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验的中国
展览名称超验的中国 Beyond Experience: New China!
策展人朱其
主办阿拉里奥北京艺术空间机构介绍北京重要文化标志物之一的“酒厂•艺术园”，在建于1975年的朝阳区酿酒厂基础上重新规划而成，该艺术园由多个国内外专业艺术机构和百多名艺术家组成，呈现出一派崭新的文化气象。占据艺术园头号位置的阿拉里奥北京，建筑面积为3,000平方米，相当于艺术园总面积的20%；拥有包括三个展厅的五个建筑物。
韩国阿拉里奥于1989年设立，一直以来致力于举办全亚洲最前沿的展览，阿拉里奥北京是它一个新的分支。为了更进一步，阿拉里奥北京不仅提供国际当代艺术体验，同时也肩负将亚洲艺术家推向更广阔舞台的使命。在这里，我们希望建立另一个平台，使得东、西方对当代艺术的发展展开活跃而富有创新的平等对话。
展览时间2006年7月8日—8月20日
展览地点阿拉里奥北京艺术空间1、2、3展厅
参展艺术家周文中、任思鸿、尹朝阳、欧阳春、唐茂鸿、陈联庆、缪晓春、黄铭哲、王建军、旺忘望、袁广鸣、申大鹏、陈庆庆、贺棣秋、李继开、陈文令、季大纯、刘力国、陈界仁、秦琦、管勇、陈可、高瑀、曹恺、洪磊、于凡、曹斐、苍鑫、张卫、韩冰、何岸、他们、WAZA
文献超验的中国：它的自我景观和形式文/朱其
新世纪以来的中国正在经历一个前所未有的结构性的超级经验的时期，这个超级经验在中国历史上的任何
一个时期没有出现过，欧美资本主义也没有出现过类似的资本主义模式和规模。新世纪以来在中国出现的史无前例的这个结构背景正在导致中国当代艺术的本质变化，尤其是深刻影响了中国当代艺术的自我方式和景观经验。
“超验”主要指两个方面，一是指中国目前正在形成中的社会和自我结构的超级经验，二是指对这种超级经验的灵知主义的当代方式和自我形式的衍生。这两方面实际上把中国性主题再次推到前台，但这一次当代艺术对于中国性的强调，主要是由于一种全新经验的自我表达。
目前的“中国性”是全球主义、亚洲性或者现代性这些基础概念所不能完全涵盖的，这是由于它目前的一种前无古今的超级经验，主要在两个方面，一是它的所谓“双性社会”的存在结构，即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同时存在；其次是它的尽管整体水准不高但超出常规资本主义的模式，后者表现为资本和劳动力流量规模、以及大规模的造城运动。这直接构成了文化的后意识形态性和超复杂的社会结构，甚至在消费社会和金融资本的反常规的极端运作上，事实上都已经超出欧美和亚洲的纯粹资本主义。超级经验这种超级经验的背景对于艺术有什么意义？任何一种真正创造意义的新艺术都源自两个基本背景，一是在原有艺术史的脉络上将其作为攻击、反叛、变体和继承的标靶对象，另一个是在新的结构背景下寻找源自这种新经验的自我形式。现在中国艺术已经历史性地处于后一种背景下，也许我们还没有为此作好充分的精神准备。
中国当代艺术现在所处的这个前所未有的背景，实际上非常类似于美国的波谱艺术时期，波谱艺术当时事实上并没有确定的艺术观念和形式继承，但它历史性地站在一个美国式的超级经验背景下，这就是后现代消费社会，这个史无前例的结构经验已经远远超出欧洲历史上任何一个时期的自我经验。美国的波谱艺术与源自欧洲的现代艺术史并没有直接的艺术观念和形式上的逻辑联系，它主要是一种美国新经验的自我形式。
对于消费社会和后意识形态中国景观的表现，到九十年代末事实上在发生一种重要转折，这就是消费社会和后意识形态的双性体制以及资本主义超规模正在形成一种内化的自我结构，并实践出一种与这种自我结构对应的自我形式。在新世纪五年来，当代艺术基本上停止了对于经济景观、历史和政治符号的攻击和反讽，开始挖掘自我经验的内在形式。这种使自我形式追随自我结构的内在转向，使中国当代艺术真正脱离了后殖民背景，由此打开了一个语言形式走向自我生产的缺口，即这种语言实践在超级中国的经验结构内，有可能产生自我形式的真正意义的新艺术。
灵知主义强调自我意识和超验想象的形式，在十九世纪蒲松龄的著名中短篇小说集《聊斋志异》和汤显祖的著名戏剧《牡丹亭》中有伟大的表现。灵知主义实际上是关于语言形式和新的自我结构的直接关系。这是想重新建立一个新的角度，即新世纪中国的超级经验如何影响了内在的自我结构的形成，这个自我结构又衍生出视觉语言上的自我形式。在九十年代中后期，很多艺术家已经在尝试灵知主义的语言方式，这个方式来自中国十九世纪以前的传统，不少艺术家开始不自觉地试图按照自我感觉寻找想要表达的自我形式，这实际上是重新返回灵知主义传统的实践，并在这种实践中做了很多当代形式的转换。这种灵知主义的语言尝试是富于启示性的，并产生了极为重要的萌芽形态。
