伯驾
美国传教士、医生兼外交官、美国利用宗教侵略中国的代表人物——伯驾
伯驾(Peter Parker，1804-1888)，亦译作巴驾或派克。美国传教士、医生兼外交官。他毕业于美国耶鲁大学。于1834年6月1日在纽约长老会教堂被任命为传教医生，10月受美国基督教差会美部会的派遗来广州，成为基督教派到中国的第一个传教医生。1835年11月4日在广州新豆栏街租赁房屋设立眼科医院(时人称为“新豆栏医局”)企图通过为广州人民诊疗疾病“以博取人民的信任”来进行传教活动。伯驾的眼科医院“由于浩官(十三行总商伍秉鉴、伍崇曜父子——引者)和奥立芬(美广州同孚洋行老板)的慷慨捐助，这个医院有了稳固的基础，而且成为永久性的医院”①。1838年2月21日在英国鸦片贩卖的大本营东印度公司的支持和建议下，“中华医药传教会”在广州成立，东印度公司哥利支医生任会长，伯驾任副会长，大鸦片商颠地、查顿(William Jardine)等人都是终身董事，同年4月，由哥利支、伯驾和裨治文三人联名签署一份该会的“宣言”，声称他们将努力于“有助于推倒偏见和长期以来所抱的民族情绪的隔墙，并以此来教育中国人：他们所歧视的人们是有能力和愿意成为他们的恩人的”。而公然供认他们的目的是：第一、将医学科学“移植于中国可能产生有益(于他们)的效果；第二、是“将可以从这个方法搜集情报，这将对传教士和商人都有极高的价值”②。
1839年秋，林则徐在广州期间曾因疝气病间接托人请伯驾开诊疗药方。而在这之前的当年7月间，林还曾派行商送去瓦特尔的《各国律例》一书中若干段落，请伯驾翻译为中文，“摘译的段落包括战争及其附带的敌对措施，如封锁、禁运等等”，同时要他“对有关鸦片的情况提出事实的陈述，并开列出鸦片受害者的一般性药方”，此外还垂询了有关他所办的眼科医局的情况③。
伯驾是美国早期那些主张利用鸦片战争的有利时机派遣海军到中国进行示威，乘机取得侵华权益的鼓吹者之一，而且是美国传教士中最积极的突出代表。在鸦片战争期间，伯驾特地回国活动。1841年1月伯驾赴华盛顿拜访当时任美国总统的凡·勃俊(Martin Van Buren)和国务卿福西瑟，旋被转荐去会见新的国务卿韦伯斯特和新政权的其他人物，伯驾向他们提出，要求“立即派遣全权公使迳驻道光的宫廷”。以后又再度拜访了新总统约翰泰勒(JohnTyler)和国务卿韦伯斯特。直至1842年9月，他还在策动曾任美国总统的亚达姆斯(John Quincy Adams)作为美国的专使来华④。当年11月伯驾从美国返抵广州，又鼓吹说南京条约签订后已有“足够的证据可证明一个新的时代”已经到来⑤，催促美国政府迅速派代表团前来中国乘机渔利。
正是由于伯驾等美国传教士与在华商人的鼓动和中英南京条约签订后给他们带来的“兴奋”，美国政府认为“如果要想获得与英国相等的利益”就必须派遣专使来华与清政府进行谈判。经过一段时间的准备，便有1843年夏天以顾盛为专使的来华。在1844年7月签订中美《望厦条约》的过程中，伯驾不仅作为顾盛的译员之一，而且为顾盛当谋士，出了不少主意，成为顾盛使华的重要助手。也正是由于这些原因，他于1844年起参加当时还设在广州的美国驻华使馆中工作，1845年至1855年任美国驻华使馆头等参赞，其间三次代理公使职务，1855—1857年正式任美国驻华公使。在第二次鸦片战争前他与英法俄各国联合向清政府提出“修约”要求，竭力扩大对华侵略权益，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英法联军侵华时，他又主张美国出兵侵占我国领土台湾岛。1857年8月伯驾卸任回国，1879年后在美国任《中国医务传教会》会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