服部悦雄
简介服部悦雄（Hattori Etsuo）于1968年毕业于中国东北林业大学土木工程学系。1972年就职丰田汽车公
司，主要在亚太地区营业部负责中国营业相关业务。1989年调动到亚洲部第2营业室，1991年出任中国事务所所；任职6年后回总公司直负责亚洲地区相关业务。2001年再度赴京任中国事务所总代表至今。现在同时兼任丰田汽车（中国）投资有限公司的特别顾问。
业余兴趣爱好：打高尔夫球。
服部悦雄：丰田汽车公司中国事务所总代表、丰田汽车(中国)投资有限公司特别顾问。1972年,服部悦雄进入丰田汽车公司，2001年1月担任丰田汽车公司中国事务所总代表，2002年升任理事级总代表，全面负责中国业务。
1964年,日本丰田汽车开始对华贸易。1980年,丰田汽车公司设立北京代表处；1998年，投资成立第一家在华整车生产合资公司——四川丰田汽车有限公司。目前，丰田在华开设了18家子公司及合作机构，雇员超2.6万人。
在刚刚过去的一年里，一直以保守著称的丰田以推动一汽重组天汽的惊人方式来逐鹿中国的汽车市场。通过重组这个跳板，丰田达到了直接与一汽联手的目的。此后，丰田又立即与一汽谈判以达成包括合资生产中高档轿车、微型车、中高档SUV的全面合作协议。
服部悦雄，这个能说一口流利中文的日本人，以丰田公司理事和中国总代表的身份见证并推动了这一切。
悦雄-人物背景参与会议战略家或许是被认为过于冒进的原因，或许是因为其他什么原因，1997年服部被调回总部担任亚洲部主查
，负责开拓包括台湾、北朝鲜甚至缅甸等亚洲市场。尽管服部自称这只是企业内部的正常调动，但无疑这是他职业生涯中最低落的时期。他说，“可能别人有这样或那样的想法，但对于我来说，所做的一切都是值得的，我把调离当成对自己新的挑战和考验。”
1997年1月，在服部离开中国之前，拜会了当时的广东省副省长钟启权。钟对他说，广州的标致项目法国人不想干了，如果丰田感兴趣，广州将优先考虑丰田。但是服部即将要离开中国，无力再为这个项目奔走，于是特意交待副手来督促这件事儿。“但他对于制造项目不熟悉，不敢碰。”服部说，“结果这个项目丰田没有谈成。”
服部离开中国后，1998年10月，丰田决定以1990年代新产品斯柯达代替旧产品进行合资，它在中国的第一个整车厂——四川丰田汽车公司获批建立。
2000年，丰田将原先的丰田中国事务所一分为二，一部分保留为中国事务所；另一部分划归为新组建的丰田汽车(中国)投资有限公司，负责丰田在华所有合资企业的经营。当年6月，丰田与天汽集团合资组建轿车整车厂天津丰田股份公司。
至此，丰田总算成立了两家合资公司，这很大程度上符合丰田对于中国汽车市场的试探性意识，但是却不符合快速发展的中国汽车市场的现实，当时跨国汽车公司在华合资的浪潮已经掀起。如我们所见，受限于两家合作伙伴的资源和能力，当时丰田的中国业务发展并不令人满意。
终于，2001年，耐住了4年寂寞的服部悦雄再次被派驻中国。
“丰田是先进来的，看不到变化，美国人没有进来，反而看得更清楚、更富有战略。我们步步顺利，反而丧失了机遇。”服部坚持认为，丰田公司要想在中国获得成功，必须与中国政府支持的一汽、二汽或上汽联手，获得政府最优惠的政策。
重返中国后，服部在征得丰田高层的同意后，迅速实施这一重大使命。不到一年，便“开花结果”，2002年6月14日，一汽重组天汽，8月29日，丰田跨过天汽，终于与一汽联手。
2002年，丰田借与一汽合资拉开了全面进军中国汽车市场的序幕。当时，丰田劝说竺延风领导的一汽通过入主天津汽车的方式与自己合作，随后又诱导一汽将四川丰田的中方伙伴四川旅行车厂收到自己旗下。老谋深算的丰田由此获得了在中国寻找另外一家合作伙伴的机会，因为中国的汽车政策是一家外国汽车公司最多只能同两家中国企业合作。
在一汽丰田成立之后的第二年，服部就挥师南上，迅速与广汽集团达成协议。双方在丰田最重要的广东市场投建一家汽车合资公司——广州丰田汽车公司。外交家正是在服部的推动下，丰田在中国的产业布局在这短短的一年多时间内一蹴而就。而这个看起来干净利落的过程，除了其甚至比日文还好的中文以外，更得益于服部之前在中国多年的深厚积累。
