效阮公诗·扰扰当途子
作品信息【名称】《效阮公诗·扰扰当途子》
【年代】南朝
【作者】江淹
【体裁】五言诗
作品原文效阮公诗
扰扰当途子，毁誉多埃尘。
朝生舆马间，夕死衢路滨。
藜藿应见弃，势位乃为亲。
华屋争结绶，朱门竞弹巾。
徒羡草木利，不爱金碧身。
至德所以贵，河上有丈人。[1]
作品鉴赏江淹这组《效阮公诗十五首》目的是讽谏建平王刘景素，故此诗一方面摹拟阮籍的口吻，表现阮籍的思想，另一方面也隐含了江淹自己的用意。
“扰扰当途子，毁誉多埃尘”，这二句是说官场上的身居要职者们追名逐利、纷乱不堪，他们之间的毁（诽谤）誉（称誉）就像尘土一样杂乱飞扬，不计其数，同时又是毫无价值。“朝生舆马间，夕死衢路滨”，“舆马”即车马，“衢”是四通八达的路，“滨”在这里是边缘的意思，这二句用了简炼的对比手法指出了仕途的无比险恶，那些身居要职者早上还坐着华丽的车马踌躇满志，晚上却已身败名裂，抛尸街边了。“朝生”与“夕死”自然是夸张说法，极言变化之快，难以预料。“舆马间”和“衢路滨”对比强烈，显示了富贵难保的道理。作者在前四句中对“当途子”们热衷声名地位的做法明显地持轻蔑态度。
随后作者又描述了仕途上另一种司空见惯的现象：“藜藿应见弃，势位乃为亲。华屋争结绶，朱门竞弹巾”，“藜藿”是野菜，喻贫贱。“华屋”、“朱门”是华丽的房屋、红漆的门，是王侯贵族所居的住宅，此处即指豪门大族。“结绶”是系结印带，“弹巾”是用指弹去头巾上的灰尘（见弹冠典），“结绶”和“弹巾”是指做官和准备做官。这四句的意思是说，那些热衷于仕途的后进之徒纷纷鄙弃贫贱去亲近巴结有权有势的人，他们结交豪门，为自己争个一官半职，竞相依附于达官贵人，以图一荣俱荣、鸡犬升天。作者于这四句中未作直接的议论，只是将官场上的人情世态作了概括，但从“争”字、“竞”字也可以看出作者的态度，他对官场上的蝇营狗苟、趋炎附势是不以为然的。前面已经指出“当途子”富贵不可常保，仕途的险恶已使他们自身难以把握自己的命运，而那些趋炎附势之辈还不以此为戒，依然热衷于功名利禄，这是非常可悲可叹的。
诗的最后四句是作者的议论。“徒羡草木利，不爱金碧身”，这是指那些热衷仕途的人们，他们把声名地位看得比自身的生命还要重，而在作者看来，声名地位不过是像草木一样无足轻重的东西，而生命才是像金碧一样可贵的。这种观点也就是道家重视自身价值，鄙视外在的功名利禄的思想。阮籍诗中这类思想很多。“至德所以贵，河上有丈人”，这最后两句是从正面表现道家全身远害的思想，“至德”也即鄙弃身外之物如功名利禄、重视自身的生命。“河上丈人”即“河上公”，“丈人”是对老人的尊称。“河上公”是传说中颇有神异色彩的人物，据说精通《老子》，汉文帝曾专门向他请教过有关《老子》的问题，他指点了汉文帝后就不见了。因为人们不知其姓名，只知其住在河边，故称他为河上公。诗中提到河上公是作为追名逐利之辈的对立面，用赞颂河上公来表现道家思想。
江淹此首《效阮公诗》和阮籍《咏怀诗》其五十九《咏怀·河上有丈人》很相似。阮籍这首诗说：“河上有丈人，纬萧弃明珠。甘彼藜藿食，乐是蓬蒿庐。岂效缤纷子，良马骋轻舆。朝生衢路旁，夕瘗横街隅……”江淹主要是模仿这首阮诗的。但这只是表面现象，诗中富贵不可常保、祸福难以预料的思想正是说给刘景素听的，目的是告诫他不要利欲熏心，作非分之想。诗中“朝生”两句虽是从阮诗中化出的，但更为触目惊心，用来警告刘景素是再恰当不过了。江淹诗中对那些趋炎附势者的论述也是有针对性的。他曾劝景素不要听信身边心腹谋臣的话，认为这些人无非是想借助刘景素的地位以谋取私利，以求一旦之幸，因而不可靠。
这首诗既能将阮籍的口吻模仿得很逼真，又通过摹拟将自己的用意委婉含蓄而又准确无误地表达出来，两者结合得较好，江淹“长于摹拟”的特点于此诗中也可得到证明。[2]
作者简介
江淹
（444～505）南朝文学家。字文通，济阳考城（今河南民权）人。6岁能诗，13岁丧父，家境贫寒，曾采薪养母。20岁左右教宋始安王刘子真读“五经”，并一度在新安王刘子鸾幕下任职，历仕宋、齐、梁三代。江淹在仕途上早年不甚得志，坎坷的经历反而造就了一位文学大家。中年以后，官运亨通，仕途的高峰却导致了他创作上的低潮，到齐武帝后期，他就很少有传世之作，故有“江郎才尽”之说。江淹既是南朝辞赋大家，与鲍照并称；又是南朝骈文大家，是南朝骈文中最有成就的作家之一，与鲍照、刘峻、徐陵齐名。其诗作成就虽不及辞赋和骈文，但也不乏优秀之作，其特点是意趣深远，在齐梁诸家中尤为突出。明人辑有《江文通集汇注》。[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