扫荡报
扫荡报由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南昌行营政训处处长贺衷寒创办并主管。前身是1931年3月由贺衷寒在南昌创办的《扫荡三日刊》，1932年6月23日扩版改名为《扫荡报》，对开日刊。报名是贺衷寒先提出由蒋介石核定的，贺衷寒还亲白题写了报头。顾名思义，《扫荡报》最初‘完全是为了“攘外必先安内，抗日必须剿匪"办的，使命是扫荡国民革命途程中的障碍，辅助军事上的安内攘外工作”。‘扫荡的目标是针对共产党工农红军，是蒋介石施行统治的宣传工具。 1935年春，贺衷寒为了配合‘追剿”的需要，决定将《扫荡报》迁移汉口，首先派政训科科长刘翔到汉作了一番筹备，于5月上旬发行出版。这时的主要负责人是: 总编辑丁文安，撰述卜绍周、陈友生等，编辑黄卓球、瞿云白(瞿秋白之弟)、钟期森、曹耿光，校对周爷生，经理人员刘威风、易幼涟、程仲文等。出版前夕，丁文安通知部分人员到武昌政训处听贺衷寒讲了办报的八字方针是：”化敌为友，以报养报“。 汉口《扫荡报》日出两大张，初印5000份。不久从上海购置了套色轮转印报机，陆续增印到1. 5万。丁文安一直是该报实际负责人，主要抓社论撰述。“七七”事变，抗战序幕揭开，国共二次合作宣言发表。1938年1月《扫荡报》改隶于国民党军委总政治部。丁文安的态度作了适当的转变，他发表社论说:“我们《扫荡》的矛头指向倭寇”。10月，武汉撤退，该报告别读者的社论，出于郭沫若的大笔。
报社人员是分两部分撤退的;一小部分由易幼涟、钟期森等带往桂林创建桂林版，大部分由丁文安、黄卓球、刘威风等带到重庆。之后，陈诚调走丁文安，改任何联奎为重庆社社长，1938年10月1日继续发刊。1939年5月3日，日军轰炸重庆，各报厂房都被炸毁，扫荡报社也是一片瓦砾，只得暂时同《中央日报》合刊，虽然报头并列，而实际只有少数人参加《中央日报》的工作，大多调离星散。而桂林《扫荡报》，在1938年12月15日复刊，由易幼涟作社长，钟期森作总编辑，卜绍周作经理。日出对开四版大报，发行量达二万多份。并出副刊 ”文史地周刊“。《扫荡报》一直出到1944年9月湘桂大撤退中才逃离。总编辑钟期森一家在撤退中遭日寇敌机轰炸遇难。于撤途中出金城江版、独山版。
1943年春，张治中奉命重建《扫荡报》，聘请原任香港主报社长的成舍我任社长，成舍我已应允，但稽留桂林而不来。为了按原计划4月出版，张治中临时改由黄少谷兼任社长，调万枚子任副社长兼总经理，另一副社长为刘威风。总编辑为黄卓球，副总编辑沈杰飞，编辑主任杨彦歧，编辑马汉乐、陈圣生、黄明等，采访主任谢爽秋，记者邹若军、谢蔚明、周熙等，电讯主任刘同绎，资料主任倪鹤笙，副刊主任陆品清。黄少谷亲抓社论，聘任的主笔或撰述有胡秋原、孙儿伊、刘竹舟、刘问渠、龚德柏、陶涤亚、李七英等。稿件由我初审，黄少谷核定。张治中重建《扫荡报》，目的是鼓励士气，扫荡敌寇。1943年冬杜、邱兵团又创办了昆明《扫荡报》。它表面上以汉口《扫荡报》的首刊年月为创始日期，向军委政治部登记立案，实则经费、人事完全由杜聿明、邱清泉兵团负责，不过打着这块老招牌，表明它属于蒋记复兴社军人集团而已。昆明《扫荡报》社长名叫李诚毅，是邱清泉的拜把兄弟。《扫荡报》的创办经费出自邱清泉的第五军(其前身即一00师)，员工薪资给养也列在第五军编制以内。
1945 年9月5日，万枚子奉军委政治部令，飞往南京，筹备出刊《扫荡报》京沪两版。在积极进行之际，重庆传来一个令人振奋的消息，自1945年11月12日孙中山先生八十诞辰起，各地《扫荡报》统改名为《和平日报》。改名《和平日报》时，在理事会上讨论，首先遭到贺衷寒的激烈反对，邓文仪、萧赞育接着推波助澜，袁守谦、滕杰默不做声。张大声道：“你们反对，去找委员长另派和谈代表，我不干了!”据说蒋介石把贺、邓叫去训斥了一顿，再度开会，改名这才决定，由黄少谷敦请于右任书写了报头。不过右旁注上”原名《扫荡报》，民国二十一年六月二十三日创刊”等字，保留贺衷寒的手迹。后来李俊龙告诉我:这表面上说明《和平日报》不是新办的报纸，实际是贺衷寒还要留下《扫荡报》的旧痕而己。《和平日报》京沪版分别于1945年11月12日和次年元旦出刊。京社由万枚子代理社长，黄明、邹若军副总编辑，黄兼代总编辑，邹兼采访主任，黄少谷之弟黄斗才任经理，黄假我任秘书兼副经理。沪社由万枚子任社长兼总主笔，杨彦歧任总编辑，副总编辑刘同绎，编辑主任马汉乐，经理白广荣。这时总社总管理处尚在重庆，黄少谷任总社总经理，给万枚子一个协理的名义。总社辖重庆、汉口、南京、上海、昆明、沈阳等社。关于重大时事的社论，由总社撰写电传，但各社也可删改或不用。1949年各分版相继停刊，4月23日总社迁往台湾，6月23日，台湾恢复《扫荡报》名称，1950年7月7日终刊。
原来《扫荡报》虽为军报，却归黄埔一期同学所掌握，设有理事会，贺衷寒、袁守谦、邓文仪、萧赞育(肖赞育)、刘泳尧、滕杰等都是理事或监事，推何应钦为理事长，每年召集理事会一次。张治中重建该报后，增加黄少谷、李俊龙为理事，张治中又被推为副理事长并代行理事长。《扫荡报》早期虽然为”剿匪反共“作宣传 。但抗战以后，有所收敛。也开始刊登进步人士的文章，如1938年12月25日第三版，就刊登了郭诛若写的《复兴民族的真谛》一文。特别是《扫荡报》办的一些副刊，许多文化人如欧阳予倩、黄现璠、黄药眠、杨朔等，都在该报副刊上发表过文章。黄现璠教授在1941-1942年间，在桂林版《扫荡报》副刊——文史地周刊上发表了《我国礼节之形态与变迁》等大量的社会生活、风俗史研究论文。足以说明《扫荡报》并非完全是为了“追剿红军，扫荡日寇”作宣传的所谓“反动”报刊，贺衷寒讲的办报八字方针：”化敌为友，以报养报“。至少在《扫荡报》的一系列副刊上，得到贯彻执行。并在宣传“统一战线，团结抗战”等方面，做出过许多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