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授杂咏
作品内容教授杂咏（1932年）
其一
作法不自毙，悠然过四十。
何妨毒肥头，抵当辩证法。
其二
可怜织女星，化为马郎妇。
乌鹊疑不来，迢迢牛奶路。
其三
世界有文学，少女多丰臀。
鸡汤代猪肉，北新遂掩门。
其四
名人选小说，入线云有限。
虽有望远镜，无奈近视眼。
创作时间考查《鲁迅日记》，1932年12月29日记有：“午后为梦禅及白频写《教授杂咏》各一首。”即本诗第一首和第二首，并录下了两首诗的全文。
又查《鲁迅日记》，1932年12月31日记有：“午后季市来。”据许寿裳《怀旧》中说：那天“我经过上海去访鲁迅，不记得怎么一来，忽而谈到旧诗。我问他还有功夫做旧诗么，他会带偶尔玩玩而已，就立刻取了手头的劣纸，写了许多首旧诗给我看”。又据许寿裳《鲁迅的游戏文章》记：那天写给他看的许多首诗中，有一九三二年所作《教授杂咏》四首（是鲁迅写给我看的，《集外集拾遗》内只有三首，没有第四首），录于下（即本诗第四首）。”于此可见，1932年10月，鲁迅已创作了本诗四首。
据首先从鲁迅手里得到这四首诗的许寿裳在《鲁迅的游戏文章》中说本诗的内容是：“第一首咏钱玄同，第二首咏赵景深，第三首咏衣萍，第四首咏六逸。
其一赏析据许寿裳的回忆，第一首诗是咏钱玄同的。钱玄同，浙江吴兴人，清末在日本留学，曾和鲁迅一起在章太炎那里学《说文解字》。“五四”时期，他是《新青年》的编委之一，写了不少反封建礼教的文章。他曾收集社会上顽固派反对白话文的各种滥调，以王敬轩之名，写信给《新青年》，由刘半农逐条予以痛驳。这就是当时有名的“双簧戏”。他在“五四”时期还提出过“桐城谬种，选学妖孽”的抨击顽固派的口号。这些，即使到了后来，鲁迅还是予以肯定的。在《呐喊·自序》中，鲁迅写到有一位金心异曾促进了他的创作，就是指钱玄同。金心异是林纾的小说《荆生》中的人物，用来影射、攻击钱玄同的。钱玄同当时还说过：“人过四十，就该枪毙”这类过激的言论，为鲁迅所不取。“五四”以后，随着革命的深入，文化革命队伍也发生了深刻的分化：“《新青年》的团体散掉了，有的高升，有的退隐，有的前进（《南腔北调集•自选集•自序》）。”钱玄同逐渐成了大学讲坛和书斋里的学者、教授。当时，当胡适在《新青年》中排斥刘半农时，钱玄同能够仗义执言，敢于斗争。那时他和鲁迅在不少观点上是一致的。但到了后来，他和胡适等人的距离缩短了，而和鲁迅等人的距离却扩大了。从1925年下半年起，鲁迅和他几乎没有任何联系。1929年，鲁迅从上海去北京看望母亲时，“遇金立因，胖滑有加，唠叨如故，时光可惜，默不与谈”（《两地书》一二六封）。鲁迅和他已到了无话可谈的地步。而当时任北平师范大学国文系主任的钱玄同，听到学生要去请鲁迅来校讲演，竟说：“要是鲁迅来师大讲演，我这个主任就不再当了。”这里有个人意气之争，也有思想上的分歧。鲁迅后来甚至认为钱玄同“夸而懒，又高自位置”，连他写的字“实俗媚入骨，无足观[1]”。正是由于失去了当年思想上的锐气，他才会在学校里说什么：“头可断，辩证法不可开课。”无怪乎鲁迅气愤地说：“北平诸公，真令人齿冷，或则媚上，或则取容，回忆五四时，殊有隔世之感。”[1]钱玄同就是诸公之一，他和“五四”时期，已判若两人。
作法不自毙。有成语“作法自毙”是说一个人恰恰死在自己定的法律、法规上。钱玄同当年说过“人过四十岁，就该枪毙”，而他现在悠然过四十，却并没有死，可见他的“作法”是专对别人的，所以鲁迅说他作法不自毙。既然他是作法不自毙的，现在又不妨用肥头（钱玄同很胖）做赌注，说什么“头可断，辩证法不可开课。”来“抵当辩证法”了。
鲁迅在这首诗里，抓住钱玄同早期的一句话和后期的一句话，讽刺了钱玄同的变化，以及他的思想方法和语言表述的特点。
必须说明的是，钱玄同作为学者，在音韵学等方面是有贡献的，是有贡献的。他没有和国民党反动派同流合污，晚年在日本侵略军进入华北后，始终能坚持民族的立场，保持了晚节。鲁迅这首诗对他有所讽刺，但并不是对他全面的评价，还是留有余地的。鲁迅逝世后，他写了悼念文章，叙述了他们作为老朋友的经过，也坦率地承认了“偶然见过他基本著作（但没有完全看到），所以我今年对他实在隔膜的很”的缘故。
