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信事件
事件回放1999年1月11日，中国第二大信托投资公司——广东国际信托投资公司(简称广信)向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递交了破产申请书。与此同时，广信属下的三家全资子公司广信企业发展公司、广东国际租赁公司、广信深圳公司因出现严重的资不抵债，也向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破产申请。
广信是中国第一家破产的金融机构，也是迄今为止惟一一家通过破产关闭的金融机构。广信破产时的资产总额214.71亿元，负债361.65亿元，资产负债率168.23%，资不抵债146.94亿元。广信破产在国内外引起了强烈震撼，并对中国金融业改革产生了强烈影响。
在当年的“两会”总理记者招待会上，广信破产成为中外记者提问最多的话题。朱镕基总理说：“我想，今后不会有太多的金融机构破产，也许就没有了。”
详细介绍广信背景广信成立于1980年12月，是广东省人民政府的全资直属企业，其规模在全国244家信托投资公司之中仅次于国务院系统的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中信)。1983年，广信被中国人民银行批准为非银行性金融企业，并同时拥有外汇业务经营权。
从1983年开始，广信先后与日、美、英、法等国数十家银行签订了贷款协议，信贷额度超过3亿美元。在国际债券市场上，广信也是频频出击，1986、1987、1988年，每年都向香港及欧洲等地发行大额债券。而在整个1980年代，由财政部发行的中国政府主权债才只有一笔。1989年，广信被确定为全国对外借款窗口，并被称为广东省人民政府的“窗口公司”。在当时，就连工行、农行和建行都尚未获得“窗口公司”资格。
进入1990年代后，享有政策之先机的广信，先后获得了美国穆迪公司和标准普尔公司的债信评级，而且是相当于当时主权债的评级。广信继续站立在海外融资的潮头。起因1980年代末期，广信的经营规模不断扩大，逐步从单一经营信托业务，发展成为以金融和实业投资为主的企业集团。到1990年代，广信已经发展成拥有数百亿元资产的大型企业集团。它投资参与了三千多个项目，涉及金融、证券、贸易、酒店旅游、投资顾问，以及交通、能源、通讯、原材料、化工、纺织、电子、医疗、高科技等数十个领域，在房地产业倾注巨资，成为广东省最大的“地主”。到广信事发时，它已经成为仅次于中信的第二大信托企业，是在国内外具有一定影响的中国企业。
但是，由于广信盲目投资，乱铺摊子，在多个项目上投资失败，其不良资产也在逐渐累积。同时，1990年代以后，信托业面临的政策环境也在变化。国家的对外引资战略有所调整，开始更多地发行主权债；同时在政策上放松对国有商业银行和政策性银行对外融资的限制。1995年国家更明确规定，地方政府不可自行举借外债，政府也不能再为窗口公司提供担保，并决定对外债实行全口径管理。这样，广信这类窗口公司不再拥有原来的特殊地位。
长期的过度举债，却缺乏有效的管理和监督，再加上大量的高息揽存，账外经营、乱拆借、乱投资等违规经营活动，给广信埋下了巨大的支付风险，公司财务的天平逐渐失衡。
从1990年代中期开始，广信逐渐进入还债的高峰期。由于资金周转不灵，广信不得不采用“借新还旧”、“借短还长”、“借高还低”的办法加以应付。然而，广信深圳公司经理1996年下半年因涉嫌经济犯罪被捕，深圳公司的巨额债务曝光，广信问题露出了冰山之一角，广信的信誉受损严重。当亚洲金融风暴开始肆虐时，广信已经显出了某些衰败迹象。1997年下半年之后，广信仍在海外金融市场奔走，筹划新一轮发债或是银团贷款，但主要动机已经成为借新还旧，主要方式仍是借短还长、借高还低。
