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民报
《台湾民报》，是台湾日治时期中台湾人所创办影响力最大的报纸。前身为《台湾青年》杂志、《台湾》杂志。
历史东京时期1923年4月15日《台湾民报》创刊于日本东京，全部为中文版（在此之前的《台湾青年》杂志、《台湾》杂志为中、日文各半）。《台湾民报》原先是半月刊，10月15日改为旬刊，并并入日文版。1925年7月12日起再改为周刊（每周日发行），增设台北支社（社长王敏川）。迁台在《台湾民报》发刊前，就有不少人主张将发行地迁回台湾。但由于台湾总督府的关系，该计划一直不能实行。直到第三任文官总督伊泽多喜男上任后，迁台之事才有了转机。1927年8月1日《台湾民报》以增加日文版的条件下迁入台湾，仍以周刊形式出现。1930年3月增资改组，并易名为《台湾新民报》。1932年4月15日，正式获准发行日刊。广受台湾民众喜爱。而为了使台湾民众能避开日本警察的骚扰，台湾文化协会也在各地成立读报社，方便民众阅读。
内容《台湾民报》横跨20年代-30年代，可说是台湾各种社会运动的机关报，同时也是研究20-30年代台湾不可或缺的史料。《台湾民报》对自台湾议会设置请愿运动以来的政治、社会运动均热烈支持，也呼应要求台湾自治及抨击台湾总督府。而对新文艺鼓吹及提倡白话文也有不少贡献，更是台湾新文学的重要园地。此外还引进对新知识、新思想的介绍，也经常报道中国政情及世界新知，诸如中国军阀混战、蒋汪对立等。发行量更突破一万份，足以与日本人创立的《台湾日日新报》相提并论。在编辑群方面，更是高手如云，如新文学旗手张我军、医生兼小说家赖和、文学家杨云萍、台湾第一位医学博士杜聪明等人。而对总督府施政的批评与讽刺也使《台湾民报》在新闻检查方面遭到百般刁难，最久一次还被扣押了44天。
不过，1927年在台中醉月楼召开台湾文化协会第一次全岛代表大会，通过议程第14点“《台湾民报》拒买同盟之组织”（王乃信等译，《台湾社会运动史‧文化运动》（原《台湾总督府警察沿革志第二篇·领台以后的治安状况（中卷）》，台北：创造出版社，1989），页282。《南瀛新报》亦出现许多批判《台湾新民报》的言论，如〈台湾新民报马脚露现 批评大讲演会将开催 定旧历五月十三日夜于大众讲座〉及〈暴露欺骗民众的台湾新民报告亲爱同胞檄〉（《南瀛新报》，1932年6月17日24版）。《南瀛新报》1932年6月25日14版、1932年7月9日13、14版、1932年7月16日13版、1932年7月23日13版、1932年9月10日13版、1933年6月17日23版，均曾出现批判《台湾新民报》的记载，彰显日治时期台湾舆论的多元。
没落随着日本军国主义抬头，《台湾新民报》所受到的压力也越来越大。在另外3个日报同业（《台南新报》、《台湾日日新报》、《台湾新闻》）压力下，1937年4月1日，《台湾新民报》汉文栏减半。1937年6月1日，《台湾新民报》被迫废止汉文版，仍可刊汉诗。台日语言虽不同，日人使用缀读法，仍能阅读汉诗，且日本政府并未正式下令禁止汉文。1937年6月1日之后，仍可看到《风月》（《南方》）、《孔教报》、《崇圣道德报》、《诗报》、《南国文艺》等汉文杂志、《韭菜花》、《白香山之研究》等汉文书籍刊行。
1941年2月，在《台湾新民报》常务董事兼总经理罗万阵及主笔兼编辑局长林呈禄让步下，将《台湾新民报》改名为《兴南新闻》，但言论风格已大不如前。1944年4月，日本政府由东京派员来台，将台湾岛上较具规模的6家报纸《兴南新闻》、《台湾日日新报》(台北)、《台湾新闻》(台中) 、《台湾日报》(台南)、《东台湾新闻》(花莲) 、《高雄新报》(高雄)合并为《台湾新报》。1945年10月25日，《台湾新报》由台湾省行政长官公署接收，改名为《台湾新生报》，但已不如以前《台湾民报》为民喉舌的特质。
太平洋战争后，部份原属台湾民报社的新闻从业人员，在台湾新生报社成立前曾自立门户创办了《民报》。民报社与战前的台湾民报社有相当的渊源，但是以报社沿革的角度来看，并无延续之关系。[1]
2009年8月4日，在义美食品赞助下，台湾英文新闻股份有限公司（Taiwan News）重新刊印《台湾民报》1925年新年特刊号，义美食品总经理高志明主持在“义美大楼”（台北市信义路二段88号）举办的“重刊发表会”，蒋渭水的长子蒋松耀、总统府秘书长詹春柏、监察委员黄煌雄、文建会副主任委员洪庆峰、台北市政府文化局副局长陈冠甫、台湾绿党创党主席高成炎亲自出席重刊发表会。
PS: 武汉大学《世界新闻史》课程作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