钱玄同生前没有看到本诗。
其二赏析据许寿裳的回忆，第二首是咏赵景深的。
赵景深，四川宜宾人，当时是复旦大学教授。1929年，梁实秋在《论鲁迅的“硬译”》中说：“无产阶级理论方面的书翻成中文的......其文法之艰涩，句法之繁复，简直读起来比天书还难。”又说：“曲译即使是错误，究竟也还给你一个错误，这个错误也许真是害人无穷的，而你读的时候究竟还落得爽快。死译就不同了；死译一定是从头至尾的死译，读了等于不读，枉费时间精力。”[2]鲁迅写了《“硬译”与“文学的阶级性”》一文说明：他自己的翻译马克思主义的书，是“以为窃火给人”，必须忠于原作，“倘有曲译，倒反足以有害”；因此，他在翻译中“局不肯”有所增减，这也是始终'硬译'的一个原因”。鲁迅还指出：当时革命队伍中某些人光喊口号，对中国迫切需要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却不屑翻译，而又跟在梁实秋的后面嘲笑已有的翻译“难读”，真是“彻底的高谈中的空虚”。正当鲁迅在与梁实秋的“宁曲不硬”的论调争论时，赵景深也出来发表意见了，说：“译得错不错是第二个问题，最要紧的是译得顺不顺。倘若译得一点也不错，而文字格里格达，吉里吉八，拖拖拉拉一长串，要折断人家的嗓子，其害处当甚于误译。......所以，严复的'信''达''雅'三个条件，我认为其次序应该是'达''信''雅'。”赵景深的“宁达而不信”的论调，和梁实秋在客观上起了呼应的作用。
赵景深是教授，是作家，他与梁实秋自然是不同的，但他在翻译这个问题上的说法却与梁实秋是相近的。鲁迅说：“在这一个多年之中，拼命攻击硬译的名人，已经有了三代：首先是祖师梁实秋教授，其次是徒弟赵景深教授，最近就来了徒孙杨晋豪大学生。但这三代之中，却要算赵景深教授的主张最为明白而且彻底了，那精义是——'与其信而不顺，不如顺而不信'。”接着，鲁迅以赵景深的翻译文字为例，指出他的“宁达而不信”到底是怎么一回事。赵景深在他发表《翻译论》以后，曾在《小说月报》上刊出《国外文坛消息》，介绍德国作家F.Thiess的四部曲为：《离开了乐园》、《世界之门》、《健身》和《半人半牛怪》，其中《健身》应译为《魔鬼》，《半人半牛怪》应译为《半人半马怪》。他还在契科夫小说《万卡》中将英文MilkyWay（银河）误以为“牛奶路”。鲁迅指出：象赵景深这样“对于翻译大有主张的名人，而遇马发昏，爱牛成性，有些'牛头不对马嘴'的翻译”，可见他的“宁达而不信”，实际上是主张“乱译罢了”。
《教授杂咏》第二首就是讽刺赵景深的误译的。因为赵景深把半人半马译成半人半牛，这样牛马不分，所以鲁迅说：“可怜织女星”，本来是牛郎的妻子，在赵景深笔下也可“化为马郎妇”。神话中说，牛郎织女在银河两边相望，每年七月七日乌鸦喜鹊搭成桥，使他们相会。但现在赵景深已把银河译成为“迢迢牛奶路”，那恐怕会导致“乌鹊疑不来”了。鲁迅的辛辣的讽刺，更可见赵景深的宁达不信的翻译主张是多么荒唐。
赵景深是文学研究会会员，曾任开明书店、北新书局编辑，主持过编辑部的工作。他在中国古典文学、现代文学和外国文学的研究中，都有突出的贡献。尤其在中国戏曲小说史的研究上，是我国为数不多的专家之一。在翻译问题争论以后，鲁迅仍和他保持联系，还为他所编的刊物撰稿。
其三赏析据许寿裳的回忆，第三首是咏衣萍的。
衣萍，即章衣萍，安徽绩溪人，曾在北京大学听过鲁迅的课，是《语丝》的投稿者。1926年以后，他到上海，先后任暨南大学文学院教授、北新书局的撰稿人。创作上没有什么建树，且走下坡路。他吹嘘“世界文学名著”说：“我们觉得中国新文坛上，创作的作品，是一天少一天了，无聊的废话是一天多一天。我们大家都要少说些废话，多写东西吧。”[3]但他自己写的却是《情书一束》、《枕上随笔》之类，甚至写什么“懒人的春天哪！我连女人的屁股都懒得去摸了！”[4]当时有些报刊上就称他为“摸屁股诗人”。他向北新书局支取大量稿费时还说：“钱多了可以不吃猪肉，大喝鸡汤。”