1998年是广信的还债高峰年，广信到期外债超过12亿美元。当时面对东南亚金融危机，国家为应付金融危机，确保中国的对外经济安全，开始加强对外汇市场的管理。由于广信存在违规嫌疑，中国人民银行调查小组在1998年6月份进驻广信，广信债务危机随即被揭露。广东省政府副秘书长、广信破产清算组组长刘昆回忆说：“当时广信及其在海内外的下属公司，三天一个电报，五天一份传真，向广东省政府紧急报告面临的巨额支付危机。”发展 1998年10月6日，中国人民银行宣布，鉴于广信不能够支付到期债务，从即日起实施行政关闭。并由中国人民银行组织清算组，对该公司进行关闭清算。中国人民银行在清算公告里说明，对个人的合法债务或经登记的境外合法债务优先清偿。
关闭广信清算组同时公告说，经中国人民银行和中国证监会批准，由广东证券公司和广东证券股份公司分别收购原广信的证券营业部和投资基金。这种处置的考虑是：维护证券市场的稳定和股民与债权人的利益，如不在广信破产前处置，一旦广信宣布破产，必将引起股民恐慌性挤提保证金，不仅会引起证券市场的混乱，而且会因挤提导致证券营业部和基金的市场价值大幅度下降。
进入11月，广信在香港的两家子公司因资不抵债分别按香港法律宣告清盘。
1999年1月10日，中国人民银行指定的广东省省长助理、关闭广信清算组组长武捷思向新闻界宣布：根据清算组三个月关闭清算的初步结果，广信总资产214亿元，总负债361.45亿元，资不抵债 146.94亿元。原广信董事会鉴于公司严重资不抵债，不能支付到期巨额内外债务，决定由原广信及其附属广东国际租赁公司、广信企业发展公司和广信深圳公司三家子公司向法院申请破产。广信正式进入破产程序。
武捷思表示，广信所有债务偿还将依据国际惯例，除小额存户将获得照顾外，所有内外债务的偿付都将一视同仁，外债并没有优先权。他说，不管是在亚洲的发展中国家如泰国、马来西亚，还是在欧美发达国家如美国，破产企业都没有外债优先偿还先例。而且中国的《破产法》也没有外债优先偿还这一条规定，因此，广信所有债务偿还都将一视同仁，严格按照中国《公司法》、《破产法》操作。
时任中国人民银行行长的戴相龙对于“所有内外债务都一视同仁”解释说，中国人民银行在清算公告里说明，对个人的合法债务或经登记的境外合法债务优先清偿，体现了中国金融主管部门对依法保护境外债权人的一片好的心愿。但是，经过3个多月的清理发现，广信的亏损额比原来想象的要严重。这样，若执行以前的偿债办法，那么，境内的很多机构，包括外资银行、中外合资企业、国有企业都将得不到清偿，甚至出现同一个外国银行，在香港给广信的贷款得到偿还，而其广州分行给广信的贷款却得不到偿还的情况。这显然危害了境内债权人的利益。
武捷思坦承，实际核查数字亏损可能比初步核实的结果还要扩大。武捷思举例讲，清算组对105家原广信所属国内企业进行检查，资不抵债81.5亿元，而毕马威会计师事务所核查的结果却是111亿元，因此，估计实际数字将会较初步核实为大。
依据中国《破产法》规定，破产企业提出破产申请的七天内，法院将决定是否受理企业破产申请，然后还有三个月的登记期，至于广信债务何时偿付，得依据法院裁决才进行赔付。
1999年1月16日，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吕伯涛向境内外19家新闻单位宣布：广信等四家企业管理极度混乱，严重资不抵债，不能清偿境内外巨额到期债务，依照《企业破产法》第3条、第8条的规定，省高级人民法院、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分别作出裁定，宣告广信及其三家全资子公司因不能清偿巨额到期境内外债务而进入破产还债程序。
1999年4月20日，法院清盘委员会宣布，广信资不抵债高达323亿元人民币，比原先估计高出一倍。债权银行等的债权回收率仅为17%。结果广信破产清算历时4年，2003年2月28日，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吕伯涛宣布：广信破产案终结破产程序。经广东高院、广州中院、深圳中院审理，广信及其3个全资子公司广东国际租赁公司、广信发展公司和广信深圳公司的破产清偿率分别为：12.52%、11.5%、28%和19.48%。至此，全国首宗非银行金融机构破产案尘埃落定。影响广信数百亿元人民币的债务80%以上借自包括日本、美国、德国、瑞士、中国香港等国家和地区130多家著名银行。
