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集馨
人物生平字椒云，别号时晴斋主人，江苏仪征人。1800年(嘉庆五年)生，死于1878年(光绪四年)。1829年中进士后，在翰林院供职。1836年，受道光皇帝的“特简”，外放为山西朔平知府。此后三十年间，在山西、福建、陕西、四川、甘肃、河南、直隶、江西等省任知府、道员、按察使、布政使、署理巡抚等职，同治四年（1865年），因防御太平军北伐“出兵迁延”，被劾革职，告别宦海生涯。
处事为人张集馨系翰林出身，擅长文墨，观察敏锐，对清朝的腐败现象有比较清醒的认识。这固然同他没当上封疆大吏的积怨有关，但主要是由所处的时代而促成。张集馨替清王朝效犬马之劳的时候，中国社会正经历一场大动荡、大转折，列强的重炮轰开了闭关自守的国门，接踵而来的农民起义风暴撕裂掩盖封建制度罪恶的帷幕，宦海腐臭，黑幕重重，给身处其境的作者提供了充足的素材。能够通过科举考试的层层关卡，应该说，张集馨不是个等闲之辈。他逐渐明白官场的“潜规则”，也不可避免的身体力行。与多数官僚不同的是，他有点迂腐，干了龌龊事心里不舒服，常把郁结不快的情绪，诉诸笔墨。当小京官时俸给菲薄，也很少灰色收入，生活自然清苦。外放山西朔平，并不是他钻营的结果，他本着“谨遵圣训”和“地方蒙其福”的志向，走马上任，没按惯例向京官进贡“别敬”。到了道光二十五年（1845年），他被补授为陕西督粮道，情况就不一样了。关中是产粮食的地方，“美腴甲天下”。陕西粮道专管西安府的兵粮，是人人艳羡的肥缺。他在京城应酬所破费的金额高达一万七千两白银，最后连去陕西赴任的盘缠都差点凑不出来。张集馨素有清誉，虽说在地方上为官已近十载，但搜刮的钱财并不多。所以离京前的这笔巨额花销，几乎全靠告贷而来。在陕西粮道上混了两年，对官场的潜规则已心中了然，三节两寿要向上司表示，哪个要送哪个可以免了，哪个该送多少，礼品要选什么，他心里都有本账。至于迎来送往的吃吃喝喝，那更是免不了。每有官员过境，“皆戏两班，上席五桌，中席十四桌。上席必燕窝烧烤，中席亦鱼翅海参”，“贵重难得之物，亦必设法购求”。这样算下来，“每次宴会，连戏价、备赏、酒席杂支，总在二百余金”，这还不算完，另外要负责馈送官员的盘缠。即使是对付低级别的章京，因为他们来头大，奉送的路费也不在少数，“程仪一二十金，或四五十金不等”。平常，还得不时与顶头上司臬藩两台以及盐道等同僚们在衙门里喝酒看戏，“不如是不足以联友谊也。”话有点耳熟，现代的说法是：加深友谊，联络感情。为了达到个人目的，滥用公款算不上什么！这些花里胡哨的支出，在公开账面上报销不掉，否则上司衙门一稽查，就会闹出事情来。最妥当的办法是靠小金库，狠狠的刮地皮，不择手段的收刮民脂民膏，是填满小金库的不二法门。结果，他为官一年，不但还清一万七千两的借债本息，还开支掉个人费用一万多两白银。陕西粮道衙门内有一副楹联，“问此官何事最忙，冠盖遥临，酒醴笙簧皆要政；笑终岁为人作嫁，脂膏已竭，亲朋僮仆孰知恩？” 或许即是张集馨生活的真实写照。 陈腐的封建官场是个大染缸，“众人皆醉，而我独醒”行不通，其潜规则靠个人力量的抵御也终究难成气候。当然，不必过分指责张集馨的贪墨，在清朝末期，此类官员尚可称为循吏，比之更贪婪的官僚大有人在。张集馨的“可爱”之处在于：在《见闻录》的叙事笔调中，不见自鸣得意的成分，倒是或多或少能体味到作者的“歉疚”心情。张集馨以他清丽的文采，把当年充斥官场的腐恶现象作了逼真描述，给后人认识当时腐败黑暗的社会面貌，提供了真实可信的依据。
