佐佐木到一
佐佐木到一（佐々木到一ささき とういち、1886年12月7日[1]-1955年5月30日）、日本陆军中将，自己号称军中第一支那通，南京大屠杀的主犯之一。毕业后先后被派遣到广州、北京、南京，体验了国民革命进行中的中国。1928年济南事件时，遭南方革命军逮捕险些丧命。九一八事变后，担任关东军司令部附、满洲国军最高顾问，积极扶植满洲国军。1937年被编入华中派遣军第十六师团步兵第三十旅团任旅团长，参与了侵占上海的作战和率部进行了南京大屠杀，野田毅和向井敏明两个进行“百人斩”的恶魔便是此人手下。战后被苏军逮捕，移交给中国法庭，处以有期徒刑期间病死狱中（最后一个病死中国的日本战犯）。他写了很多有关中国的著作，据此可以了解他对中国的认识。与青木宣纯、坂西利八郎等旧“中国通”不同，他“是陆军支那通中最早关注中国国民党，对国民党最有亲近感的军人。”是陆军新“中国通”的代表人物。
热血青年爱媛县松山市出生，广岛县广岛市成长。原籍是福井县。陆军少佐佐佐木透的长子，弟弟是陆军大尉佐々木顺造. 。广岛一中(现广岛县立国泰寺院高中)，1905年11月毕业于陆军士官学校第18期。同期山下奉文、冈部直三郎、阿南惟几。翌年6月，步兵少尉任官，步兵第11联队付。1911年，投考陆军大学失败。意志消沉的他随所在部队（第五师团和在满洲的第十一师团进行轮换）来到了满洲充当铁路守备队，而首次踏上中国的领土。他当时只是对蒙古有一种茫然的憧憬，想先试试研究蒙古语。1911年10月武汉发生了灭满兴汉的起义，其烽火燃烧到了满洲，年轻的他一下热血沸腾，下决心终身以研究中国为目标。不过他因为在艺妓身上花光了钱而打算留在满洲。前辈劝他，如果想成为支那通，必须是陆大毕业的，经过努力，他第三次的应试终于合格。1917年晋升为陆军大尉，6月他再次到我国东北，进行为期三周的所谓的战史旅行。11月陆军大学29期毕业。
广东见闻1918年青岛守备军附，1919年西伯利亚派遣军司令部附，步兵第71联队中队长。后补任兵要地志班主任，1920年回国。1921年12月，佐佐木到一在参谋本部第五课长荒木贞夫大佐和第六课中国班长佐藤三郎的帮助下，调入参谋本部中国班。1922年被参谋本部以武官身份派遣到广州，接替矶谷廉介，广东是中国国民党的据点，因而也就能够经常接触到意气风发的国民党干部，开始对孙中山和其领导的国民党进行关注。他在进行了关于国民党研究，与那里要人们发生很深的关系，造就了后期被认为是国民党通的底子。不久孙文用滇桂联军轰走陈炯明，他成为孙文的军事顾问。还发给他大本营特别出入证，不必向门卫说明，就可径直而入。和他日本士官学校前辈学长的军政部长李烈均、参谋总长程潜一起乘军用列车观战，击退沈鸿英的进犯。在列车中被孙文介绍认识了当时还是参谋处长的蒋介石。9月和孙中山一起乘汽艇拖拽的帆船向惠州的陈炯明基地进发，据说他的报告为日本日后在长江作战提供了范例。他测绘的香港背面地图也成为日军1941进攻香港的依据。他还搞到200多张10万分之一的两广地图，被参谋本部次长武藤信义的表扬。据他自己说中山装也是他在沙面一家日式西服店为国民党设计的。1924年8月上旬奉调回国，孙中山等还亲自欢送。 他在回国后向参谋总长上原勇作所做的报告中认为：“我可以断定，不久的将来中国国民党必将成为对抗北京政府的势力。但当时日本陆军领导者认为我对国民党的估计过高，从而对我的报告不予重视。”由于当时没有什么重要的事情，他开始关注广东商团军。在1927年所写的《支那陆军改造论》中，便高度评价了在军阀内战中作为市民自卫组织而诞生的广东商团军。他认为与经常逃亡、反叛的军阀军队相比，这一自卫义勇军是为了保护自己的利益，而极为勇敢地进行战斗的军队。另外，他还对蒋介石所创设的革命军官学校——黄埔军校给与高度评价。如此看来，佐佐木成了国民革命乃至国民党的理解者和同情者。他之持有如此看法，也是因为“佐佐木将国民革命最基本的目标理解为国家统一”。那么，佐佐木是如何理解中国的国民革命呢？他将国家统一、立宪政治的实现、国权的恢复视为国民革命的主要目标。要想实现国家统一，必须打倒割据地方的军阀。打倒拥有私兵、追逐“私利私欲”、垄断政治的军阀，是确立立宪政治的前提。而真正的国家统一，只有在实现国权的恢复时才能达成。