鲁迅的诗中，“世界有文学”，就是讽刺他认为只有外国才有“世界文学名著”，而中国“一切东西都不如人”的。“少女多丰臀”，就是讽刺他那句色情言论的，“鸡汤代猪肉”，是讽刺他支取稿酬时说的话。
“北新遂掩门”，是指：1932年北新书局出版了一本民间故事《小猪八戒》，其中有侮辱回族人的地方，引起回族人的聚众抗议，并向政府请愿，这年10月间，北新只好停止营业。必须指出的是：有些书及文章说章衣萍是《小猪八戒》的作者或编者，或者说章是北新的编辑，那是不合史实的。《小猪八戒》的作者是“朱扬善”，这书稿是他自己投寄来的。[5]北新书局编辑把它编入了《民间故事丛书》。这套书名义上由林兰主编。又据章衣萍的回忆，北新书局虽然出版过章衣萍写的书和编的书，但从来没有聘请过他当编辑。那么，鲁迅为什么要把北新关门的事和章衣萍联系在一起呢？在鲁迅看来，北新请章衣萍这样的人写稿，编书，出版他那种色情无聊的书，书局内乌烟瘴气，这才是北新关门的真正原因。可见，把“鸡汤代猪肉，北新遂掩门”两句联系起来理解，他的意思是：象章衣萍这样无聊的文人居然成了北新书局的经常作者，让他拿大量的稿费去花用，那北新当然只好关门了。
章衣萍原来是鲁迅的学生，曾经常到鲁迅家里去。但由于他的走向无聊，从1930年起，鲁迅就不再和他有任何的联系。当时像章衣萍那样的教授、作家，还不止他一个，因此鲁迅的讽刺，是有一定的社会意义的。
其四赏析据许寿裳的回忆，第四首是咏六逸的。
六逸即谢六逸，贵州人，早年留学日本，曾任上海商务印书馆编辑、复旦大学教授。1931年10月，他和朱应鹏等人发起成立“上海文艺界救国会”。参加这个救国会的多数是“民族主义文学”派人物。因此鲁迅在《沉滓的泛起》等文中曾予以指出和讽刺。谢六逸编译出版过《日本小品文选》，鲁迅就曾把它列入“沉滓”之内。谢六逸还编过一本《模范小说选》，选录鲁迅、矛盾、叶绍钧、冰心、郁达夫、五人的作品，于1933年3月在上海黎明书局出版。在序言中他说：“在号称革命的人看来，文学原是末流，最要紧的是'意识正确'且须懂得'拥护自身阶级的利益'。不过，愚意以为新人八股写得太多了，也需要妨碍'意识的正确'，甚或不免减少'拥护自身阶级的利益'的力量。我们的希望很简单，......盼望他们少写几句八股文，不要以为模仿他人；必须自铸新辞才好。”这就是他编这本书的目的。拿这五位作家来来反对文艺革命。接着，他又说：“翻开坊间出版的中国作家辞典一看，我国的作家快要凑足五百罗汉之数了。但我在这本书里只选了五个作家的作品，我早已硬起头皮，准备别的作家来打我骂我。而且，骂我的第一句话我也猜着了。这句骂我的话不是别的，就是‘你近视眼啊’，其实我的眼睛何尝近视，我也曾用过千里镜在沙漠地带，向各方面眺望了一下。国内的作家无论如何不止这五个，这是千真万确的事实。不过在我所做的是‘匠人’的工作，匠人选择材料时，必须顾虑到能不能上得自己的墨线，所以我要‘唐突’他们一下了。”
鲁迅在诗中说：“名人选小说，入线云有限。”就是指他的《模范小说选》和“墨线”之说。“虽有望远镜”，是指他在序言里说的“千里镜”之类的话。“无奈近视眼”，也是指他说的饿“其实我何尝近视”而来的。他不承认自己是近视眼，但他看不到现代文学中的许许多多优秀小说，乃至指责革命文艺，难道不正是近视眼吗。
谢六逸后来多次写信给鲁迅，希望鲁迅为他编的报纸写稿，鲁迅均婉言拒绝。谢六逸是文学研究会会员。著有《水沫集》、《茶话集》、《文坛逸话》等散文随笔集，还著有《日本的文学》等。抗战时在贵阳筹组中华文艺界抗战协会贵阳分会，主张抗日，后病逝于贵阳。
作者简介鲁迅（1881年9月25日－1936年10月19日），原名周树人，浙江绍兴人。是20世纪中国重要的作家，新文化运动的领导人、左翼文化运动的支持者。鲁迅的作品包括短篇小说、评论、散文、翻译作品，对于五四运动以后的中国文学产生了深刻的影响。[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