文学作品《道咸宦海见闻录》这本《道咸宦海见闻录》是一部自叙年谱。年谱是人物传记的一种，它以谱主一个人为对象，按照从生到死的时间顺序，逐年排比其言行、见闻、经历以及家庭琐事等等，以年系事，补缀成书，比较全面地记叙其一生事迹这部年谱从一岁开始，止于六十一岁，以后的有没有编纂起来不详，五十二岁到五十四岁一段也已佚失，年谱作于何时，尚待查考。张集馨生前不曾刻印，以《椒云年谱》、《张集馨自订年谱》等书名传钞于世。目前的通俗本由中华书局点校，以《道咸宦海见闻录》冠名，收入《清代史料笔记》丛书之中。此书虽不是官修的正史，但记述的内容真实性较大，一位佚名传钞者说：“这部书名为年谱，其实几乎等于小说，对官场鬼蜮情形，刻画入微，不亚于清末之《官场现形记》、《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应该说，这一评语是中肯的。近年来，专家学者在论述清代官场的腐败现象时，多次征引该录的史实。目录序，编辑说明，道咸宦海见闻录，附录：张集馨日记（同治三年九月十五日至四年正月二十一日），张集馨朋僚函札向荣来函（二通），许乃钊来函（二通），戴熙来函，禧禄来函，平翰来函，邓瀛来函，王有龄来函（二通），袁甲三来函（三通），曾国藩来函（二通），韩超来函，刘绎来函（三通），刘于淳来函，曾国荃来函（三通），冯焌光来函，吴廷栋致毓科函，胡家玉来函（二通），胡林翼来函（二通，）贾臻来函，仓景恬来函（三通），张安保来函，穆腾阿来函，雷正绾来函（二通），刘翊宸来函，翁同书来函，李宗焘来函，曹克忠来函，李鸿章来函，××来函，时晴斋主人年谱
做官经历两次出任甘肃布政使
道光二十九年（1849年）七月，五十岁的四川按察使张集馨接到吏部的委任书 升任贵州布政使，并获道光皇帝召对五次，对臣子而言，这是莫大的荣幸了。
道光给了张集馨三条“工作指示”：
第一条，理财，“汝不要听任属员闹出亏空来要紧”。
第二条，察吏，“理财固为藩司（即布政使）专政，而察吏尤为当务之急，地方得人而治。”按清官制，一省财政与人事，都归布政使管辖，而晚清之际，国库紧张，吏治腐败，理财与察吏又更为迫切。
第三条，敢作为，“督抚固是封疆大吏，两司（即布政使与按察使）一省有几个，尚不是封疆大吏么？巡抚固不可不听，亦不可尽听，汝遇事总要自己拿定主意，方不是随声附和。”清代布政使，因受制于督抚，往往无所作为，道光不希望张集馨也自缚手脚，辜负圣恩。
皇上还暗示他：“我今日叫汝做藩司，是要汝作好督、抚，汝不可自暴自弃。”皇恩浩荡，张集馨受宠若惊，谨领圣训，谢恩上任。途中，又接到圣旨：张集馨改任甘肃布政使，饬赴新任，不必来京请训。原来他的老上司、四川总督琦善已调到兰州任陕甘总督，奏请皇上钦派明智、干练的藩司来甘肃，虽然没有指出姓名，不过道光皇帝已明白琦善所要的人正是张集馨。