虚幻革命1924年回国，任参谋本部第二部第六课地志班长兼任陆大教官。基于对孙文的崇拜和对国民党的前途的信心，预言国民党主体的第四次革命一定会成功。还暗信“只有国民革命成功后，才能掌握解决满洲问题的关键。”他甚至还参加了北伐革命军的行动，并在考察后说：“这一考察的结果，我得出的结论是旧军阀已非国民革命军的对手，上海、南京不久就会被占领。……从九江出现的多数传单和宣传画来判断的话，希望恢复国权的气氛浓厚。不仅如此，共产主义的色彩也极为浓厚。对此，我国近期将作为国民党新政权的对手而显现出来，近期围绕满洲问题，必定会在政策上发生正面冲突。因此，应尽早知道这是应该制定的对策。”1925至1927年驻在广州的武官矶谷廉介在南京事件、汉口事件后的归国报告中，虽然对国民党提出了严厉批评，但对“发动北伐的民族自觉和国家统一的动向，无疑给了肯定的评价”。 “以名为《支那的曙光》的广东见闻录为基础，预言第四次革命。在《外交时报》上也是如此说。其后《支那陆军改造论》出版，其主旨强调如果不抛弃军阀思想，支那不可能成为近代国家。” 佐佐木非常崇拜孙中山，他在《支那的曙光》中说：“孙中山先生乃国家主义者，乃主张恢复国权者，乃忧国之志士，是一位拥有主人公之大抱负而无个人野心之人。”由此，他对由孙中山所领导的国民党及其党员也抱有好感，并给予了较高评价。认为：“国民党之人尤其是干部，都抱有堂堂正正的政见；其人格也很高洁。同追逐政权、贪婪金钱，进行丑恶政争的官僚和军阀不同。”总之，他认为孙文和国民党干部同军阀不同，是没有“私利私欲”、“私心”的领导者。也因此认为由于这样的领导者的出现，使得在当代中国出现了不同于历史上的异质领导者。佐佐木到一在《南方革命势力的真相和其批判》中如此看待中国的历史，“支那五千年的历史，乃篡夺和兵乱反复的历史。并且此一篡夺和兵乱，除了是以私利私欲为目的的一部分统治阶级的投机事业外别无意义。……希冀成为统治阶级的人，阿附于权势和金钱，已成积习毫不奇怪。所宣称的天下国家和亿兆人民等，不过是一党一家之利益而已。”显示了其对南方革命派和孙文所抱有的希望。不过陆军内部对孙文却有不同的看法。1922年柴五郎在给参谋总长上原勇作的信中认为，孙文“虽内心比较纯洁，不过只是一个妄想狂的理想家，既无逐鹿中原之略，又无经纶天下之器。”这一认识成了陆军“中国通”的共识。青木宣纯和寺西秀武等虽经常要求支援南方派，但也并非意味着支持孙文和国民党。正像坂西利八郎所指出的那样，南方派由各种势力构成，并非一个整体。孙文所领导的国民党不过是这一南方派的一种势力而已。佐佐木被人的看法被人经常嘲笑为和揶揄。他为此与许多人发生了争吵，在大川周明主持的的讲演会上，当佐佐木说「孙文老师」的时候，大川公然认为称孙文为「老师」绝对荒谬。1924年11月，当他正在师团对抗演习中，突接加急电报，令他出差去中国搜集孙中山、张作霖、段祺瑞在北京会谈情况，他到北京看望了卧病在床的孙文。他断言所谓三角同盟就像油和水一样不相容。二个月后孙文死去，,不过，佐佐木预言「国民党会越发健壮和有破坏力」。不久事态就向这个令日本人毛骨悚然的预言前进了。他多次到中国出差，1926年9月晋升中佐，成为在北京的日本公使馆附武官。他的前任是板垣征四郎，后任是土肥原贤二和本庄繁。佐佐木讨厌当时的军阀，也讨厌与君临北京的安国军总司令张作霖来往频繁的本庄，因为这个缘故张作霖的军事顾问们也讨厌佐佐木。1926年10月下旬，佐佐木再次去南京、上海、汉口等地搜集有关北伐革命军的情报，一个月后回到北京。当晚，日本驻华公使芳泽谦吉召见了他，芳泽说：“我认为同国民党发生正面冲突时期即将到来。”佐佐木当即回答：“正如您所说的那样！”而在当时，持这种见解的人，在日本军政要人中，佐佐木认为只有芳泽一人。
