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特生
（Johan Gunnar Andersson，1874.7.3～1960.10.29）
人物生平瑞典地质学家、考古学家 。1874年出生于瑞典的Kinsta。1901年毕业于乌普萨拉大学，取得地质学专业的博士学位，并从此开始了他的学者生涯
。他先后两次参加了南极考察活动，从中结识了后来对其考古生涯有着重要影响的人物，同时在这两次南极考察中安特生所表现出来的专业素养和组织能力，更使其成为名噪一时的地质学家，在此期间他所主编和编写的《世界铁矿资源》和《世界煤矿资源》两本调查集更是安特生在地质学研究上硕果累累的好例证。安特生曾任万国地质学会秘书长，1914年受聘任中国北洋政府农商部矿政顾问，在中国从事地质调查和古生物化石采集。《中国的铁矿和铁矿工业》和《华北马兰台地》两部调查报告也正是在这段时间完成的。直到1916年由于袁世凯的倒台，地质考察的研究因经费短缺而发生停滞，安特生先生也正因此转而把精力放在了对古生物化石的收集和整理研究上了，然而这确导致了他日后工作性质上的根本转变。1921年发掘河南省渑池县仰韶村遗址，发现仰韶文化，揭开中国田野考古工作的序幕。后到甘肃、青海进行考古调查，发现遗址近50处。受材料局限，提出过中国文化西来说；后自己有所纠正。他对周口店化石地点的调查，促成了后来北京人遗址的发现。归国后任远东古物博物馆馆长。 著有《中国远古之文化》(An Early Chinese Culture,1923)、《中国史前史研究》(Children of the Yellow Earth:Studies in Prehistoric China,1934)等。安特生于1960年逝世，享年86岁。
发现仰韶文化仰韶文化的发现是在一个偶然的背景下产生的。1916年6月当安特生教授在山西勘探铜矿资源的时候，偶然的机会让他发现了一批古新生代的生物化石，这一发现结合当时矿藏资源勘探工作难以继续的现况，安特生教授以及当时地理测绘研究所所长丁文江先生随即调整了工作重心，转而进行对古新生代化石的大规模收集整理工作，同时这一工作也得到了当时民国农商部以及瑞典皇家的支持，于是，安特生先生的考古生涯自此也拉开了帷幕。
安特生的考古生涯是从收集和研究古生物化石开始的。1918年安特生和吉伯（J.Megregor Gibb）教授首次在北京周口店附近的洞穴中发现了一些古生物化石，随后在1918年秋，安特生教授在皮特荪（Maria Pettersson）女士的陪同下来到了仰韶村，发现了一批古生物化石以及“龙骨”，加之同一时期另外几位学者的发现和研究，这些丰富的史前生物标本的收获使安特生教授决定在这一地区继续寻找新石器时代人类遗迹，随着在仰韶村大批新石器时代工具被发现，使得安特生教授坚信这一地区一定存在一个新石器时代人类遗存，于是1921年5月安特生先生再次来到仰韶村考察，通过仔细的考订认为仰韶村下有着一个大规模的新石器时代人类遗存，在得到相关方面的认可之后于1921年10月27日至12月1日对仰韶村的新石器时代遗址进行了系统的勘测与发掘，伴随着大量新石器时代陶器以及工具的出土，中国也是亚洲第一次发现了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存，这就是我们现在所熟悉的新石器时代仰韶文化或彩陶文化遗址，随后安特生教授根据自己的发掘及研究于1923年发表了《中国远古之文化》一书，书中首次提出了“仰韶文化”的命名，并对仰韶文化的性质做了初步的阐述。仰韶文化遗址的发现填补了中国史前史上的一个空白，它的出现使得之前西方所宣称的中国没有史前文化一说不攻自破。之后安特生教授还在甘肃、青海地区进行了多次的考古调查和试掘，这一时期的发现及研究成果都记载于1925年安特生教授发表的《甘肃考古记》一书之中，在这本书里安特生对先后发现的遗址分为六期，前三期为：齐家期、仰韶期、马厂期，是“新石器时代之末期，与新石器时代及铜器时代之过渡期”；后三期为：辛店期、寺洼期、沙井期，是“紫铜时代及青铜时代之初期”。这种分期法认为齐家期的年代早于仰韶期，同时，齐家期中出土的陶器又与中亚的有相类似之处，于是安特生先生得出了后来称为“仰韶文化西来说”的结论。但是，这个安特生先生的分期是有错误的，所以他由此而推论的西来之说也是不合理的。而随其后的李济、吴金鼎、梁思永等先生通过严格的考古学理论证实了这一分期的错误，并同时提出了科学的分期法，从而推翻了安特生之前的所谓“仰韶文化西来说”。然而即使这样，安特生先生严谨的治学作风仍然是我们学习的榜样，其系统科学的勘测研究方法训练出了第一批中国的考古学者，他们从安特生教授那学习了丰富的勘测知识，同时也使得严谨的西方考古学正式在中国的土地上落地生根，也正是有了这样的一批学者，考古学才会真正在中国诞生并不断发展到今天，所以安特生先生依然无愧于“一位中国考古学的创世纪的拓荒者”的称号。
仰韶文物失踪之谜按照中瑞的协议，安特生在1921年10月27日至12月1日期间对仰韶村的考古发掘以及后来沿黄河西上过程中进行考古发掘所得文物，由安特生统一编号，一半是归瑞典，一半归中国。所有这部分仰韶陶器均以K打头（学者猜测这是中国在瑞典语中的名字kina的首字母)，应归中国的印有方框，方框里有P（北京的英文Peking首字母）字，归瑞典的有S（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首字母）字。
但是，很遗憾，至今，在中国的各个博物馆鲜见K××××，P编号的仰韶陶器。据记载，安特生考古发掘的仰韶陶器均全部装箱，先运到了瑞典，保存于专门建造的东方博物馆内。然后，经安特生研究后，K××××，P编号的仰韶陶器就由瑞方归还中国。根据藏有部分仰韶陶器的中国地质博物馆有关人员介绍，东方博物馆已经提供了当年安特生分六批归还仰韶陶器的清单。根据这个清单，他们只在馆中发现了一件与清单编号一致的一件文物。
时至今日，安特生考古发掘的仰韶陶器失踪之谜依然未能解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