竺可桢科学史讲席
“竺可桢科学史讲席（Zhu Kezhen Visiting Professorship）”是为促进科学史研究在中国的发展，加强中国科学史家与国际同行的交流，为纪念近代中国科学史事业的奠基人竺可桢先生， 由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开设的。本讲席是中国科学院知识创新工程的组成部分。它立足于科学史学科领域“基础性”“战略性”和“前瞻性”的发展目标，介绍国际科学史研究领域的新理论和重要成果，以及相关的科学、历史、文化等方面的进展和问题。
首届“竺可桢科学史讲席”于2001年9月揭幕，首任讲席教授为英国学术院院士劳埃德教授(Professor Sir Geoffrey Lloyd)。Lloyd教授1933年生于威尔士。他长期在剑桥大学执教，1983年担任“古代科学和哲学”讲席，1989年起担任达尔文学院院长。Lloyd教授目前担任剑桥东亚科学史基金会主席。
本届讲席的讲授和讨论全部使用英语。Lloyd教授分8讲讲述了“中国和希腊两大古代文明比较研究”这一专题系列。具体内容是：第一讲，“天文学的目标”，主要讨论了中国和希腊天文学家感兴趣的天文问题和他们处理这些问题的方法及他们进行天文学研究的目标；第二讲，“数学：纯粹的和应用的”，重点讨论了中国和希腊的数学在探讨的问题、推理方式两方面的差异；第三讲，“希腊－罗马和中国技术：陈词滥调、体制机构和意识形态”，讨论了希腊－罗马和中国技术的实际进展依赖理论研究的程度，也比较了中国与希腊－罗马存在的两大差异；第四讲，“动植物研究及其在希腊和中国科学思想中的广泛意义”，比较了《淮南子》与亚里士多的的动物分类思想和物种概念，并适当插入狄奥弗拉斯图的植物分类思想，分析了中国和希腊思想家作出的基本假设的相似点；第五讲，“疾病和人体的理解”，讨论了中国和希腊关于疾病、治疗和人体的观点；第六讲，“地理、历史和知识增长”，讨论了中国和希腊的历史/地理著作中对历史事件的记录及其目的和他们的地理观念与其它有关世界的知识的组织；第七讲，“科学的语言”，讨论了促进或阻碍希腊和中国科学中专业术语发展的因素，分析了中国和希腊的语言运用对科学的影响；第八讲，“科学与社会”，重点考察中国与希腊两大文明中科学与社会和政治氛围之间的互动关系。在讨论班之外，Lloyd教授还在自然科学史研究所作了题为“论科学的起源”的主题演讲，从文明史中最令人困惑的问题-关于人类认知能力是否存在内在统一性及人类文明多样性的原因-入手，通过古代巴比伦、中国和希腊人关于天空的认识和研究，试图对科学的“起源”这一不可能有确定答案的历史命题展开理论叙述。 从9月7日至26日，每周3次，每次2小时，来自所内外的研究生和青年研究者共40余人参加了讨论班的学习。他们普遍认为，Lloyd教授的这个讲席展示了科学史研究的一些新的成果，提供了进行科学史研究的新方法，发掘了科学史研究的新的思想和新的视角，有助于知识面的拓展和知识水平的提高。他们普遍希望今后能有更多的机会参加类似的学习活动[1]。
第二届“竺可桢科学史讲席”2004年秋季举行，该届讲席教授为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前所长陈方正。陈方正教授，广西岑溪人，1939年出生于重庆，1949年随家人迁港，1958年赴美深造，先后在哈佛大学(Harvard University)及拔兰大学(Brandeis University)分别获物理学学士及物理学博士学位。1966年返港，任教于当时新成立之香港中文大学物理系，并从事理论物理及高分子物理学研究。 虽然他最初的专业是物理学，但他对人文学科极为关注，研究领域极其广泛，除了科学以外，还包括比较现代化和中国文化等方面。学术工作包括现代化历程之比较研究、科技与现代化关系之探讨、民族主义理论、科学哲学、科学发展比较史等。1986年起他担任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所长。 他与人共同创办《二十一世纪》双月刊，在学术界和社会文化界都有极大的影响。
第三届于2005年2月24日开课，课程名称：科学革命：从哥白尼到牛顿，1450-1700。本课程讲席教授为美国纽约市立大学道本周教授（Professor Joseph Dauben）和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孙小淳研究员。
课程安排
S1
科学革命导论
Thur, Feb. 24, 9:00
S2
科学革命前奏：社会与制度背景
Sat, Feb 26, 9:00
S3
哥白尼与科学革命的起源
Thur, March 3, 9:00
S4
开普勒： 革命开始
Sat, March 5, 9:00
S5
伽利略：科学革命中的理论与实践
Thur, March 10, 9:00
S6
新方法： 培根和笛卡尔
Sat, March 12, 9:00
S7
宗教与科学革命： 默顿命题
Thur, March 17, 9:00
S8
数学与科学革命
Sat, March 19, 9:00
学生课程论文调研
March 20-April 20
S9
