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新民
基本信息孙新民 现任辽宁省葫芦岛市经贸委综合处处长、教授
，市党校客座教授，市政府经济顾问，市委决策咨询委员，辽宁省企业管理咨询顾问等职。在工作中，开拓进取，奉献求实，为经济与社会发展做出了贡献。作为省、市政府的决策咨询人员，经常针对社会的热点、难点问题，提出具体建议，有些已被决策层所采纳。1995年主持创立了我国第一个比较科学系统的企业综合考核体系，实施后受到国家经贸委和省、市有关领导的好评。经常到各地讲学，普及宣传经济管理知识，解疑答难。曾多次被评为省、市先进个人。发表文章120多篇，约30多万字，并多次获奖。主要著述有《论毛泽东的领导艺术》、《关于政治体制改革的若干思考》、《论理论的两重性》、《青海农业所面临的挑战》和《国有企业病情诊断与治疗》等多篇。
简介孙新民,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长、中国古陶瓷学会副会长、中国考古学会常务理事 1982年毕业于郑州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长期从事一线考古研究工作，先后主持开封北宋东京城、巩义北宋皇陵、宝丰清凉寺汝官窑、巩义黄冶窑等大型考古发掘项目，出版著作有《北宋皇陵》、《河南出土陶瓷》等多部，兼任《华夏考古》主编。
孙新民谈汝窑考古新发现
汝窑作为中国陶瓷史上最负盛名的瓷窑之一，长期以来备受人们的关注，但汝窑的发现颇费周折，前后经历半个世纪之久。1950年陈万里先生考察汝窑，首先发现宝丰清凉寺瓷窑遗址⑽；1987年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第一次试掘，发现典型的御用汝瓷10余件，遂将宝丰清凉寺瓷窑址确定为汝官窑⑾；2000年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的第六次考古发掘，在清凉寺村内搬迁四
户村民，发现窑炉15座和作坊2处，出土了一大批比较完整的汝官窑瓷器、窑具和模具，终于找到了汝官窑的中心烧造区。宝丰清凉寺汝窑址继入选“七五”期间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之后，又被评为2000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 这次发现的汝窑窑炉皆用耐火砖垒砌，一般由窑门、火膛、窑床、隔墙和烟囱组成，大致分作两种形制：一种平面呈马蹄形，窑室面积较大，两个烟囱作方形，位于后部两侧。另一种平面呈椭圆形，窑室面积较小，在窑室后半部垒砌隔墙，隔墙下部设置烟孔，隔墙后部即为烟室。上述窑炉仍属于北方典型的半倒焰式窑，火焰在进入窑室后，先上升到窑顶，热量遇阻向下燎烧窑底，烟气则从吸烟孔经烟囱排出窑外。另外，在汝窑瓷器烧造区还出土有大量窑具，以及用于测试窑炉温度的火照和火照插饼，表明烧制御用汝瓷十分重视窑炉火候和温度的控制。
汝窑由于为宫廷烧制御用瓷的时间较短，故传世瓷器不多，南宋人周辉在《清波杂志》中说：“汝窑宫中禁烧，内有玛瑙为釉，唯供御拣退，方许出卖，近尤难得”。据统计，现存的汝窑传世品仅70余件，主要收藏在中国的北京故宫博物院、台北故宫博物院、上海博物馆，以及英国、美国和日本等地。2000年度在汝窑中心烧造区的发掘，有不少处瓷片堆积厚达20厘米以上，出土可复原器物数百件，大大丰富了汝窑瓷器的品种。除椭圆形水仙盆、直腹三足洗、深腹外裹足洗、浅腹平底洗、莲花式碗、葵瓣盏托、弦纹三足樽、浅腹圈足盘、细颈鼓腹瓶、盘口折肩瓶等常见器类外，也发现了一些传世品中未见的新器形，主要有熏炉、套盒、梅瓶、方壶、小碗、大盆、板沿盘、莲纹盏托和刻花鹅颈瓶等。