1927年2月，佐佐木到一在从北京转任南京时，时任参谋本部第二部长的松井石根少将说：“随着国民党的出现，坂西中将（坂西利八郎乃日本陆军中著名“中国通”，曾担任北洋政府的军事顾问和各地武官）的地位将成过去。今后，你要盯住蒋介石，成为第二个坂西。为此目的，当他的顾问是个捷径。”1927年3月，日本参谋总长金谷范三令佐佐木到一进一步接近南京政府，于是佐佐木借“南京事件”之机，于4月30日求见蒋介石，蒋对他说：“前几天发生的暴行是共产党所为，在中国的日本人生命财产今后绝对予以保护。”1927年4月，佐佐木从北京到达上海后，蒋介石便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并在南京建立国民政府，如此，中国出现北京政府、南京政府、武汉政府三足鼎立之势。4月末，佐佐木到一应蒋介石之邀，从上海来到南京与蒋介石会见。他对共产党进行激烈抨击，认为:“共产党实际上是如此冷酷无情，乃畜牲而非人类。”对于共产党所煽动的武装排外运，断然主张膺惩。可见，即便如佐佐木到一这样对国民党投以公正眼光的“中国通”，对共产党也是充满偏见和仇恨。7月，日本陆军参谋总长金谷范三密电佐佐木到一，令其向蒋介石传达日本的意见：“日本希望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与共产党绝对断绝关系。”此后不久宁汉合流，国民党政权彻底和共产党决裂。
1927年底，他在视察北伐战争后认为：“今年视察的结果，所谓打倒帝国主义的口号早晚还落到我日本的头上。这是因为北伐如果成功，必然会是满洲问题，所谓收复失地——关东州租借期限迫近——必然会和彼等的主义发生正面冲突。”1928年他随北伐军二次北上，在兖州听到日本出兵山东的消息，蒋介石大为震怒，佐佐木百般巧辩。他认为如果中国方面想要逃避“非法行为”的责任，日本只能诉诸于武力给与膺惩外部无他法。后来蒋介石以革命军不进济南商埠为条件，要他去和日本军交涉，结果他成为风箱里的耗子，两头受气。日本人认为他是帮助国民革命军的国贼，而中国人认为他是日本派到中国的的奸细，差点被方振武的士兵绑起来枪毙了。正是由于中国民族革命的怒潮和日本帝国主义的本质导致的中日矛盾不可避免，大大动摇了佐佐木以往的中国观。回国之后，他在陆军礼堂为国民革命军做了最后一次辩护，陆相白川义则大怒，骂他：“竟讲了些不该讲的事，真正岂有此理。”怀疑他脑子是不是坏掉了，命令他去住院治疗。他强硬的回答：“我没有病，不需要住院，也没有住院的钱”。白川立即批了1000元钱要他去疗养。还把他的讲话交给新闻记者去发表，他立即成了标准国贼，爱国会团体天天上门来找麻烦。此后他对国民革命和国民党的认识发生了急剧的变化。他说：“面对济南事件，我的梦想完全破灭。必须认识到广东时代的我还年轻”。他认为国民革命军和军阀的军队在本质上没有什么不同。这是因为革命军直到现在仍然具有浓厚的“封建私兵的意识”。如果不能培养成国家的军队的话，拥有私兵的军阀仍会像先前一样割据地方，这种事态不可能发生变化。中国人究竟能否建立近代国家，我们对此持有非常怀疑的态度。这种认为中国人缺乏建设近代国家的能力的认识在“中国通”军人中成了共识。不用说旧“中国通”此前就一直持有此看法；就连当初对由国民党完成近代统一国家建设寄予厚望的新“中国通”，也回归旧的认识。