维萨留斯、哈维及血液循环的发现
Thur, April 21, 9:00
S10
英国与大陆科学：波义耳、原子论和唯物论主要人物
Sat, April 23, 9:00
S11
牛顿：《原理》
Thur, April 28, 9:00
S12
牛顿：《光学》
Sat, April 30, 9:00
S13
牛顿与莱布尼兹：科学论争双雄
Thur, May 12, 9:00
S14
科学革命对18世纪启蒙运动的影响
Sat, May 14, 9:00
S15
对科学革命的对立解释
Thur, May 19, 9:00
S16
学生报告课程论文和总结讨论
Sat, May 21, 9:00[2]
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主办、北京大学哲学系协办的2009年“竺可桢科学史讲席”于2009年4月13日至22日在北京大学举行。
此次讲席教授席文（Nathan Sivin，1931－）先生是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科学史与科学社会学系荣誉教授、美国艺术与科学院院士、国际科学史研究院院士、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荣誉研究员。席文教授主要研究中国科学史，研究领域涉及中国炼丹术史、中国天文学史、中国医学史、中国与希腊早期科学及医学的比较等。2008年第12届国际东亚科学、技术与医学史研讨会上设立了“席文教授荣誉日”，以表达对他的敬意。
席文教授此次讲座的主题为科学史方法论。讲座共分为6次。前5次的主题分别是：科学史发生着什么变化、运用社会学与人类学方法、运用通俗文化研究方法、运用比较方法、运用“文化簇”概念。第6次是科学史方法的讨论。
在第一讲“科学史发生着什么变化”中，席文认为，当今的科学史与医学史在研究问题、研究方法上的差异已不像以往那么明显。自20世纪50年代科学史职业化以来，科学史的研究问题经历了从内史到外史的转向，科学史研究进路（approach）也从传统的文献学、考证方法逐渐扩展到采用社会学、人类学的新视角和新概念工具，并产生出很多富有成效的工作。因此，有必要扩展中国科学史的研究范围。
在第二讲“运用社会学与人类学方法”中，他介绍了如何运用人类学和社会学的进路进行科学史研究。席文认为，人类学和社会学提供了大量精细的概念工具与方法，有助于研究很多与科学史相关的文化问题。例如将人类学应用于医学史中，研究不同文化背景下人们对疾病的体验、病症命名与分类、疗效的象征与仪式作用等；从身体反应、技术反应与意义反应这三类治疗手段理解医学的技术价值和符号价值；采取社会学的方法分析不同社会下医生的权威性之差异，以及不同时代对疾病的定义与命名等。
在第三讲“运用通俗文化研究方法”中，席文指出，通俗文化（popular culture）是科学史、技术史和医学史中重要的研究领域。他探讨了如何在医学史中运用医学人类学和医学社会学的工具来考察通俗文化。席文运用这一思路细致对比了中国古代官方精英医学与民间大众医学对于身体与疾病关系在理解上的差异，并举例说明了疾病疗法不仅影响身心，甚至会影响人的社会关系。这些富有启发性的尝试再次说明了人类学与社会学方法对于理解中国古代科技与社会的重要性和有效性。
在第四讲“运用比较方法”中，席文强调比较（comparison）方法是科学史研究的重要工具之一。大量优秀的史学工作实际上是比较同一文化中处于不同时段或地区的思想或习俗。在比较不同文化的情形下，不同研究领域之间的合作至关重要。席文进一步列举了一些比较方法的应用实例，如“自然”和“body”在中西文化中的含义差异、东亚地区特别是中国与日本对天文学和医学作用认识上的差异、中国与西方对使用蒸汽动力与铁路建造上的认识差异等，展现了广泛深入的比较研究法在科学史中的重要地位。
在第五讲“运用‘文化簇’概念”中，席文认为，学科的专门化会导致史学家的视野过于狭窄，作为整体的历史被区分为前台和背景，仅用智识因素或社会关系来解释许多问题。而“文化簇”（cultural manifolds）这样的概念工具可以打破内外史的界限，从文化的多个维度（如思想、社会关系、经济、宗教、政治、亲属等）考察历史。并且，该概念还可以被广泛地应用到其他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席文进一步采用“文化簇”概念工具分析了元朝伊斯兰历法对汉人钦天监影响甚微的原因，认为是忽必烈出于政治原因有意阻隔了各民族天文知识的交流。他还考察了南北宋“博学之士”关注焦点变化的社会和政治原因。最后就“李约瑟问题”的合法性和中国古代知识分子“不二臣”现象提出了自己的见解。
在第六讲“科学史方法的讨论”中，席文教授与参与的学者学生们就科学史教学、科学史选题、一些名词译法等问题进行了探讨。
来自中国科学院、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北京科技大学、首都师范大学等机构和高校的学者、学生百余人参加了系列讲座[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