同文化共同体发展的需求和价值观不同，它们就呈现不同的特性。文化的“特性”源自这样一个事实：文化是以拥有共同的世界观和民族精神的制度网络为基础的。不同文化的“特性”是不同的。
换言之，必须根据其自身逻辑结构来分析一种文化。确切地说，每种文化都是根据其自身逻辑运作的。只有相关各方理解这样的逻辑基础并且以平等的心态予以接受，跨文化传播才能成功。与所有的社会过程一样，文化不是一个纯粹的理性过程，不能预先加以安排。所以，文化应被视作相互联系、互动的人群混合行动的不能预期的结果。
多样性的范式，一个文化学派的观点和一个解释性的方法
在过去的五十年里，对社会变革以及在社会变革中传播和文化的角色的看法已经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在此期间，我们看到了三种范式或者说观点的演变：现代化范式、依附性范式以及多样性范式(Servaes, 1999)。这些范式是互补的而不是彼此替代的。它们形成反思致力于发展和社会变革的传播的基础。对传者与受者关系的片面想法已被扭转。很多人意识到受众是积极的，理论家也开始意识到科学不是价值中立的。
这些一般性观点为其他观点所补充，比如所谓的批判理论和其拉美变体，它们都强调改变现存社会结构的必要。这一传播研究的风潮批判地审视社会，并且把其分析与媒介效果相联系。我们也可以提一下巴西的Paolo Freire，他创造了意识提升方法（consciousness?raising method），这个方法更多涉及参与和对话。
对现代化范式和依附性范式的批评导致研究社会变革与传播的新观点的产生。对社会变革观点的转变主要体现为两种趋势：第一，人们发现并且承认理论、研究、社会结构从来都不是价值中立的；第二，对受众的看法在改变，人们不再被视为消极、易受影响的生物，而是被看做动态过程中的积极个体。发展不能被强加，它应该是内生的。坦桑尼亚前总统Julius Nyerere (1973:60)曾精辟地指出：“人是不能被发展的，他们只能自我发展。别人可以给某人盖一所房子，但不能给他作为‘人’的骄傲与自信。人必须通过自己的活动和决定，以及在自己生活的社会作为平等个体的充分参与来获得骄傲与自信。”
多样性范式认为，积极的受众找回自我的背景是重要的。这也意味着通用的发展模式是不存在的。发展是针对特定社会的独特历程，它基于以下原则：对基本需求的满足；自发的审视其文化（内生性）；利用自己的潜力（自力更生）；生态良性循环的发展；追求参与式民主以及结构性转变（可持续性发展）。
特别是，这个方法重新评估了人际传播。与早期的范式不同，这个方法更重视参与传播和关注地方文化，注重互动性及参与性的社区媒体。
以多样性范式和Freire观点为基础，参与和对话的作用在致力于社会变革的传播过程中越来越重要。直接与参与及对话关联的是“自下而上”的方法，以及对人类的积极看法。它主要强调，在致力于社会变革的传播中，人不被视为消极因素或其行为被上方力量直接影响的撞球（“自上而下”）。人可以积极地为他们的日常生活、社会环境和媒体环境赋予相关意义。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说这个视角是以科学哲学的解释进路为基础的。
我们可以找到“致力于社会变革的传播”与其他社会科学（特别是人类学）之间普遍的、明显的联系。与人类学的联系不仅仅存在于理论方法和专题的相关性，还体现在使用质化研究方法和三角测度法的水平上。三角测度法指的是同时使用不同的研究方法。参与、“自下而上”的方法和对人类积极的观点都是人类学中非常熟悉的概念。
另外，作为人类学的主要研究领域，文化观念有其重要地位。我们认为，参与和文化是文化学派方法里紧密相连的两个概念。如果不承认文化差异以及没有对双方文化的相互理解和尊重，参与是不可能存在的。因此，我们在谈到致力于社会变革的传播时，既可以使用解释性的观点，也可以使用文化学派的观点。
传播、文化和政策
现代化范式和依附范式的基础是政策选择以经济和政治为导向，多样性范式则与此有别，它专注于这样的观念：没有通用、普遍有效的发展策略，发展必须被视为一个整体的、多维的、辩证的、每个社会都有所不同的过程。
上述说法同样适用于为社会变革制定的政策和规划的“作用”。政策制定者和规划者面对若干重要选择：不仅仅是关于传播和其解决方案的问题，也包括对组织和实施那些政策和规划的方法的判断。不同的问题和情况需要不同的解决方法。再次强调，没有永远的、在每个地方都能使用的普适方法。这就是为什么在今天，同理论的形成一样，政策和规划也在寻找一种混合的方法，这个方法以不同的理论为基础，融合了不同的规划方法：“致力于发展的传播没有特定的‘任务’，而是有很多的任务。” (Middleton & Wedemeyer, 1985:33)
除了考虑这些基础的、不能缺少的事项，政策制定者和规划者还需要一个更通用的概念和操作的框架。事实上，我们要深入探讨的不仅是理论，还有以实践为导向的学科，以及“为给政策制定者提供实用的、以行动为导向的、解决问题的建议而进行的研究或分析基本社会问题的过程” (Majchrzak, 1984:12)。在这个定义中，我们认为有两个方面与多样性范式的理论命题紧密相关：对重要的、基本的社会问题的关注；研究建议的可实践性、可操作性和行动导向性。
结论：“致力于发展与社会变革的传播”的基本前提
作为结论，我们认为：不同的教学和研究，也就是说，针对不同的理论、方法、媒介、范围，都必须具备下列的共同价值观和出发点。CDSC的连贯性体现在若干共同的、根本的前提中。这些前提、价值观和出发点如下。
运用文化学派的观点。这样的观点使我们给社会变革中的传播与文化以特别注意。将文化置于研究视域的中心位置，其他传统社会科学，如人类学、社会学、政治和文化研究就会对“致力于发展与社会变革的传播”的研究领域作出贡献。
运用“自下而上”的方法和解释性的观点。参与、对话和对人类的积极观点是极为重要的。要高度推崇对特定情势和本体性的唯一性的尊重和欣赏。
运用整合的观点和理论。在“致力于发展与社会变革的传播”领域，重要的是研究中选择的方法必须与使用的理论观点紧密联系。这也意味着重视方法的开放性、多样性和弹性。在实践中，就是注意使用三角测度法和偏重于质化研究方法。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完全排除量化研究方法。
显示相互理解并重视正式和非正式的跨文化训练和教学。只有当不同（子）文化中的成员不仅倾听对方，而且理解对方的时候，才会有大度、领悟、包容及尊重。相互的理解是社会变革的先决条件。为防止所有形式的错误传播，应该重视正式和非正式的跨文化训练。"
目录
"新闻业处于黄金时代吗？（1）
揭示鸿沟的报道：社群服务报刊的批判性训导作用（9）
体验广播：培训、教育与社区电台（20）
组织事务（38）
记者个人情感的表露（53）
援助人员、情报搜集和媒体自我审查机制（62）
审判前报道：导致陪审团的判决偏颇（80）
敏感还是漠视？涉龄报道的准则（99）
艾滋病报道二十年（108）
三城记——约旦、阿联酋、埃及的媒体城（124）
后记（1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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