1991年，服部第一天来到丰田汽车在北京京广中心的办公室时，那里只有10多名工作人员(今天的数量是那时的30倍)。在听取了雇员们简短的报告后，服部立即开始跟大大小小的政府相关部门联系，让官员们意识到，日本最具攻击力的汽车公司已挺入中国市场。
与此同时，他深知如果想推动丰田的中国战略，必须让丰田的主宰者们亲身体验中国之变。于是，在服部的协调下，包括丰田章一郎、奥田硕等丰田汽车的最高层管理人员访华近十次，每次至少拜访一位国务院副总理。如此频繁的高层交流，促进了丰田和中国之间的相互了解。
1996年，服部甚至特意安排了丰田公司奥田社长与通用一位副总裁共进早餐。“我想通过这次会面，让美国人刺激一下丰田。让丰田公司意识到在中国市场的危机。”
对这个魅力无穷的市场的拓展是多层面的。除了高层交流，只要服部知道的本土汽车公司，他都亲自去拜访，并与这些公司所在地的政府官员交上了朋友。不仅如此，他还与中央政府、国家计委(国家发改委的前身)、经贸委保持着紧密联系。就这样，服部在业内和政界的朋友圈不断扩大。
出色的酒量和高超的高尔夫球技一直是服部被外界广为称道的结交手段。他能够将啤酒当作一般的饮料喝，一个人能喝一瓶茅台，而高尔夫的最好成绩是74杆，正常情况下在90杆左右。这些对于在中国开拓业务更有其得天独厚的优势。
悦雄-经历做客新浪
服部悦雄与丰田的渊源更多来自于他的中国背景。他的父母二战期间都在中国，他1943年在哈尔滨出生，整个青少年时代都在中国度过，并在东北林业大学林业专业完成他的大学课程。大学毕业后回到日本，服部在东京大学攻读研究生学位。他准备成为一名外交官，但是因为年龄问题失去了资格。
1971年，服部加入丰田汽车销售公司全资下属的现代文化研究所，负责包括汽车和社会关系等市场调查。但随后出现了第一次石油危机，日元突然升值等原因让丰田开始对众多子公司开始撤资。感觉到工作不稳定的服部决定辞职，并已通过了一家商社的面试。研究所老板说服了服部加入了丰田汽车销售公司。后者正在图谋中国大陆的汽车市场，需要找一批熟知中国的开拓者。服部由此开始了他的丰田中国之旅。
中国汽车界一般评价丰田汽车在中国市场的战略爱把它比作“迟到者”，服部悦雄则认为是“不是太晚，而是太早，应该说丰田起了个大早赶个晚集”，而《汽车商业评论》则认为丰田中国目前的成功可以看作是丰田本身和服部个人能力“厚积薄发”的结果。
虽然服部并不拥有丰田汽车社长一般的权力，更何况他甚至一直都不是丰田汽车负责中国业务的一把手，但是对于丰田在中国的业绩，他还是居功至伟，可谓丰田中国的战略家和外交家。
摸底者
起初，作为一名新兵，他更多是作为丰田中国战略的执行者或者说是“摸底者”开始了与中国汽车工业的交往。
1972年9月，受丰田方面邀请，中国第一个赴日汽车考察团访问丰田。访问期间，服部陪同考察团参观了当时日本的11家汽车公司。“我陪同这个代表团整整在丰田集团考察了一个月，并且花半个月时间安排考察了日产、本田等其他日本企业。那是中日两国汽车工业正式开始交往的起点。我领着中国人第一次走进了丰田。”他回忆说。
从那时起，丰田就开始了与中国汽车工业的正式交往。
1978年，一汽集团公司的20人研修团来到丰田，服部悦雄陪同进行了一个半月的研修交流。同年底，丰田的七人代表团也来到长春回访，对当时的解放卡车和红旗轿车提出了诊断和改造方案。
1981年，服部陪同“丰田生产方式”之父大野耐一，到一汽进行现场指导，并建立了两条示范生产线。这是丰田的“精益生产方式”第一次引入中国。
那个时代的丰田只是迷恋于将车出口到自己这个一衣带水的邻邦。1964年，第一辆丰田皇冠牌轿车出口到中国。1978年，它又赶在所有汽车厂商之前在中国打起“车到山前必有路，有路必有丰田车”的广告。此后，丰田、皇冠、佳美作为中高档公务用车源源不断进入中国。