随着其中国观的变化，他对国民党也由期待转为失望，从先前的期待由国民党来统一中国的看法，转变成反对由国民党来统治中国。他认为：“国民党的统治不适合中国的现状。与此相比，北方张学良的统治方式为一般中国人所喜欢。”虽然他的这种想法未必就是陆军中的主流，不过还是具有一定影响力的。对此，新“中国通”们则分析认为，张学良的统治不过是军阀的强权政治。张学良通过改旗易帜使东北三省置于南京国民政府的统治之下，使中国形式上完成了统一。对此，他们认为“那不过是名义上的。事实上国内的分裂状况没有丝毫改善”。不仅如此，据佐佐木介绍，“军部之人大都怀疑国民革命军的真正价值，并轻视之。”1938年佐佐木到一在占据南京后，回顾以前在此驻在时期，感慨道：“实际上，我自1911年以来就以解决满洲问题为目标，悄悄对国民党持有好意的梦，由于他们的容共政策特别是蒋介石依靠英美的政策，断绝和日本的关系依赖就破灭了。在排日侮日的高潮中充分尝到了不快，忧虑皇军的前途而愤然离去。1929年夏天的回忆历历在目。”他在1941年所刊行的著作《我这样看支那》中，坚持认为1941年的中国和军阀时代的中国没有本质上的改变。“支那的本质能改造成什么样子，是很大的疑问。至少我们不能认为，十年前为各国半殖民地的支那，现在已有了显著的改变。”他甚至还认为“支那现在还是十年前的支那，国民党也回到了十年前的国民党了，极端地说是崩溃。”此外，他对蒋介石也充满失望。认为蒋介石等国民党领导者“在国民党中，不是建造党的孙中山的继承者。他实际上不过是以自己的政党，高举国家之幌子，出卖国利民福以图私利，标榜国家统一。”
满洲顾问
1929年4月，步兵第46联队附。1930年8月，晋级大佐。1931年是丰桥的步兵第18联队长。在树立军部专权的十月事件中担当各地的同志的联络角色。接受了宪兵队的调查，免于处分。一九三二年一二八事变后，于二月二十三日被任命为上海派遣军白川义则军司令官参谋，参加侵华作战。四月十一日，改任派遣军第九师团留守参谋长，八月八日又任该师团参谋长。 1932年12月，他在被派驻关东军司令部的同时，又被任命为满洲国军政部顾问，当时的最高顾问是多田骏少将。1934年12月他替板垣征四郎升任该部第三任最高顾问，对于满洲国军队的整备，日本参谋本部有训令，但没有制定具体的一贯方针。而且其顾问最初由于是自荐或者军事教官所推荐，因此比较随意，不能很好地发挥作用。在侵略热河前夕，他问关东军作战课长斋藤，需不需要满洲军协作，结果傲慢的斋藤是回答不需要。临战前夕，又要他提供至少2.5万名兵员，遵照关东军动员一切土匪，使之充当炮灰，最少也要将这些不稳定分子驱逐出满洲的意见，他把李际春的建国军，程国瑞的一个军，张海鹏的部队、川岛芳子的部队，刘黑七的部队，李守信的部队统统赶上战场，使之不能为祸满洲。佐佐木认为，热河自古以来就是难治之地，立刻进行行政人员的改革和废除反而只会增加混乱。因此，旧有的县行政官应尽可能留用，应有军政治理不法行为。 我深切感到首先将顾问部全部现役军官组织起来，有必要通过坚固的组织网来切实掌握满洲国军。”满洲国军整备的大方针是要打破旧军阀思想，具体说就是强行实行人事、经营管理、兵器的中央统制，绝对不讲人情。佐佐木曾说：“满洲国军的整备事业，对我来说乃毕生的大事业，完成之前不想活动。” 攻略上海附近后，感到派遣军首脑部大都轻视敌情，对部队提出很无理的要求。由于当时敌情地形不明，只要不进行侦查就无法攻击阵地之敌。在此期间，他制定了一系列改造伪满军队的措施，扶植起一支镇压中国军民的反动武装。他基本解散了旧的军队，完全重现建立了军队，为防止兵匪勾结，他定员发放子弹，满洲军人每人只有30发子弹，如果作战失败，就立即解散部队，追究主官责任，直至枪毙。结果导致黑市子弹价格高达七角五分，抗联完全无法补充子弹。另外佐佐木到一制定了两项计划，直接造成东北抗联的失败。一是《“满洲国”三年治安肃正计划》，对东北抗联实施严厉的军事打击。一是《集团部落建设计划》，采取“民匪”分离的政策，断绝了东北抗联的补给。这两项计划得到大力贯彻，即便佐佐木到一离开了满洲，始终在实行。1938年底，东北抗联已经损失非常严重。1940年底至1941年抗联余部陆续进入苏联。东北抗联官兵只剩2000余人。 1935年3月佐佐木晋升少将。到1937年8月离开满洲，他为满洲国家军队的培养注入心血。对于佐佐木来说这就是他毕生研究中国的成果和事业。