张集馨有才干、有操守，外圆内方，此前的政声也不错，还有过署理四川布政使的经验。此次主政甘肃，果然做出了几件漂亮事。
甘肃地瘠民贫，州县亏空严重，前后任往往交割不清，又有牧令捏报旱灾、扣留税银的劣习，张集馨对此严加清理，于是“积弊一清”。有一个叫做范懋德的道员（相当于地区行署专员），在盘查仓粮的过程中，大肆索贿。张集馨交待按察使明谊去核查，明谊与张氏私交甚好，于是将范懋德及其他相关官员一并解省审办。不久，明谊有事晋京，张集馨又向陕甘总督琦善提名他的同年朱其镇代理按察使；他还委派另一位同年步际桐署兰州知府。
上述事例，固然显示了张集馨的干练，其实也说明了他所掌握的权力，是与布政使一职相匹配的：可以雷厉风行整饬地方财政、按自己的意思调剂属吏、遣派差使。而这，应归功于他与上司琦善“旧交相得，推心置腹”，所以行事较少受掣肘。
然而，福兮祸所伏。由于与琦善关系亲密，咸丰元年，琦善因案被弹劾，张集馨也受累获罪，被革职遣戍军台。虽然两年后又补授布政使，但很快又得罪总督桂良，被参了一本，再遭革职。
咸丰六年（1856年）九月，五十七岁的张集馨几经宦海沉浮，仕途又回到七年前的起点：奉特旨署甘肃布政使。赴任前，也蒙皇上召对五次。命运似乎给他开了一个玩笑。
次年二月，张集馨抵任，故地重回，物景依旧，而人事全非。张集馨领略过官场险恶，再无当年意气，赏识他的道光皇帝已经龙驭上宾了；驻兰州的陕甘总督也不是那个器重他的琦善，换成了与他“偃蹇不相亲”的乐斌。
这位甘肃的第一把手原来是个糊涂虫，“公事全不了了”，最大的爱好就是喝酒、听戏、讲黄色段子。不过，这并不意味着二把手张集馨能趁机掌执更大的权柄，因为乐斌宠任亲信、重用私人，在他身边滋生了一个雨露共沾、与有荣焉的权力分肥集团，我们姑且称之为“乐系集团”。而张集馨没有加入这个集团，因此，虽然他在正式权力体系中位居要职，但我们后面将看到，他的权力几乎被架空，只能“付之一叹”了。
陕甘总督的嫡系权力圈
我们先来看看乐系集团的构成。总督府师爷彭沛霖是其中的一名要员。乐斌因为大字不识几个，“公事例案，阅之不甚了了”，所以奏折文案，一概委给彭师爷操刀。张集馨曾不无刻薄地说，乐总督如果离开了彭师爷，“便如水母，寸步难行”。彭既受重用，也借势招摇撞骗、作威作福，在甘肃官场上，是个炙手可热、呼风唤雨的人物，“官吏趋之若鹜”。
乐系集团的另一要员叫做周二奶，原来是总督府的仆妇，后来与乐斌私通，并有了一个私生子（周的原配老公已被乐斌打发到远方，并送了一笔重金另行娶妻），竟成了督署的实际当家人。她为人悍泼，不但凌虐乐斌的姨太太，还常常揪扭着乐斌撒泼：“我令汝做总督，汝方能做，否则，做不成也。”所以乐斌对她也“深畏之”，总督下面的属员们，更是不敢得罪周二奶分毫。有一回，候补道员和祥的厨子与周二奶的随从争路，厨子出言无状，触怒周二奶，和祥知道了这件事，惶惶不可终日，次日一大早就到总督府负荆请罪，长跪乞哀。张集馨在窗外听到了，忍不住窃笑，但和祥并不以为耻。我倒觉得，也不能笑话和祥恬不知耻，周二奶很生气，后果很严重，不登门乞罪能行吗？除非不想在官场混了。
