苗锡锦
苗锡锦1931年出生于钧瓷故乡——河南省禹州市神后镇，建国前参加革命，建国后在本镇工作40余年，曾任神后钧瓷工业公司钧瓷科学技术研究所所长，现任神后镇钧瓷行业管理协会名誉理事长、中国古陶瓷研究会会员、民间工艺美术家，《钧瓷志》主编。
2003年被评为河南省陶瓷艺术大师.几十年来，一直从事钧瓷的研究，参与了钧瓷恢复的全过程，不但对建国后钧瓷恢复和发展情况了然于胸，而且对古代钧瓷的发展历史也作了深入细致的调查，并有不少新的发现。
平生酷爱钧瓷事业及钧瓷文化，先后收集古钧残片两万多片，编辑出版第一部钧瓷文献《钧瓷志》、《钧瓷赞歌》。
作品1、世纪雄风大花瓶1999年5月珍藏昆明世博国中国馆.
2、千秋辉煌双龙瓶珍藏北京大学图书馆.
3、获2004年全国旅游商品交易博览会金奖
4、2006年5月7日与其子苗长强共同制作的和平友谊鼎陈列八达岭长城。
1977年，在禹州市神后镇下白峪发现唐代钧窑遗址，为钧瓷始于唐找到了可靠的依据。
2000年，在禹州市磨街乡发现底部写有“钧州西吴镇周家造至元七年”字样的钧瓷残器，为钧瓷盛于宋，发展于金找到了实物证明。
2001年，与山东硅酸盐研究所所长刘凯民合作，发现了唐花瓷同后世出现的宋元钧窑系分相乳光釉的源流和传承关系，为钧瓷始于唐，盛于宋找到了科学的理论依据。
在此基础上， 2001年的金秋，由苗锡锦主编的《钧瓷志》出版发行，《钧瓷志》的出版发行石破天惊，在国内陶瓷界迅速掀起了波澜，并确立了苗锡锦在钧瓷行业中的“领军”地位。当然，出版发行的背后是这位七旬老人司马迁修志般艰辛的一串串脚印……
豆绿色的钧瓷香炉
1943年冬天的那场大雪对苗锡锦来说刻骨铭心，父亲临终前凝视着家徒四壁的小屋，僵硬的手指着堂屋条几上那件正焚着香烟的豆绿色的钧瓷香炉，然后就撒手人寰。用今天苗锡锦的话说，也正是从那一刻让他刻骨铭记着一种色彩：莹莹玉玉的豆绿色。那种豆绿色映衬着窗外惨白的冬雪越发在苗锡锦幼小的心灵上烙上了印记。在那一刻，他猛然间意识到这种绿色就是家中下一顿锅里的粮食，是小弟身上的棉衣，是日后的妻儿，是今天大雅之堂的颗颗珠矶，是盛世里人们案头的陈设、收藏……
有位作家说得好：“人的童年大都有一个庄严的结尾，当一件事深深震动你的心，打一个筋斗不能把他忘掉时，你的童年就结束了。”苗锡锦则说：“我的童年严格地说连同少年就是在那场雪里结束的，但钧瓷那种莹莹玉玉的豆绿色却从此在我心灵的原野里扎下了根，没成想现在它居然亭亭如盖了……”
怀着对钧瓷那种刻骨铭心的挚爱，1949年，16岁的苗锡锦经神后区政府介绍，顺利地走进当时刚刚组建的人民工厂（即地方国营瓷厂）。一到人民工厂，所见到的一切都是新鲜的：红红黄黄的陶土、花花绿绿的颜料、震耳欲聋的马达，还有炼石成金奇奇妙妙的炉火，这一切都使出身贫寒的苗锡锦感到空前的充实和亢奋，日后，在工作中他表现出了极大的热情，每一件工作他都出色地完成。是年秋天，他便破格地提拔为厂技术组长，并被指派到钧瓷老艺人任坚手下协助工作。任坚是钧瓷界的一代宗师，拥有渊博的陶瓷知识及丰富的经验，并且人品也极好。任坚看苗锡锦聪颖，又能吃苦，就让他帮助抄写有关材料和配制钧瓷釉料。厂里举办技术课讲座，任坚就让苗锡锦坐在主席台上做记录，平时一有机会就派苗锡锦到外地陶瓷厂和陶瓷院校学习、交流。1953年，经任坚和厂党委推荐，苗锡锦被派往河南省工业干校学习，也正是这一段的学习进修为苗锡锦日后撰写《钧瓷志》打下了深厚的理论基础。