满军之父佐佐木到当顾问伊始，他便向多田骏提出两点希望：一是希望给他以参谋长级顾问待遇；二是根据他过去的经验，对整编“满军”信心十足，希望除大纲外，整编工作完全交给他办。对此，多田骏立即表示同意。到1933年4月，由于多田骏履行了诺言，使佐佐木到一感到有了充分施展才能的机会。在一年半的时间里，他自以为是：“满意地完成了任务，对此，深引为幸。”为了能得到关东军全力支持，顺利地改造伪满军，他向关东军参谋长小矶国昭力陈：“军政部的顾问实为军参谋部的派出机关，支持军政部的工作等于完成关东军的一部分任务。”小矶国昭对他说：“多田是参谋副长级，你是课长级，就这样吧！”从而确立了顾问部的地位。
伪满初期，关东军不允许伪满军拥有坦克、重炮、瓦斯等武器，也没有考虑把伪满军培植成为能够独立镇压东北人民反抗的军事力量。佐佐木到一热心主张由伪满军担任“治安维持”的主要角色，他说：“剿匪是平时的主要任务，日军的一兵一卒也不能为剿匪而损失，治安维持的责任在于满洲国。”
佐佐木到一首先建议将伪满军分为五个军管区，各军管区分设顾问部，以便牢固地把伪满军控制起来。此项建议获得关东军同意，并立即付诸实施。1934年6月后，顾问团召开全体会议，讨论了整备方针，并在会上决定大约每三个月召开一次全体会议。另外，佐佐木对以和田劲为首的日本预备役军官统率的、拥有1500余人的靖安游击队进行整编，将其由关东军统辖系列变为伪满军编制内。
佐佐木对靖安游击队中的日本预备役军官不惜断然下令：是服从要求，还是解除武装，两者必取其一。佐佐木此举是想首先把日本人的行动纳入正轨，才能带动“满人”。其结果是组织了靖安军，委任藤井重郎预备役大佐为司令，美崎丈平预备役中佐为参谋长，编成两个步兵团、一个骑兵团、一个炮兵队。佐佐木又提出恢复治安的根本条件，在于没收分散在民间的枪械弹药，到1936年底，没收枪支达到180万支（估计250万支）。
早在1927年2月，佐佐木到一所著《支那陆军改造论》一书出版，书中对中国出现的革命运动和军阀混战，他认为关键在于改造腐败的中国陆军，而陆军又因雇佣制而造成腐败，因此只有加强中央编制，削弱军阀势力，实行征兵制。其实，佐佐木到一倒是信奉对伪满军“改造不如新造”，这是他对中国军队研究所得出的结论。所以，他首先加强各军管区顾问制；并着手削弱和控制伪满军的个人势力；淘汰旧军官、培植受过奴化教育的伪军官；统一薪饷制；废除警备司令部，推行军管区制；监视、调查伪军动向；实行“寓征于募”的征兵制等措施。
1934年8月，多田骏离任，板垣征四郎少将继任伪满军最高军事顾问。12月，佐佐木到一以陆军大佐衔任伪满军政部最高顾问（即伪满军最高军事顾问）。他自述：“没有最高顾问的认可，一切军令、部令及所有训令均不能生效，这是惯例，对于这一点，满人无一人怀疑。各军管区和训练处等的主任顾问均按此惯例行使职权。”一付伪满军太上皇的嘴脸跃然纸上，说明关东军通过日本军事顾问严密控制着伪满军的一举一动，具有绝对的指挥权。
1935年3月15日，佐佐木到一升为陆军少将。如何控制伪满军，佐佐木到一1935年在伪中央陆军训练处，对日本教官说：“要了解被征服的民族很少有敢于反抗的。我们不要只着眼于防止他们的反抗意识，而要学会使用他们为我们服务，要教育他们能沿着建国建军的道路前进。这就是教育的成果，也是你们军事教官对‘满洲国’指导上的责任。”
而经过改造的伪满军，成为了日本侵略者镇压中国人民的忠实走狗。1936年，佐佐木到一为了显示他在改造伪满军上的“成就”，于10月开始了由伪满军独自担当的东边道（今吉林省通化地区一带）九县的“肃清工作”，称为“东边道独立大讨伐”。佐佐木到一被授予全权，形式上由奉天第一军管区司令官于琛澄为“讨伐”总司令，从东北各地选拔1.2万名（另有1.6万名之说）伪满军组成，进行了为期6个月的大讨伐，致使抗日武装首领王凤阁遇害。对于这次大规模的“治安战”，佐佐木到一颇为得意地总结：“与几年前的满军相比，在其纯洁性和战斗能力的增强上，确实给人以隔世之感……”1935年12月10日，伪军政部顾问部在《满洲国军现状》中也记述：“满军的战斗能力伴随其整备改善的趋势，逐渐向上进步，面目大为改观……友军（关东军）对其信赖也日益增高，一般能圆满顺利地进行协同剿匪活动。”1937年七七事变后，佐佐木到一又命伪满军中的靖安军和第五教导队等部共约7000余人组成热河支队，烧杀劫掠一直到北京附近。