因此，当中国汽车工业在世界范围内寻找合作伙伴最先找到丰田时，被它拒绝了。精明的日本人顽固坚持对中国出口汽车战略的原因是，当时消费能力低下的中国市场让丰田觉得时机远没有成熟。
服部对《汽车商业评论》说：“80年代，丰田与当时的中国国家经委、计委下属的一些研究所共同进行了一项战略研究。丰田在那次研究中认为，中国应该是商用车（厢式车、卡车，包括微型车和大巴）先行，而不是先上轿车项目。”
1985年，丰田就和当时的广州市第一汽车制配厂，通过合作方式生产了一批双排座、1.25吨的轻型卡车，底盘、大梁、变速箱等全部国产，投产车型全部挂着丰田标志。1986年下线仪式时，丰田会长丰田英二到场剪彩。这是丰田第一次在中国进行生产。
即便如此，丰田在中国的合资建厂步伐还是相当缓慢。即使是在微型车、大巴项目上也是如此。1980年代后期，为了与沈阳金杯客车合资，丰田甚至已经把这个厂里每个办公室有几个暖瓶都已经统计到了，可是由于一再迟疑被仰融领导的华晨抢走了合资伙伴。
悦雄-创业引领汽车业联手一汽服部悦雄是一汽重组天汽行动的积极推动者。因为这一行动对丰田至关重要，正如天津夏利一位高层领导曾经对媒体所言：”丰田把夏利能否进入一汽集团作为进一步与天汽合作的一个条件和筹码。“
2008年8月29日，在一汽重组天汽不久，服部悦雄又推动丰田与一汽缔结全面合作协议，双方就实现中高档轿车、微型车、中高档SUV三个领域的生产达成一致意见并签约，预计到2010年产销达到30到40万辆，天津成为中国最大的轿车生产基地。
服部悦雄很清楚，与一汽的合作不能只停留生产经济型轿车上，虽然天津丰田在2002年推出了一款全新的紧凑型高档经济型轿车—”威驰“轿车，并在市场上获良好反应，但这还远远不够—天津丰田的总投资额只有1亿美元，丰田汽车下的注不过是5000万美元。
与一汽的合作使丰田大举进军中国轿车市场的框架大致形成：丰田将投入巨资在天津建立一座年产能力达15万辆、排气量为2.5升至3.0升的中高档轿车生产基地，首选车型为丰田皇冠；建立一座年产能力达15至20万辆的微型、多功能汽车生产基地。
另外，确保天津丰田目前的丰田NBC1型至NBC5型轿车，达到年产15万辆的目标。再有，丰田的子公司----日野和大发，也与一汽加紧进行合资生产卡车和商用车的谈判，长春也可能成为丰田在中国的大型生产基地。
“中国国土辽阔，客户的需求是多层次的，需要的车型也是多样的。丰田在日本生产着60多种车，因此，丰田在中国生产什么样的车有很大的选择余地。”服部这样告诉记者。
在成功推动“一汽重组天汽”和“一汽与丰田全面合作”之后，服部悦雄更是踌躇满志，但他发现，在一汽与丰田的合作中，制造轻型车这一重任没有合适的公司来担当。怎样补上这一课？如果再找别的公司，又会有政策上的限制，服部又想起了一汽，想起了沈阳金杯股份有限公司旗下的原沈阳金杯客车制造有限公司(由华晨控股51％，现更名为”沈阳华晨金杯汽车制造有限公司“)。
沈阳华晨金杯汽车制造有限公司是一家与丰田有多年技术合作的企业，原有的产品“海狮”和现在正推出的新产品”阁瑞斯“技术都是从丰田公司引进的。丰田公司当初与之合作没有成功，服部悦雄想乘华晨资产被辽宁获得的时机，撮合辽宁当地领导将刚刚由财政部划过来的华晨资产转给一汽。
服部悦雄认为，最理想的结果是，一汽重回沈阳金杯然后再与丰田合资，使现在沈阳华晨金杯汽车制造有限公司成为一汽、沈阳与丰田三家合资的企业。
带着这一想法，服部悦雄正在向辽宁省、沈阳市和一汽展开“游说”。迟到的巨人在今天的成功背后，也许只有丰田汽车公司知道它曾经错过了多好的机会。它原本可以最先进入中国前景广阔的轿车制造领域，但是它却放弃了。在2002年推动丰田在中国大跃进的服部悦雄对记者表示：”可能是因为进入中国太早的缘故吧，反而不好把握住机会。“