总督府的门丁陈二也是乐系集团的重要成员。此人虽然身份卑贱，但因服侍乐斌多年，深得乐斌宠幸，也能揽权纳贿。有一次乐斌说，因为陈二的老婆在北京陪着乐夫人，一刻不能离，所以决定为陈二再娶一妻。甘肃按察使明绪得知后，告诉兰州各位官员：届时都要送贺礼，每人几十一百两银。成亲拜堂那天，果然兰州的大小官员以及候补官们，都来送礼祝贺。周二奶充当家婆，兰州知府章桂文、皋兰知县李文楷亲自秉烛送陈二洞房，就差没有递上春宫图和伟哥，新娘则由和祥与章桂文的老婆搀扶。一个门丁的二婚，竟让堂堂官员奔走侍奉、状若奴才，可谓官场奇闻。
以上三人，是典型的隐权力代表，他们绝不是朝廷命官、国家权力体系内的正式成员，有的甚至被纳入帝国的“贱民”之列，却因与总督大人关系非同一般，得以染指权力。他们构成了乐系集团的核心权力圈。
进入乐系集团的其他成员一般都与上述三人建立有某种亲密关系。甘肃按察使明绪，人称“四伦先生”，暗讥他“五伦不备”、寡廉鲜耻，但他与总督府师爷彭沛霖拜过把子，又对乐斌极尽巴结之能事，送礼问候，无一日遗漏，连“一饮一馔，亦必先呈督署，以伸诚敬”，简直是将总督大人当爹伺候，因此很受乐斌信任。
兰州道员恩麟、候补道员和祥也与彭师爷有结拜之交。特别是和祥，虽然是个半文肓，还有过克减军饷、受降职处分的前科，但他是乐斌的旧属，又“入赘为乐斌门生”，执弟子礼，还与乐斌的幸奴陈二拜为兄弟，所以被乐斌委派去“办理钱局”。办理钱局相当于今天的开银行、印钞票，是一个肥得流油的大美差。按乐斌的说法，和祥这个人“能铸大钱，善开铜矿”，是个难得的经济学家。但和某人是不是真有这等本事，鬼才知道。
茶马厅同知（负责边疆茶马贸易的地方官，类似于市外贸局局长）章桂文，即陈二拜堂时亲自执烛送洞房的那位，是个捐班出身，张集馨对他非常不屑，说他“卑鄙无耻”。他也是陈二的结拜兄弟，老婆又认周二奶为干娘，还与彭师爷结为儿女姻亲，总之跟乐系的三大隐权力代表都沾亲带故。彭、周、陈终日在总督面前说章的好话，于是乐斌干脆将实缺的兰州知府派去其他地方任职，空出来的知府一职由章桂文代理。后来兰州道台出缺，也让他兼署。同知署道台，相当于县长代理地区行署专员，足见总督对其眷顾之深。
还有一个名叫长祥的笔贴式，即掌管翻译满汉文字的低层小吏，也与陈二结为拜把子兄弟，陈便为长祥游说，要署知县。不久长祥果然被派往礼县代理知县。
上述五人，具有微妙的双重身份：既是正式权力体系的成员，又是乐系集团的成员。他们的权力来自哪一种身份呢？与其说是前者，不如说是后者。假如没有加盟乐系集团，他们恐怕无法在正式权力体系中抢占好位子，即使占上位子，也未必能获得匹配的权力。相反，只要进入集团核心圈，即使不在正式权力体系中占位子，也可以参与权力分肥。这种隐蔽的权力分配机制，我们不妨称之为“权力的圈子化”。
圈子，其实就是镶嵌进国家权力系统内、以个人关系网络相联结、并依关系亲疏划分差序的隐性权力结构。因此，帝国的权力体系呈现出“双结构”的形态：一个是建立在科层制基础上的正式等级结构，另一个是建立在圈子 差序格局上的暗结构。两个结构相互贯通，权力借此相互渗透。我们可以将它们视为盛存与输送权力的两套管道系统，不过从后一套管道流出来的权力通常是隐权力，因为它们名不正言不顺。
我们用图示来表现当年甘肃官场上的两个权力结构：