1937年8月，佐佐木到一奉调离任，临行前，他回顾改造伪满军的情况时说：“从大正10年（1921年）在广东时期起，我已抱着必须从根本上改造中国军队的信念。任满洲国军事顾问后，便把过去研究的付之实行，经过五年努力的结果，得到意外效果。”佐佐木到一就任伪满军事顾问后，便声称以“整编”伪满军队为“毕生的大事业”，而他的目的是在于准备出关作战，辅佐康德皇帝溥仪打回北京并期待华北“或许会出现一位吴三桂式的人物”。而因佐佐木到一花费了五年时间“整备”伪满军有“成效”，被日本侵略者称为“满军之父”。
血洗南京一九三七年日军全面侵华战争开始后，于八月二日被任命为第十六师团（师团长中岛今朝吾）步兵第三十旅团旅团长，编入华北方面军第二军战斗序列。九月初，率步兵第三十旅团（辖步兵第三十三，三十八联队）从日本京都出发，十一日在塘沽登陆，以步兵第三十旅团为基干组成佐佐木先遣支队，九月十三日从天津乘船出发，攻击前进，占领白洋桥、献县，并开始进行滏阳河溯江作战。十月侵入邢台以东地区。十一月九日，佐佐木到一率第三十旅团从大连港启航，转入未知战场，11月12日见海面泛黄，始知进入长江水域，13日无血登陆，侵占常熟、无锡、丹阳，随后沿句容、汤水镇公路，向南京攻击前进。十二月六日突破南京第一阵地，十二日占领紫金山，此后参加了惨无人道的南京大屠杀。十二月二十一日后，日军各师团陆续撤出城区，、佐佐木到一率部继续进行大屠杀活动。直至次年一月，佐佐木部门、是南京大屠杀中罪恶最大、最凶残的部队之一，因此佐佐木到一也是南京大屠杀的主犯之一。他的著作记了特别的南京事件的战斗记录的文献，是南京大屠杀必定被引用的文件。 一九三八年三月一日，晋升为陆军中将，调任华北方面军第二军独立混成第三旅团旅团长。任职期间，率部参加了徐州会战。一九三八年八月三十一日，调任中国驻屯军宪兵司令官。39年任姬路第十师团复员指挥官。1941年4月退为预备役。退伍后，任满洲国协和会理事[2]。
病死狱中一九四五年夏，日军垂死挣扎，继续扩编侵略军。七月十六日佐佐木到一被重新征召入伍，担任关东军第四军第一四九师团师团长。参加了与苏联军队以及东北抗日联军的作战。 日本政府宣布无条件投降后，佐佐木被苏军逮捕，后移交给中国政府，关押在抚顺日本战犯监狱，判处佐佐木到一有期徒刑。1955年5月30日在服刑期间脑血栓病亡。时年69岁。此人是最后一个在中国因病死亡的战犯。
罪证附录佐佐木到一日记
12月13日
12日夜里，到处都是激烈的枪声，到后半夜还传来炮声。根据总的形势判断，攻陷南京的时刻正一步步逼近。如果预备队的正左方高地上出现敌军的话，该部队即陷入困境。并且，由于兵力少，只在那儿勉强部署了一个中队兵力。尽管如此，他们的情绪还是极为坦然的。然而，他们整夜用无线电费劲地与师团司令部维系着断断续续的联络，以此获取师团命令和情报。追击命令是于清晨快6点时下达的。此时，枪声就在耳边作响。这是由于大量子弹打在城墙上的缘故。我在满洲时的老部下们，千辛万苦地给我们送来了鱿鱼干及和鱼干。我将这些食物分给大家，阵地上很快飘出长久未闻到的油香味。
从他们那儿还听说了东宫铁男中佐的不幸消息。他是今年11月13日，在杭州湾战役中牺牲的。我和他最后一面是去年8月在大连见的。此人被人们称为满洲移民的再生父母。真希望他活得更长些。真是太可惜了。想到此，不禁百感交集。在屋里烧了堆火取暖，然后在被煤烟熏黑的床上躺下，很快就睡熟了。上午8时，近处枪声大作，把我从梦中惊醒。通信员、运输队员和勤务兵都拿着枪噼里啪啦地射击。
“怎么啦？” 我奔出屋子问道。
“刚刚才将他们击退。从紫金山上黑压压地下来一大群敌军。”
“是败兵吗？”
