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林圃
(1909-1932)陕西耀县人。1926年入黄埔军校湖南分校学习。后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和中国共产党。大革命失败后，领导两当兵变。后任中共陕西省委秘书长、军委书记、组织部长。1932年秋在西安被国民党政府逮捕后杀害。
刘林圃（1909～1932）又名景文、景仪，化名张庆云。陕西耀州（今陕西耀县）人。幼年丧父，12岁起就读于石人小学和县立高小。后因闹学潮被开除学籍，辍学回家。1925年到河南开封，在国民军第二军当兵，不久被提升为团部书记官，部队转战到直隶省时任营部军需官。1927年初考入中央军事政治学校第三（长沙）分校（又称黄埔三分校或长沙分校），在校期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随后转为共产党员。大革命失败后， 刘被中共组织派往直隶省滦县、唐山等地做工运和兵运工作。1931年任中共天津市委军委书记。不久被捕入狱，宁死没有暴露自己的共产党员身份。同年秋，经友人营救获释。出狱后回到家乡耀县，经张仲良、杨在泉介绍并经上级批准重新加入中国共产党，被安排在家乡秘密开展农民运动。“九一八”事变后，刘写了《满洲问题与中国》的政论文章，愤怒声讨日本帝国主义的侵华暴行和国民党蒋介石的不抵抗主义。1932年1月， 刘通过同学关系到中共领导的西北反帝同盟军的驻地——甘肃省正宁县三嘉塬看望谢子长等友人。通过交谈和耳闻目睹，他发现这支新成立的革命军队里存在着一些值得重视和必须解决的问题，回去后即向中共陕西省委写了一份《意见书》，认为西北反帝同盟军的名称有些“灰色”，旗帜不够鲜明，建议改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并提出要加强政治思想工作和群众工作。省委负责人亲赴耀县找他面谈，赞扬《意见书》，决定改西北反帝同盟军的名称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采取措施加强部队的政治思想工作和群众工作；并将刘调至中共陕西省委军委任秘书。刘到省委军委工作后，十分关心陕甘游击队的建设，积极协助省委选派党员干部去充实陕甘游击队；还多次派人为游击队送文件、情报和物资，在西安热情接待向省委和军委请示汇报工作的陕甘游击队负责人谢子长、刘志丹等，积极帮助解决游击队伤病员的医疗困难。同年3月，中共陕西省委决定在杨虎城部第十七路军唐嗣桐旅二团一营发动兵变，兵变后将部队带到旬邑一带与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会合，壮大红军游击队力量。刘受命以省委特派员身份领导和指挥这次兵变。 3月下旬，刘到达部队驻地——凤县双石
铺，当晚在中共一营委员会（书记习仲勋）会议上传达了省委的指示。会议决定由刘具体指导营党委领导兵变，并决定了部队行动的时间、地点以及和陕甘游击队会合的路线等。4月1日晚，在两当县（属甘肃）城北门外的一家骡马店召开营党委扩大会议，全体党员干部参加。刘林圃在会上传达了省委发动兵变的指示，和习仲勋一起指定了各连临时负责人，并分配具体任务。会后开始行动，经过一段战斗，打死了几名反动军官，拉出三个连共有200人左右的队伍，胜利实现了兵变的第一步任务。第二天上午，起义部队到太阳寺。营党委召开扩大会议，决定对部队进行整编，成立陕甘游击队第五支队，刘任政委，许天洁任指挥，习仲勋任中共队委书记。随后立即北进，先后取得了通洞、赤沙、香泉、高崖、花花庙和页岭等战斗的胜利。当部队行至麟游、永寿交界的岳御寺一带时，与盘踞在该地区的土匪头子王结子部遭遇。经过激战，虽然歼灭不少匪军，终因众寡悬殊，加之弹尽援绝，游击队被打散。两当兵变失败后，刘由乾县辗转回到西安，向中共陕西省委详细汇报了兵变的经过和失败的教训，并作了自我批评。随后，刘在省委军委负责组织工作，协助省委筹划创建陕甘边新苏区和红二十六军，还调派一批党员到驻在陕甘的杨虎城部和民团中开展兵运工作。
1932年9月下旬的一天， 刘在西安民众教育馆前的阅报栏看报时，被叛徒发现告密遭捕，押往军法处。军法处施以酷刑要他供出省委的机密。他义正辞严地说：“要打要杀随你们的便，要我叛党是痴心妄想! ”并怒骂法官的愚蠢和叛徒的无耻。国民党军警无计可施， 最后以“山东匪首张庆云”的名义，于同年9月26日将刘押赴西安习武园杀害。 刑前， 刘痛斥国民党蒋介石的罪行，不断高呼“打倒国民党蒋介石”“中国共产党万岁”等口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