瓷胎呈香灰色，胎体较薄，细腻致密。釉色呈纯正的天青色，有“雨过天晴云破处”之美誉。在釉面上往往开有极小的纹片，细碎繁密，宛如鱼鳞状或冰裂纹。盘、碗、洗和平底瓶均施满釉，采用支钉工具支烧，因此器里、器外、口端及足际均不露胎，仅在器物底部遗留有似芝麻状的细小支烧痕。支烧痕数量一般为三或五枚，惟椭圆形水仙盆底部作六枚。值得注意的是，传世的汝窑瓷器极少装饰，而这次发现的不少器物表面还饰有纹饰，尤以莲纹为最常见。如在熏炉的炉壁模印仰莲、底座呈荷叶状，盏托的托壁刻以覆莲，碗的腹部模印多层莲瓣，鹅颈瓶的表面刻有折枝莲花，更有鸟体、龙身等雕塑品，形象逼真，制作精致，这在以釉色取胜的汝窑传世品中实属罕见。
张公巷窑址位于汝州市区东南部，遗址中心区面积约3600平方米，皆被居民住房和城区道路所压。2000年春和2001年夏，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先后两次在汝州张公巷配合民房改建工程进行小范围的考古发掘，发现一些类似汝窑瓷器、窑具和素烧坯残片，遂引起中国古陶瓷学者的高度重视。2004年2—4月，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又在张公巷东、西两侧分别开挖探方两个，发掘面积124平方米，清理出不同时期的房基4座、水井4眼、灰坑79个和过滤池1个，出土了一批张公巷窑生产的完整或可复原瓷器和窑具。
这次发掘所揭示的地层堆积复杂，遗物种类繁多，从唐宋到金元，直至明清各个时期的文物标本都有出土，但只有类似汝窑的青釉瓷器，才是张公巷窑烧制的唯一产品。与宝丰清凉寺汝窑瓷器相比，张公巷窑青瓷器以薄胎薄釉为主，釉色浅淡，釉面玻璃质感强，极少见到宝丰清凉寺汝窑的天青釉。胎骨有粉白、灰白、洁白和少量浅灰，几乎不见汝窑的香灰胎。胎质细腻坚实，也为汝窑所不及。器形有碗、花口折腹圈足盘、花口板沿平底盘、盘口细颈瓶、鹅颈鼓腹瓶、盏、盏托、堆塑熏炉、套盒和器盖等。其中不少器形与汝窑瓷器有一定的差异，而两种花口盘、椭圆裹足洗和四方平底盘等则为汝窑所不见。带圈足的器物以直圈足为主，外裹足的较少，器底有支钉痕的呈非常规整的小米粒状，支钉分别为三、四、五和六枚。
由于发掘面积的局限，尤其是宋末、金元时期的地层堆积和灰坑打破关系特别复杂，该窑的烧制年代及烧造历史目前尚难断定。这次发掘获得古钱币330枚，其中328枚为北宋时期钱币，另外2枚为金代海陵王时期的“正隆元宝”铜钱。结合张公巷窑青釉瓷本身的造型、釉色、烧造工艺等来看，显然承继了汝窑风格。从地层堆积情况可以看出，元代时的张公巷是一处繁荣的居民生活区，设窑烧造可能性不大。因此，我们认为张公巷窑烧造青瓷的年代大致可以确定在北宋末至元代初年。张公巷窑烧制的产品独特，制作讲究，古朴雅致，质量上乘，显然不是一般的民间用瓷，它的性质应属官窑。在2004年5月召开的汝州张公巷窑址考古新发现专家研讨会上，不少中外陶瓷学者认为该窑址就是寻觅已久的北宋官窑。
回应曹陵七大疑问曹操高陵墓的发现一经宣布，在社会上引起了很大反响。有专家
学者赞成，提出的六大依据，也有社会学者和网友对此存在很大质疑。针对这种情况，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长孙新民今天特意说明，回应“曹陵”七大疑问。DNA检测人骨孙新民：尽管科技已经进入考古工作，但从生物遗传学和考古学提取DNA是一个新兴的课题，会面临一定的难题。遗骸损害的比较严重，能否提取DNA，存在技术问题；如果要依据DNA来鉴定人骨的身份，那就必须要到曹操的后裔，找到后裔以后才能确定。铭牌孙新民：从盗墓者手中只拿到一块铭牌，八块铭牌中七块都是在墓中发现的。