“正在搜寻时，突然就从上面攻下来了。一群一群地冲下来，每次都足有五六百人。”
“缴他们的枪了吗？”
“哪有工夫让他们投降啊。全杀了。”
敌军还在不断地从紫金山上向下冲，一群又一群，铺天盖地，满眼是敌军。他们都是驻守在紫金山顶的教导师的士兵。他们试图从我支队的缝隙间杀开一条血路，进行反攻，突围出去。
由于敌军想与其困在屋里无休止地抵抗，不如尽快换上便衣逃走。因此，那些三三两两来投降的敌军都将武器扔进水塘里，或扔进房子里放火烧掉了。他们这点做得很彻底。这支部队是蒋介石最骁勇的嫡系部队，因此，也是顽强战斗到底的最英勇的部队。
上述是局部混战的情况。此后，综合各部队的报告得知，从半夜到上午10时的战况是： 拂晓前，我前线部队插入敌军阵地，继续紧追敌军。轻装甲车在上午10时左右首先攻进下关，向云集在江岸的或逃进江里的敌军败兵扫射。估计打完了15000发子弹。在此期间，步兵第三十八联队占领了城北的五个城门，截断了敌军退路。联队长和第三十三联队的一个大队紧随着装甲车推进到挹江门附近，同未来得及逃跑的敌人进行战斗。
司令部的预备队一个步兵中队，也从左翼和后面向前突击，与敌军进行了数次激烈交火。通信兵、运输兵，甚至传令兵都参加了战斗，歼灭敌军。随后，又追击到敌军后方。野战炮大队一直苦于道路而行进困难，那天夜里又遭到袭击，进行掩护的一个步兵中队和一个工兵小队，大家不分彼此共同奋起应战，进行了长达四个小时的战斗。其后方，原来部署了两个步兵中队作为后卫的，半夜后，也与来自两个方向突围反攻过来的敌军大部队进行了战斗，并将该股敌军歼灭。另外，驻守在后方卫生所附近的混成骑兵团，黑暗中遭到敌军袭击。敌军冲进院内，使他们损失人员二百余名，马六十余匹，他们当时是慌作一团。该骑兵队其后又不断要求重炮增援，根本无暇考虑自己是否有自卫能力。而我们的部队拉开的战线长达数里，还要不断与两侧蜂拥而至的敌军进行激战。
上午10 时，从为了掩护而部署在我左翼高地的中队阵地后方，突然飞来了几发重炮炮弹。接着就是打击性的集中火力射击。“哎呀，怎么了。”队伍一下子炸了锅似地乱了套。紧接着密集地又打过来三十余发炮弹。山顶瞬间被硝烟笼罩。我近乎看见该部队损失惨重。被血水搞晕头的炮兵竟然向自家人开起了炮。幸运的是只被炸飞了一个背包。之所以造成这种局面，也是由于该中队是从山上袭击敌军背后的。
如前面所提到过的，上午10时左右，我支队的轻装甲车首先攻进下关，完全堵住了敌军退路。此外，我步兵又占领了北面的所有城门，并全部封锁起来，使得敌军成了瓮中之鳖。
随后赶上来的第六师团的部分兵力从南边来到江岸，海军第十一舰队溯江而上，对顺流而下的敌船进行扫射，并于下午2时，抵达下关。国崎支队于下午4时抵达对岸的浦口。其他向城墙进攻的部队，都攻进了城里并不断进行扫荡。这场战役演绎了一个实实在在的包围歼灭战。
今天，在我支队的作战区域内，遗弃的敌人尸体达一万几千具。此外，还有在江面上被装甲车击毙的士兵和各部队捉到的俘虏，合在一起计算，仅我支队就已解决了敌军两万以上。
下午2时，扫荡结束，我们背后也有了安全保障。于是，部队边集中，边向和平门方向前进。
其后接连不断地有俘虏前来投降，其数量高达数千人。情绪亢奋的士兵丝毫不理睬上级军官的劝阻，将俘虏一个个地杀死。回想到许多战友流的血和十天来的艰难困苦，别说士兵了，我自己也想说“全都干掉吧”。
目前，白米早就一粒不剩了。尽管城里能找到，可我军不可能还携带着给俘虏吃的粮食。
我们登上和平门，高呼三声大元帅万岁。今天的天气十分晴朗。金陵城墙头到处飘扬着日章旗。看着这一切，禁不住眼角发热。（今晚可以睡个好觉了)
12月14日
现在我完全掌握着两个联队，对城内外实施扫荡。部队将到处潜伏着的残兵败卒全搜寻出来。但是，他们已将武器全部丢弃或藏匿起来了。500乃至1000人的大批俘虏被接二连三地带来。他们看上去虽不是特别害怕，但个个都已筋疲力尽，也许没有任何吃的东西了。
