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春才
原国家计委三线建设调整办公室主任
王春才，江苏省建湖县人，1935年生于苏州。1954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55年毕业于扬州工专建筑专业，同年入川投身大西南建设。1965年起在中共中央西南局国防工办、四川省国防科工办从事三线建设规划实施协调工作，先后担任科长、处长。1983年调国务院三线建设调整改造规划办公室任规划二局局长，1994年任国家计委三线建设调整办公室主任。
王春才同志本是高级工程师，却与文学有缘，他1957年开始业余习作，时断时续地发表了一些有影响的作品。其中《元帅的最后岁月一彭德怀在三线》一书曾获四川省优秀图书奖、四川省优秀报告文学作品奖；经北影厂改编摄制的《彭德怀在三线》电影，获文化部“华表奖”提名、四川省“五个一工程”奖。
主编有《中国大三线报告文学丛书》（获四川省优秀图书奖）、《中国大三线》、《三线建设铸丰碑》、《航程》等书。2000年以后出版了《苍凉巴山蜀水情》（四川人民出版社）、《日出长江》（中国文史出版社）、《九九艳阳天》（中国文史出版社）等书。
现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报告文学学会会员。
王春才的“三线”风雨无悔人生
从上世纪60年代开展的事关国家安全的三线建设，到世纪之交的西部大开发，74岁的王春才亲身经历了这两大重要的国家战略，他在成都家中接受了记者的电话采访。17天行程到成都王春才的老家在建湖县高作镇光明村大卜舍。1949年9月考入海南中学(建湖中学前身)读初中，1951年初中毕业后，由于家中兄弟三人同时念书，实在负担不起，成绩优秀的王春才被保送到扬州华东第二工业学校(简称扬州工专，扬州大学前身)。“这是国家第二机械工业部专门培养军工人才的中专学校，学费、伙食费由学校包干，家里不要掏一分钱。”王春才说。
在学校里，他学的是工民建专业，各方面的表现都很好，1954年7月，年仅19岁王春才在学校里加入中国共产党，这在当时是非常不容易的。1955年夏天，王春才服从学校分配，“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建设大西南。”
这是王春才人生中最大的一个转折点，从此他的人生轨迹和大西南联系在一起。半个多世纪过去了，他依然记得当年的行程。
1955年8月1日，王春才和180多位同学一起，从镇江坐船至武汉，沿长江三峡去重庆，再经成渝铁路去成都，整整走了17天才到达成都，到784厂筹建处报到。在王春才的印象中，当时的成都只有几十万人口，也没有像样的工业，火车站很简陋，没有公交车，只有三轮车和黄包车。
那时，新中国正在实施第一个五年计划，苏联援助我国156个建设项目，第四机械工业部(电子工业部前身)将苏联援助的四个工厂定点在成都东郊。百废待兴的新中国人才奇缺，王春才这一批年轻人成为建厂骨干。1956年初，厂领导将他从基建科抽出，担任苏联专家格·阿索特尼柯夫的助手。王春才跟着这位教授级的建筑学专家学习了3年的技术，建立了深厚的友谊。
“1958年，中苏关系破裂，苏联专家被召回，离别之际，我们相拥流泪，真的舍不得就这样分别。”对于这位良师益友，王春才至今难以忘怀。
半年后，在厂领导的支持下，王春才编写的《格·阿索特尼柯夫专家建议汇编》在系统内部出版了，全书共十四章，20多万字，图文并茂，实用价值非常高，第四机械工业部建设司将书发到下属单位作为学习教材。得益于此，他后来升为工程师和高级工程师都免于考试。
2008年12月，784厂隆重举行庆祝建厂50周年大会，王春才被特邀出席。回首当年的建设情景，他感慨万千：“那时我带着400多人的建设队伍常年住在工地上，背水泥、下木材，爱人见我又黑又瘦，心疼得不得了。献了青春献终身，献了终身献子孙，这就是我们三线人的精神。”投身三线建设那是一个风云激荡的年代，新中国面临着严峻的内部外部环境。1964年，时年71岁的毛泽东根据当时国内国际形势，基于战略考虑，提出“备战、备荒、为人民”的号召，作出加强三线建设的重大决策。当年，中共中央西南局成立西南三线建设委员会、西南局国防工业办公室，从各方面调人。经第四机械工业部推荐，王春才被抽调到西南局国防工办基建规划处工作。直到1965年2月，他到新单位报到之后，才真正了解了“三线”的含义。
王春才告诉记者，大三线地区是从战略角度在地理位置上的划分，是相对于当时一线(沿海)、二线(中部)而言的。它是指山西雁门关以南、广东韶关以北、京广铁路以西、甘肃乌鞘岭以东的广大腹地，包括13个省(自治区)的全部或部分地区。建设的重点是八省一市，即云南、四川、重庆、贵州、陕西、甘肃全境以及河南、湖北、湖南的西部地区。国家在三线布置重大项目，使国家的工业布局逐步平衡，并且有利于备战。
从1964年到1980年的17年间，三线建设累计投资2050亿元，建设大中骨干企业和科研单位近2000家，在交通闭塞、经济薄弱的内地修建了大量的公路、铁路，初步形成了包括煤炭、电力、冶金、机械、核能、航空、兵工等门类比较齐全的战略后方基地，对于改善我国的生产力布局，增强我国的经济和国防实力，促进内地资源开发、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都有着深远的意义。