有了实践和理论基础，厂党委便决定让苗锡锦着手写一些钧瓷研烧进度和钧瓷历史文化方面的有关文字材料。也巧，在当时正赶上由配釉大王郗杰和手拉坯名匠王凤喜合作的手拉40公分荷花盘研烧成功，同时，钧瓷“双鹤瓶”又获农业部优秀产品金杯奖。因此，厂里便不断接待各地前来视察的领导和外国来宾。当时，由于资料有限，条件不完备，介绍钧瓷文化的材料就显得捉襟见肘。这年春天国家轻工业部和省轻工业厅来了几位领导，听取钧瓷生产进度和研烧情况。当时，会议厅里上至厂长下至车间主任，技术骨干几十人，由于很多人吸烟，使得整个会议被淡蓝色的烟雾笼罩着，会议接近尾声时，轻工业部的一位领导忽然说：“我们的钧瓷真是太美了，美出了我的理想之表，但截止目前我还没有看到过一份像样的文字来系统地介绍我们钧瓷产生与发展的全过程，这与钧瓷显赫的地位是极不相符的，同志们，这不能不说是我们的遗憾呀！”同时，新西兰作家、国际和平友好协会理事路易.艾黎当着省领导的面直言不讳地指出：“你们是举瓷之国不知瓷。来宾们还在说着，但苗锡锦却什么也听不到了，此时，”作为钧瓷故乡出生的苗锡锦从骨子里体会到了什么叫尴尬，而这种尴尬却是带颜色的，淡淡的、蓝蓝的，几十年总也挥之不去的……
咬定青山的“鬼见愁”
带着这种尴尬和内疚，苗锡锦独自来到埋葬他父亲的大龙山上。这山上的岩石缝里生长着一种植物，俗名“鬼见愁”，褐色的枝干、蒿草般的身躯横空悬着，虬曲的筋根从岩石缝里挤出来，严格地说是筋根把岩石挤裂了，即是这样它仍然欢欢喜喜地开着一种嫩白的花，惹得山蝶款款地飞。苗锡锦看呆了，泪水夺眶而出，他第一次看到了什么是极端环境下的生命和生命在极端环境中迸发出来的惊世骇俗的勃然生机。苗锡锦不明白为什么这样的植物只选择了这种“非人”的环境（肥沃土壤里却找不到它的影子），但那一刻，他却忽然顿悟了“鬼见愁”这个名字的内涵及其所激发出来的那种咬定青山、发奋修志的“鬼见愁”精神……
刨“地花”的老人
大龙山与牛金山之间是浅缓起伏的丘陵地貌，见不到“鬼见愁”，但却遍地生长着水波一样的连天白草。白草是一种优质的引火材料，烧制钧瓷用的引火柴就是它，白草网状嫩白的根须是一种昆虫“地花”的食物。不知道“地花”书名叫什么，但当时在孩子眼里它可是极品美味，我就常常嚷着大人用锄头刨“地花”。你只要看到有人在荒坡上刨挖，一准是在刨“地花”。那年秋天山上来了一位身材瘦小单薄的中年人，起初几个月村人都没太在意，渐渐地他挖掘的方式引起了人们的好奇。他在寻找残破的瓷片，那专注、锲而不舍地挖掘精神令人们吃惊，他在一个遍布瓷片的坑里一干就是一天。饿了，从坑边的草丛中拔几棵山葱，吃一些自带的干粮；累了就顺着坑势躺一会儿，用今天苗锡锦的话说，山葱的味道才是蔬菜世界的大味，它浓缩了山野的精华、雨露的精灵，吃上一口保准你一生都忘不了。就这样，苗锡锦吃着山葱，挥着镢铲……一个雨后的下午，苗锡锦照例来到了坑前，眼前的情景立刻拉直了他的目光，坑底东侧隐约出现了一个空洞口，苗锡锦的心律猛然增高，他意识到一个他梦寐以求的魂萦梦牵的“地花”就要破土而出了。这就是2000在神后镇下白峪发现的唐钧窑遗址，这个发现被列为当年中国十大考古发现之一。4年后的秋天，苗锡锦仍然凭借刨“地花”的精神在神后镇下白峪与磨街乡搭界的地方发现了“钧州西吴镇周家造至元七年”字样的残器。这两项考古发现用实物证明了钧瓷始于唐、盛于宋是科学的、有依据的说法，并为《钧瓷志》的编纂工作标明了经纬。