1964年，第一辆丰田皇冠牌轿车出口到中国。1978年，它又赶在所有汽车厂商之前在中国打起”车到山前必有路，有路必有丰田车“的广告。此后，丰田、皇冠、佳美作为中高档公务用车源源不断进入中国。早在上个世纪70年代，丰田就与中国的很多汽车生产企业探讨过合资建厂的事情，也曾组织过一个由丰田公司副社长级人物组成的考察团考察了长春。1972年，丰田还邀请过一个12人的中国汽车工业考察团访问日本，服部自己作为一名工作人员负责接待了这个代表团。
但丰田只是迷恋于将车出口到自己这个一衣带水的邻邦，因此当中国汽车工业在世界范围内寻找合作伙伴最先找到丰田时，被它拒绝了。精明的日本人顽固坚持对中国出口汽车战略的原因是，当时消费能力低下的中国市场让丰田觉得时机远没有成熟。
服部悦雄向记者透露：”上个世纪80年代，丰田与当时的中国国家经委、计委下属的一些研究所共同进行了一项战略研究。丰田在那次研究中认为，中国应该是商用车（厢式车、卡车，包括微型车和大巴）先行，而不是先上轿车项目。“
实际上，即使上微型车、大巴项目，丰田的步子也非常迟缓。上个世纪80年代后期，为了与沈阳金杯客车合资，丰田甚至已经把这个厂里每个办公室有几个暖瓶都已经统计到了，可是由于一再迟疑被华晨汽车抢走了合资伙伴。1998年10月，丰田决定以1990年代新产品柯斯特代替旧产品进行合资，它在中国的第一个整车厂—四川丰田汽车有限公司才获批准建立。
丰田公司没有料到中国的轿车市场竟然如此红火，2002年中国轿车销售超过了100万辆，年增长势头几近30%。在它自己迷恋于出口汽车到中国卖，迷恋于卖零部件给中国企业（比如天津大发）的时候，对手却早就靠在中国合资造车大发其财。
就在丰田在中国的前景暗淡之时，服部悦雄也因”内部原因“在5年前被调离丰田公司中国事务所所长位置，失落地回到日本。
2001年6月，服部又重新回到中国，出任被改组了的丰田中国事务所总代表一职。这一回，他可不想再空手而回。更远更自由丰田中国事务所确实需要象服部悦雄这样的中国通。他重新回来的时候，丰田公司已经决定在中国贯彻”哪里有顾客就在哪里生产“那句丰田公司著名的格言。
为此，2000年，丰田将原先的丰田中国事务所一分为二，一部分保留为中国事务所；另一部分划归为新组建的丰田汽车(中国)投资有限公司—注册资金3000万美元，负责丰田在华所有合资企业的经营。当年6月，丰田与天汽集团合资组建轿车整车厂天津丰田股份公司。
在中国黑龙江出生长大并在东北林业大学读完大学的服部悦雄看到了丰田公司的困境--合资伙伴太弱。在中国发展汽车需要极强的政府背景，天汽作为中国汽车工业三大三小中的三小之一，除了夏利轿车作为出租车在中国火过一阵以外，其他方面乏善可陈。而且天津丰田生产的产品按政策规定只能是1·6升以下的小排量车型。
已经觉醒的丰田如果和这样的伙伴共事，大的作为不太可能。但现实却是别无选择。中国的汽车政策规定，国外汽车商在中国只能拥有两个合作伙伴。因丰田目前已拥有天津汽车和四川旅行车制造厂两个合作伙伴，它不可能甩掉天汽另觅伙伴。
在经过多年研究之后，服部悦雄坚持认为，丰田公司要想在中国获得成功，必须跨过天汽这个“不争气”的合作伙伴，与中国政府支持的一汽、二汽或上汽联手，获得政府最优惠的政策。
重返中国后，服部悦雄在征得丰田高层的同意后，迅速实施这一重大使命。不到一年，便“开花结果”，2002年6月14日，一汽重组天汽，8月29日，丰田跨过天汽，终于与一汽联手。
从2002年开始，丰田汽车那句在中国已经著名许久的广告语—”车到山前必有路，有路必有丰田车”被”更远更自由”代替。
丰田似乎以此宣告，它在中国的保守时代结束了。但是服部悦雄从不认为自己服务的公司保守有什么不好，与其说保守不如说稳健。
尽管服部悦雄本人在大多数时候表现得像丰田公司一样稳健，但偶尔也会表露出恰如其分的幽默感。2002年中秋节，他把媒体的朋友召集到一起吃饭，席间，有一个部下还戴着领带，他说：”赶紧把它摘了，这会让大家紧张的。”这种亲和力可能正是这位丰田总代表在注重人情味的中国左右逢源的原因之一吧。[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