这个实践强调了三个方面，一是新世纪中国的这个总体结构的超级经验既是一种中国性，也是一个具有普遍意义的史无前例的社会实验，实际上也是中国艺术在未来应该依靠的核心经验；二是对这种超级经验的表现方式既源自中国传统，也具有一种现代方式；三是这种灵知主义的语言方式与自我结构具有一种直接的内在衍生性。这种语言实践既不是在九十年代中期针对传统艺术的形式主义改造，也不是使用现成的西方艺术形式表现中国内容，而是从新的中国超级经验出发寻找它的自我形式。自我形式超级经验的“中国性”和它的自我形式，是这次展览强调的主题。这个主题不是表达现代性或者亚洲性的资本主义特征，而是一种在历史断裂、全球主义和魔性化的当代改造背景下的一种普遍主义的实验性特征。
中国性这个词的重新解释的意义在于它的“史无前例”性质，这一次的史无前例不仅在中国上千年的历史上是史无前例，在现代国家和民族改造的人类史上也是如此。作为超级经验的当代中国，它已经具有令人着迷和魔幻的自我特征，比如一个历史断裂的传统，普遍主义的国家经济和消费社会的充满界限突破和体制形态混淆的改革，社会经济的超复杂性和超规模性、各种工业和日常生活形态的时间错位、以及意识形态混淆性带来的人类史上还在改造中的未完成的全新经验和处境，在这一次中国千年难遇的超级改造的背景下，中国艺术的使命实际上不仅是重新取得一个新艺术意义上的语言突破，还是一个如何通过语言的超验形式重新弥合或者连接历史想象的断裂。可以突破的语言形式的实践实际上不可能是现代艺术或者当代艺术的模式和观念所能涵盖的。它在语言方式上寻求灵知主义传统的当代实践，但它不是面对十九世纪以前的经验场域，而是一个史无前例的超级经验。这个超出既有历史现代模式的经验部分已经找不到类似的现代参照系，也由此可以看作创造新的中国特征时期的开始。毛之后的毛和政治记忆。九十年代的艺术家在不同时期重新阐释和塑造了毛泽东，谁都没有见过毛，但每一个人都对毛有不同的想象。毛泽东在新世纪仍然是一个谜，中国超级局面的出现仍然处于他最后的影响阴影和宿命格局之中。刘力国的雕塑将弥陀佛的身体与毛的脸接成一体，让毛在各大学门口的招手像站在观音法力无边的手上。他让毛的形象在一个宿命解释的位置重新复活了与民间神像语言的对话。
“超验性”这个词的使用，主要在两个层面的描述：一个是在艺术主题上对中国当代社会的超出以往历史体验部分的表现，另一个则是对于中国传统灵知主义方式的重新使用。
当代艺术在形式上越来越艺术化，并且主动寻找对于历史和当代形象的自我改造，寻找中国的自我景观和它的自我形式。以后逐渐表现在绘画、雕塑、Video等媒介的表现，在题材上则涉及对政治意识形态、青春经验、日常性、社会身份、后殖民文化、物质生活、消费品、自我心性等广泛主题的由外及内的自我观看。
九十年代中期后，从对于消费社会和后意识形态景观、身份和观看方式、自我主体和历史意识过于迅速地更替的本能反应，中国当代艺术逐渐自觉地在艺术方式上寻找当代形式与中国传统的接续，在主题和视觉表象上以新的社会空间和自我表现的超新经验为图像基础。这实际上从观念摄影群体开始，逐渐在超越西方式的观看视角，即一个意识形态的极权社会如何转向消费资本主义这一角度。
艺术家开始自觉地进行艺术形式上本土方式的实践，致力于自我经验和形式的一致性，刘力国、等。像是一种灵知主义风格的超验空间和被赋予灵魂的物体。刘力国在九十年代中期的早期作品中将猪头和猪脚变成了美丽时尚的雕塑，仿佛一个优雅的物品。这种超验性也被用于将毛泽东和文革民间雕塑的当代改造，毛的身体与佛教神像的一体化，表现出一种后意识形态的当代附体。
语言实验在于一个形象的社会形式的改变，朝向另一个意义指向的特征修改，在本质上继承了中国传统的对形象进行的“肖像”再造的方式，而不是走观念化的道路。
在新世纪以来的五年，中国超级结构的形成，它的景观和形式的自我意识的出现，这使得中国艺术新的视觉经验和表现方式本土化道路的有可能真正开始，而灵知主义方式的当代复活为这条道路重新弥补了近一个世纪的语言断裂。了一场真正意义的高水准合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