清灯孤影的日子
实际上，早在1984年，许昌行署就依据省政府下发的文件精神，要求编纂《钧瓷志》，神后镇政府选择的主编就是苗锡锦，他当时就已承诺下来，并迅速组建了编辑室，从各瓷厂抽调了一些懂技术、有文化底子的人员组成编委，但经费的严重缺乏和需要大量的考证等技术问题使编纂人员都先后离去，冷清的编辑室就只剩下了苗锡锦一个人，此时，他思绪万千：祖先创烧国宝钧瓷时不知耗费了多少辛苦，许多人连名字都没能留下，如此重要的名窑，连最起码的、简单的历史资料都没有，后人无法传承，就像国家轻工业部的那位领导说的“这是一个怎样的缺憾呀！”苗锡锦思想着，并咬牙发誓，他要肩负起这项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文化工程，并且要圆满地完成它。接下来难以想象的工作量使苗锡锦耗尽了心血，因为钧瓷历史久远，许多说法需要考证，像“钧瓷始于唐，盛于宋”的考证就耗费了苗锡锦4年时间，经他手挖刨出的十几万件瓷片，就能说明这一点。由于没有打印机，几十万字的手抄任务，无数次去外地请考古家进行查证、审稿，还要“化缘”筹经费，一系列耗费大量心血的操劳，使苗锡锦花发脱尽，苗老为我们描述说那才是真正的“炼狱”，在这个“炼狱”里他从骨子里认识了司马迁的伟大，并真正走入了他忠于历史的非凡的灵魂。
1999年元月，在市长阎俊超、赵学任以及许多钧瓷匠师的关心和支持下，《钧瓷志》第一版3000册出版发行，并迅速售完；2000年第二版6000册又很快售完。此时，《钧瓷志》石破天惊的影响迅速传向了远方：中国历史博物馆研究员傅振伦说：“这部专业志是禹州文物志和产业志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河南省经济志陶瓷业篇的珍贵资料。”全国著名古陶瓷专家、浙江大学教授邓白说：“《钧瓷志》内容系统全面，标志着作者多年的心血结晶，包括考古发掘、艺术特色、烧制经验的情况皆叙述有据，是一本难得的好书。”河南省著名钧瓷评论家田培杰先生说：“在《钧瓷志》一书里，自始至终可以看出不媚上、不吹捧，实事求是的严谨精神，《钧瓷志》人物篇中记载的也都是钧瓷匠师和有突出贡献的专家学者，谢绝了把‘关注钧瓷的人都入志’的意见。”并欣然写下了《客观真实，岿然独存》的表达5000多字的书评。
这是2007年深冬里的大雪弥漫的日子，我们坐在苗老摆满书籍的书房里，静静地聆听他的梦呓般地叙说，桌上用“鬼见愁”材质做成的镇纸静静地泛着光滑的亮色，《钧瓷志》米黄色的封面让人的思绪飘向岁月的深处。此时，苗老双手托腮，深情地满含忧伤地望着窗外翩翩起舞的落雪，我们知道他的思绪又回到了1943年的那场雪里，那场雪里有他的父亲、有袅袅的香烟，还有他铭心刻骨的莹莹玉玉的豆绿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