直到12月11日夜，城外下麒麟村一带还曾有电灯和自来水。据情报称，当天的军事会议结束后，敌守城司令唐生智便渡江逃走，大批文武官员及其家属也大多乘民船逃往下游方向。
关于桥本欣五郎大佐的重炮是否轰击过外国船，是一度争论不休的问题，可能就是满载拥挤不堪的军民溯江而上的英国船（实际上船上到底装着什么，谁也不知道)。
金陵大学收容了上千年轻妇女，原外交部收容着数百名伤兵，号称受到治外法权庇护而在接受外国医生的治疗。
没有比守将逃走，被抛弃的支那兵更悲惨的人了。他们有无斗志谁都清楚，更确切地说，他们之所以拼命抵抗，是由于没有退路。
虽说是残兵败卒，但仍有人潜伏在村落或山里进行狙击战。因此，对于那些继续顽抗、拒不顺从者，毫不留情地当即杀死。枪声终日不断。
太平门外的大护城河中堆满了死尸。
空荡无人的房屋都被搜刮一空。军装等物品散乱一地。手榴弹和步枪子弹丢得比比皆是。加上要害地点都被埋上地雷，真是危机四伏。
城内大道上为了进行巷战和防空，全部构筑了大型工事。发动机全被毁或被烧的汽车，一排排地被丢弃。其间都是乱七八糟丢弃的被服和器材，遍地狼藉。我方的空袭，将国民政府、军官学校，以及其他军事设施炸得体无完肤。城外机场也是一样。
民房被烧成一片废墟，有的火势至今不减，仍在熊熊燃烧着，看不到一个居民，只有丧家犬盲目地游荡着。
下关原来的闹市已被烧成灰烬，沿江马路上丢弃着数百辆汽车，岸边数百具尸体一个个被水冲入江中。
自从民国16年即1927年。2月国民革命军进入南京城已整整十年了。城内人口从当时的30万增加到现在的80万。通过剥削农民成功地建成了一个炫耀自己的现代化城市。然而，如今已成为过眼云烟，任何人目睹首都被破坏的惨状，都会感慨万分的。
十年前我曾住过的房子后面有一块地，周围没有一户人家。我不止一次地从二楼窗户发现野鸡，并开枪击中。而如今那儿已盖起了很多房屋，原来的住房隐藏在一片浓郁的绿阴之中，好不容易才找到。出于对往事的深深怀念，我进入屋内，据说于右任曾在这里住过。隔壁是苏联使馆的雄伟建筑。顺便说一下，这个使馆其后被烧毁了，据推测可能是为了毁灭某种证据。
12月17日
举行了华中方面军的入城仪式。从中山门进来的方向，右侧是上海派遣军，左侧是杭州湾登陆部队即日军第十军。。按规定时间，朝香宫中将、柳川中将两军司令官及方面军和各军的幕僚骑马跟随方面军司令官松井石根大将，举行庄严的入城阅兵仪式。在嘹亮的军号声中，接受各部队的致敬。老部队仅剩下旗杆的联队旗、特种部队光芒四射的联队旗，新老兵交融，刀光剑影，又赶上晴空万里，展现出一幅盛大的军队阵容画卷。
何其壮观！
建国以来，首次占领敌国首都并举行隆重的入城仪式，这难道不是划时代的事吗？不过，虽不知征韩战役怎样，但这现代化的□十万雄师，胜而不骄，一心一意地为皇威作奉献。这威武不可撼动的阵容，这前所未闻的历史性盛典，不正象征了飞跃发展的日本吗！
面赤须长的官兵庄严肃穆地列队参加这隆重盛典，将永远不会忘怀的，是流传万代的佳话。等到军司令官走近，我即命令部队致敬，并骑马离队数步汇报了人员情况。（生为男儿，此时何等光荣啊！)在这激动的瞬间，我感到心底涌出似乎要升上天堂进入仙境般的冲动。
将官级的部队长依次跟随前进，接着来到国民政府建筑物前。少尉以上军官集合在原国民政府院内。在军乐队演奏的《君之代》乐曲声中向飘扬在门楼上的国旗敬礼。全体人员屏住呼吸，眼圈不由得红了。三呼大元帅陛下万岁。最后，方面军司令官致辞：“仰仗大元帅陛下的皇威，我派遣军取得了赫赫战功……”我看到，当时军司令官消瘦的脸颊上有根筋正抽搐着。因为我站在队列前面，可以清楚地从其面部神经感受到老将军心中的激动。面对着这令人无比激动的场面，谁不感慨万分呢？
数十万军人在皇威下，肩负皇国兴亡之大任，同心协力，才获取今天的荣耀。
无须多言，七万人的鲜血染红了江南大地山川。
干杯庆贺，吾等敬重的军司令官殿下（朝香宫鸠彦王）今天看来也特别容光焕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