中国在广信破产之前，就有中国农村发展信托公司、海南发展银行、中创投资公司等金融机构被勒令关闭的先例，但由于广信所欠外债金额巨大，债权人涉及范围广，而且在处理过程中又牵涉到不少有所争议之处，广信问题一开始便在国际金融界掀起轩然大波。
广信这个在境内外具有众多债务的金融机构破产后，对中国主权债务的评级和国内企业的国际信誉都产生了一定程度的影响，使得很长一段时间内，中国政府和国内企业在海外融资产生融资难度加大、成本提高等现象。
1999年7月，日本首相小渊惠三访问中国，与中国总理朱（金容）基会谈时，曾特别提及广东国际信托投资公司（广信）破产之事，并指出这是中日之间严重的双边问题，影响深刻，要求中国妥善处理。日本外交一向奉行政经分离，一国之首却对个别企业问题表示关注，这是非常罕有的事。
针对日本方面的异议，戴相龙说，中国的中央政府并未为广信提供担保。他承认在过去的时间里地方政府在行为方式上确实有干预金融业的情况发生，但中央政府已经坚定不移地实行政企分开，对资不抵债的企业实行重组，对重组无效的实行破产显然是项重大改革。评价相比日本方面的不满，欧美金融界基本上广信破产给予较大的正面评价。由于中国国情特殊，借方的信息披露有限，外国银行对信托投资公司等金融机构或其他中资企业的融资全凭借方背后有政府的支持和保证，而未能就借方的风险进行全面评估。随着中国今后更进一步贯彻政企分离原则，借贷双方都须认清谁借谁还的道理。他们认为，让广信破产说明，中央政府决心严厉处置有问题的金融机构，致力于金融改革，长远来看这将有助于中国防范源于国内的金融风险。
广信事件存在一项意识形态问题，就是外国投资者仍然持着国家将会对金融机构和国有企业债务负担全责的想法。与此同时，中国部分企业也利用这形势误导外国投资者。专家认为，广信破产事件，预示着一种过去被混淆了的、实际已成了一种泡沫信用的“窗口公司信用”的破灭，这将促使借贷双方真正按照市场规则和国际惯例办事。这是中国走向市场经济的一个里程碑。今后外国投资者需重新评价对华投资或贷款的风险，而中国更需全面检讨如何才能重建中国的国际信誉。这就是广信这个中国第二大信托投资公司破产的代价。
1999年3月，九届人大二次会议闭幕后的总理记者招待会上，时任国务院总理朱镕基针对日本记者有关广信事件的提问曾有如下回答：“广信申请破产这件事情，是中国金融改革过程中的一个个别事件。它向全世界发出一个信息：中国政府不会为一个金融企业还债，如果这个债务不是由各级政府所担保的话。这就是说，外国的银行和金融机构对这些金融企业进行贷款时，必须进行风险分析，审慎从事。大多数舆论都认为中国这种做法坚持了金融改革的原则，符合国际惯例。”
“我觉得那些债权银行以及某些金融机构对这个问题的估计太悲观，就是认为中国已经发生了金融危机，没有支付能力，不讲信用。中国经济保持快速发展，现在有1465亿美元的外汇储备，国际收支是平衡的，完全有能力偿还债务，问题是这种债务是不是应该由政府来偿还。”
“同时，我也认为，尽管你破产是合法、合情、合理的，你也不能随便破产，不要破出甜头来，大家都搞破产也不行。我想，今后不会有太多的金融机构破产，也许就没有了。但前提是各个债权银行不要逼债，不要逼它们提前偿还贷款，你逼急了，它就只好破产。如果大家坐下来按照国际惯例谈一谈，采取资产重组、注资、债权变股权等办法，这个问题是可以得到解决的，你的债务也能得到偿还，它也用不着破产。”
“你刚才说，这件事影响了一些日本银行的债务，我感到遗憾。但我想大家如果共同努力的话，今后可能不会再发生这样的事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