图一是甘肃的正式权力等级结构，权力按由高至低的等级排列。我用实线来表示各层级衙门的隶属关系，用虚线将整个等级结构分为三个层次。陕甘总督、甘肃布政使与按察使居于这个结构的上层，他们都是封疆大吏、省衙门的大员；处于下层的是散厅同知、州县牧令等亲民官；连接上下层官员的就是位于结构中层的道台与知府。由于甘肃不设巡抚，由驻兰州的陕甘总督行巡抚事，张集馨作为布政使，居于甘肃第二把手的位置。
图二是一个网状的隐权力结构，隐权力按由里及外的亲疏差序分布。我用实线来表示各权力者之间的私人关系，并用虚线来划分关系网络的亲疏差序。总督乐斌是庇主，居于整个差序格局的中心；彭师爷、周二奶、陈二与庇主的关系最为亲密，是庇主的权力代理人，所以处于第一序列；按察使明绪、候补道和祥与兰州知府章桂文，与庇主或其权力代理人建立了不少于两种的密切关系，处于第二序列；兰州道台恩麟与笔贴式长祥，只与一名代理人搭上关系，所以还没有完全进入第二序列。外围的隐权力者我就不一一标示出来了，不过可以肯定的是，张集馨处于这个隐权力结构之外。
这里还需要补充一点，是不是完全进入第二序列，其隐权力是有微妙差别的。咸丰八年（1858年），明绪丁忧回籍，按察使一职空出来，兰州道台恩麟与候补道员和祥都想要署理。恩麟是实缺道台，按例理应优先，张集馨也认为“必兰州道署也”，但乐斌并不与张集馨商量一字，直接下了札子委任和祥代理。这也是隐权力按亲疏差序配置的一处例证。后来张集馨也丁忧离任，被隐权力喂大了胃口的和祥居然想兼署两司，但这胃口未免太大了，乐斌没有同意，让恩麟署了藩篆。别忘了，恩麟也是与总督府大红人彭师爷有结拜交情的。巧的是，不久恩麟也丁母忧，两司到底还是得由和祥兼署。
现在我们可以通过考察张集馨分别在正式权力等级与隐权力差序中的位置，来评估他所能掌握的实际权力、所能腾挪的权力空间。为了更能说明问题，我们将张的同僚、按察使明绪作为比较的参照系。
在正式权力等级中，按察使的级别与地位略低于布政使。一般来说，前者为三品官，后者是从二品官，按察使出缺，布政使有权向督抚提名署理臬篆的人选。然而，官员的权力不仅来自正式的等级制，由关系网络所组成的“圈子”也在源源不断地配送权力，从而改变官员的权力份额。从上面的叙述，我们已经知道按察使明绪与总督府大红人彭沛霖是拜把子兄弟，与总督乐斌也非常亲昵，挤入了乐斌嫡系圈子的中心，而张集馨则被这一权力暗结构边缘化，两人之间的权力消长，显而易见。
明绪在甘肃官场的确是权焰炙人。据张集馨记述，甘省每出一缺，属员不找主其事的张集馨，都求明绪越俎代庖，替他们游说，而明绪也真神通广大，每次出面，都“事无不成”。张集馨说他作为布政使，人事大权“竟不能专主，殊觉可愧”。
另有一件事也能佐证明绪的权势。旧时官员要过“三节两寿”，即在端午、中秋、春节、本官及夫人生辰，接受同僚与下属的祝贺与礼金，这也是很多官员借故敛财的时机。明绪却在三节两寿之外，又添一母寿，而且一年过两次，每次收受贺礼数千两银子。属员知他与总督关系非比一般，得罪不起，不敢不竭力孝敬。明绪的亲信刘师爷还给各衙门发函，公然索贿：送按察使衙门的陋规数目必须加丰，因为“现在臬台不比寻常，其操纵黜陟之权，与制台（即总督）无异”。