墓志铭孙新民：魏晋时期，是严禁在墓前立碑的，因而才出现将小型墓碑埋入墓中的情况。真正在墓中设墓志并形成墓葬定制，是在北魏以后。曹操高陵的年代正好处在废除墓碑、墓志还没有出现的过渡时期，加上曹操掌权后禁碑，主张薄葬，因此曹操高陵没有墓志是正常的。魏武王的封号孙新民：，曹操生前先封为“魏公”，后晋爵为“魏王”，死后谥号为“武王”，其子曹丕称帝后追尊为“武皇帝”，史称“魏武帝”。出土石牌、石枕刻铭称“魏武王”，正是曹操下葬时的称谓。七十二疑冢孙新民：所谓的“七十二疑冢”都只是民间传闻，是没有任何依据的。
力证曹操墓真实2009年的最后一天下午，曹操高陵考古发现说明会在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狭窄的会议室里召开。包括郝本性、朱绍侯、韩国河、孙新民、张志清在内的全国考古界著名专家，出席了会议，为来自全国的媒体记者答疑解问。
此前，有专家认为，由于曹操墓没有发现墓志铭，这成了它的真实性的第一大疑点。不过，出席此次会议的专家认为，西高穴大墓没有发现墓志铭是符合客观历史事实的。无墓志铭乃正常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长孙新民在会议上提出了以下证据。他说，第一，东汉时期流行墓前立碑，埋入墓中的石刻是不多见的，考古发现更未见典型的墓志铭出土。第二，东汉末年、三国时期，曹操有感于汉代立碑之盛祸国殃民，曾专门下过禁碑令，并要求后代对自己的墓茔「不封不树」。第三，这一历史时期，正是墓葬地上石碑到墓葬墓志铭的过渡时期，魏晋之后的南北朝时期，墓志铭葬俗才逐步定型。目前，最早的墓葬墓志铭是发现于山东益都的《刘怀志墓志铭》，其纪年为南朝刘宋的「大明八年」，即公元464年，距曹操死亡的时间相差了大约240余年。因此，曹操墓未见墓志铭应该是正常现象。出土魏武王石牌有人认为，通过从盗墓者那里缴获的证据，很难说明曹操墓的真实性。孙新民指出，刻有「魏武王」铭文的同类石牌共有八件，除其中一件是从盗墓分子手中追缴而来的之外，其它七件均为科学发掘出土。出土刻铭石牌称「魏武王」符合当时的历史背景，石牌不大可能铭称「魏公」或「魏王」，更不可能称「武皇帝」和「魏武帝」。
孙新民说，大墓出土、征集刻铭石牌及「慰项石」数量多达60件，部分已经残缺不全。这类型制、质地的文物应为首次考古发现，也基本未见于传世品之中。除「魏武王」这一谥号外，其它刻铭内容均为随葬用品的名称和数量，种类较多。「慰项石」是警方追缴而来，其形制不同于其它石牌，但刻铭内容与刻有「魏武王」的石牌类同。
孙新民还指出，石牌刻铭文字的字体比较统一，均为东汉后期流行的隶书字体，俗称「八分」，由早期汉隶演化而来。因此，大墓出土、征集刻铭石牌及「慰项石」等文字材料文物，包括刻有官称的画像石，从汉字书体特征、铭文体例的角度分析，其年代定在东汉后期至魏晋时期没有疑问。再从这些文物的形制、制法观察，尤其是从铭刻随葬用品名称所见内容的角度分析，绝无一般现代人可以伪造的可能。DNA监定较困难孙新民同时表示，目前采用DNA监定比较困难。他说，从生物遗传学和考古学的角度来看，对古代人类遗骸中的DNA进行提取和分析，是考古学研究中的一个新兴领域，其研究的方法与理论并非十分成熟，因此出土人骨标本的古代人类DNA研究可能会面临一些技术难题。
孙新民透露，西高穴大墓出土的男性人骨保存较差，生物遗传学DNA技术能否提取到完整、有效的遗传基因数据，只有在专业实验室的测试之后才能有科学、客观的答案。此外，完全依靠生物遗传学DNA技术来判断该墓男性人骨是否曹操，还必须找到确定的曹操后裔，并成功提取遗传基因数据作为参照，两者才能比较研究。[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