这段时间也是王春才人生中最黄金的岁月，他将自己的青春献给了三线事业。“那时的建设方针就是靠山、分散、隐蔽，把工厂建在大山深处，所以我们也就整天在荒山野岭中战天斗地，远离城市和亲人。”王春才向记者讲述了他难忘的几件往事。
1966年2月，王春才陪国防工办领导及国家第四机械工业部高峻副部长在四川广元081基地的建设现场蹲点，住在席棚里。当地的风沙特别大，被子上总是积上一层厚厚的沙，大家只好将头埋在被窝里才能入睡。
1972年，他陪成都军区茹夫一参谋长、西南局国防工办蒋崇瓂主任到青川县789厂检查工作，住青川县招待所。被子上有虱子，领导们就带头脱光衣服睡觉。
“这就是我们三线人的精神，无论物质条件有多艰苦，大家都一心一意地扑在工作上。”王春才似乎又回到了那段激情燃烧的岁月。为彭德怀“补碑”
王春才不光是一名工程师，还是一名作家，他出版过多部著作，尤其是《元帅最后的岁月——彭德怀在三线》一书，成为首部反映彭德怀在三线工作经历的著作，再现了元帅的音容笑貌、高尚情操及铮铮铁骨。1998年，女作家原郁在《中国军工报》发表文章，称他是“为彭德怀补碑的人”。
1965年，在“庐山会议”中受到错误批判的彭德怀在闲居6年后再度出山，于11月30日抵达成都，担任西南三线建委第三副主任。1966年12月22日，受到“文革”冲击，彭德怀被江青指使的红卫兵揪回北京，惨遭批斗，关押8年后含冤去世。虽然在三线只工作了短短一年多的时间，可是彭德怀却一心为国、一心为民，以甘为孺子牛的精神，走了几十个县市、几十个三线工地，解决了不少问题。由于工作关系，王春才在这段时间能经常接触到彭总，也深深地被他的人格魅力所折服。
那时每次三线工作会议都是在成都锦江宾馆召开，每逢开大会，彭德怀都是提前到会，孤单地坐着，大会主持人请他到台上坐，他都谢绝了，而是在台下认真听、认真记笔记，从来没有架子。
“我还和彭老总一起看过电影呢。”1966年9月15日晚上，与会人员在宾馆看《战上海》电影，王春才碰巧和彭总坐在一起。服务员递给他一杯茶水，彭总客气地让给了年轻的王春才。在看到影片解放军冲锋的场面时，彭总扭过头跟王春才说：“不是这样冲法，这是要吃亏的……”
这位平易近人的元帅给王春才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永远都记得他在永兴巷、玉沙路背着手，看批判他的大字报的场景，英雄末路的身影让人感到心痛。”王春才在心中暗暗发誓，以后一定要用笔墨再现彭总在三线的晚年岁月。
在积累素材20年后，王春才采访了近百位知情者，于1986年10月开始撰写长篇报告文学《彭德怀在三线》一书，以生动朴实的文字叙述了彭德怀忍辱负重、在大西南任职期间工作、视察、生活的情景。1987年元旦起，该书首先在《军工导报》连载，1988年8月，由四川省社科院出版社出版，彭德怀的夫人浦安修带病改稿，还为该书题词：“人间毁誉淡然对之，身处逆境忠贞不矢”。
“学彭总、写彭总是我应尽的责任。有幸的是，我抢救了彭总在三线的材料，为后人学习研究留下了资料。”在王春才看来，这是他人生中最有成就感的事情之一。心系两个故乡改革开放之后，国际国内形势发生了新的变化，三线建设也开始转型。国家从“七五”开始，进行了以脱险搬迁为主要内容的三线布局调整，一批企业从深山沟搬迁到交通相对方便的城镇，更多的三线企业进行“军民结合、保军转民”的第二次创业，开发民用商品，在改革开放的大潮中迎接新的挑战。1999年，国家启动西部大开发战略，三线企业与东部地区开展合作，优势互补，成为西部地区工业与科技力量的重要组成部分，西部开发的重要增长点。
如今，王春才的晚年生活安逸幸福。在成都生活了50多年，他亲历了成都的巨大变化，参与并见证了三线建设、西部大开发这两件共和国历史上比较重大的历史事件。如今的成都，已经从几十万人口的小城市发展到1000万人口的大都市，19公里的府南河水围城流过，城市里绿树成阴、空气新鲜。每天早上，他沿着河堤公园散步，细心品味着这座休闲城市的魅力。
虽然已经离家半个多世纪了，可是王春才从来没有忘记过自己的故乡。上世纪80年代初期，盐城想要建设民用机场，可是却遭到了重重阻力。1983年11月，王春才陪同时任国防部长的张爱萍视察西昌卫星基地等国防工程，前后长达一个月的时间。盐城市领导得知这一消息后急赴成都，在王春才的协调下得以向张爱萍部长汇报情况。张部长指示盐城军用机场可以扩建成军民两用机场，并让秘书打电话进行协调，最终盐城的机场顺利建成，这在当时江苏的地级市中也是为数不多的。
在外奋斗的几十年里，王春才尽自己的一切力量，为两地的企业牵线搭桥，帮助家乡的建设。在他的眼中，盐城同样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如今成都到盐城的交通已经十分方便，“盐城更是一座名副其实的汽车城”。
“在成都我想着建湖老家，回到老家我又牵挂着成都的家，我是心系两个故乡啊。”这位74岁老人的赤子之情让人感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