郴州血铅中毒事件
事件发生据报道，郴州市23000多名儿童，54%血铅含量超过国家标准；根据知情村民反映，目前血铅中毒人数已经超过300人，另有内部人士披露，郴州市政府对中毒人数实行“封锁”。郴州市指定两家医院，村民可以自行检查血铅。即便在这种非常有利于控制消息的情境下，官方也已经承认，有45名儿童血铅中毒。
其次，从嘉禾县的例子可以看出，当地受害民众抗争已久。很明显，抗争故事媒体未能充分披露，不过根据现有报道已经能够看出激烈程度：村民在体检途中遭遇政府拦截，部分人被拘捕，这样的事件去年7月已经发生过一次，而且那时拘捕的人至今仍未释放。政府知晓事态至少已有9个月，村民血铅超标甚至中毒的问题仍然没有得到解决，即便单纯从基层维稳的角度去讲，也说不过去，更何况此事真真切切关系到那么多人的健康和生命。
事件始末2010年3月16日：湖南嘉禾250名儿童血铅超标 家长验血被拘
2010年3月20日：湖南郴州血铅中毒者超300人 官方被指封锁消息
2010年3月21日：湖南郴州血铅危机加剧 血铅化验者激增
2010年3月23日：环保部派员赴湖南郴州督察治污 多名官员被免职
治疗费用家属院方无忧2010年3月23日，尽管官方“由谁具体承担治疗费用”的意见尚在酝酿之中，但这未影响湖南郴州血铅中毒儿童的治疗进度。收治患者的郴州市中医院和多名患者家属24日在接受中新社记者采访时表示，对治疗费用不担忧。
郴州市卫生局最新统计数据显示，从3月17日至23日，郴州市两家血铅定点检测单位郴州市疾控中心和郴州市儿童医院一共接受375人检测，血铅超标人数为178人。
一些血铅中毒儿童家长表示，这些天陆续有官员来医院看望，并反复强调“治疗费用不用操心，政府会想办法解决。”还有一个显著变化是，患者及陪护人员从22日起可享受“送上门”的免费快餐，据说这些费用是由乡政府支付的。[2]
事件处理日前，环保部华南督察中心已经派员赶赴郴州督察当地治污，有望彻查当地污染企业，但对血铅超标甚至中毒者的赔偿尚未提上日程。在受害者维权的压力和媒体的关注之下，赔偿问题或许能够得到解决。不过即便污染企业被关停，受害民众得补偿，此事仍不能说是完整解决。
媒体曝光郴州血铅事件，与之前众多的重金属中毒事件及其他维权事件经过类似：先是村民发现生病；继而向当地政府抗议、向污染企业索赔，当地政府动用“合法”暴力，拘捕带头村民；村民可能发现当地医院不可靠，结伴去外地检查遭当地政府拦截，或有人遭遇拘捕；村民在打压之下抗议不断，终于引起媒体注意；媒体曝光之后，上一级地方政府试图封锁消息、公关媒体，同时正面介入，表示必定妥善处理；过后事件关注度降低，宣布惩处若干责任人，受害者病情稳定。事情就算结了。
在这个过程中，媒体曝光是一个转折点。当然不是所有的媒体曝光都能引起足够的关注，也不是所有被关注的事件都能得到“妥善”解决。很明显，媒体能够帮忙“解决”的，都是那些“闹大了”的事情。显然“闹大”是不应该被鼓励的，那么在“闹大”之前，在媒体曝光之前，为什么事情就不能得到解决呢？
在媒体曝光之前，事件现场只存在抗争双方，不存在第三方。基本上，受害民众是一方，污染企业以及基层政府是另一方。一方是健康受损，生命受威胁，无可妥协，自然要抗争到底；另一方利益捆绑，有权力、有暴力，总以为自己占绝对优势，不屑于妥协。这种傲慢实在是愚蠢。在嘉禾县的案例中，最令人惊讶的是，2009年7月已经出现相当强烈的抗争，县政府已经意识到事态严重，甚至还罢免了一名乡党委书记，为什么接下来的9个月仍然未能直面村民血铅超标乃至中毒的现实，未能及时救治并给予受害民众以足够补偿？
其实，在矛盾未激化的日常状态中，基层政治中也没有第三方。一方是行政权力和经济利益的结盟，另一方是无权无钱无力的民众。基层稳定之所以成为一个问题，就是因为双方的力量极不均衡，几乎必定出现恃强凌弱的状况。这样一来，上一级政府将维护基层稳定的任务交给基层，后者必然选择高压手段，继而进一步降低稳定的弹性。可以说，基层政治形势导致维权民众在客观上只有两种选择，不在高压中放弃，就在高压中把事情闹大，而这正是维稳工作想要竭力避免的。郴州血铅事件或许不久即可了结，而基层政治环境的改善也不应再拖延。[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