清代的督、抚、藩司、臬司，都是封疆大吏。不过依正式等级制，两司权限毕竟低督抚一等，何况督抚对两司还有“年终密考”的特权，即每年底向皇帝密奏两司是否称职，一言可以决定两司进退。因此，在督抚之前，两司往往自甘当佐贰官。还是明绪厉害，巧妙地借着嵌入正式等级制的私人关系网络把持权柄，在事实层面（并非在名分上）消弥了等级制的鸿沟。换言之，隐权力差序已经暗暗改造了正式权力等级。
反观张集馨，虽然内心对明绪非常厌恶，也不屑加入他们的圈子，但“哥俩”见面，却不得不装出一副“倍加亲切”的样子。明绪这个人脾气很大，估计平日言状，不大尊重张集馨，张集馨则“下气柔声，不与计较”。
外间还传言，总督乐斌已将布政使的位子许给明绪，准备密考时说张集馨不称职，明绪甚至已请好了布政使衙门的师爷，急不可耐地想接张集馨的位子。仕途险恶，张集馨选择明哲保身，如履薄冰，既不敢贪赃枉法，以免授人以柄，又尽量平易近人，不露半点锋芒。他自撰一联，用以自勉：“读圣贤书，初心不负；用黄老术，唾面自干。”仕途失意之际，也只好这么自我安慰了。
明绪母亲去世，回京丁忧前，明绪向张集馨大倒苦水：“长途川资，进京糜费，所用不资，而囊中羞涩，殊难支持。”言外之意，当然是向这位主管财政线的副省长要钱。张集馨心领神会，很快为他张罗了一万两奠银。其实，明绪非但不“羞涩”，而且积蓄丰厚，兰州的金铺老板说，明绪已经兑取了三千两黄金，这还不包括平日兑换的金银。现在张集馨还要送他一万两银，同僚都觉得这么做，非“纵富”，即“矫情”。其实我宁愿理解为：张集馨想刻意讨好明绪，用他自己的话来说，这是“抚循小人者，无微不至矣”。
我们一定记得，当初道光皇帝召对张集馨时给他的三条“圣训”。第一条是“不要听任属员闹出亏空来要紧”。那好，现在就来整饬财政吧。候补知县邓承伟，在署河州任内亏空正杂粮一万多两银子，署宁静县任内，又亏空了一万多两，拖延数年，交代不清。张集馨派员核查，并将邓任所的资产查封。邓立即赴院呈控，状告藩司算账不公，又拉扯出上级需索节寿陋规等情节。财务核算演变成了行政诉讼，乐斌便将案子转委给按察审办。张集馨按例回避，竟不知最后明绪如何了结此案。张集馨也不想深究，“诸事只好模棱”。
又有镇番县的代理知县硕翰，在任内亏空了一万余两银子，继任的知县李燕林不肯与他交接，对了好几次账，还是没法将硕翰亏欠的数目核减。但硕翰是候补道员和祥的人，和祥见他窘迫，竟骂李燕林故意刁难人。亏空者无罪，较真者有错，是非黑白全颠倒过来了，张集馨觉得匪夷所思，却又无可奈何，只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揣着明白装糊涂。他总结说，甘肃的财政积弊，“非有明干督藩不能了结，余无能为也”。
道光的第二条“圣训”是，“察吏尤为当务之急，地方得人而治”。但张集馨同样束手无策，甘肃省官位，大多所托非人。秦州是甘肃的优缺，但知县张叙“人太朴钝，素不应酬”，所以总督乐斌很不喜欢他，总说张叙不应该长久占着肥缺不放手，于是将张叙调走，意欲委派他的亲信李敦厚署理秦州。李敦厚是个大贪官，带着父亲、叔叔随任，凡衙门中的进项，不论公私，都被他们卷入私囊，带回老家置办田产，所以此公历任各缺，没有一个不出现亏空的。张集馨不愿意将秦州这个优缺交给李敦厚，但乐斌已属意于李，加之按察使明绪、总督府师爷彭沛霖都在暗中为李敦厚游说，张集馨说他“势不能不遵宪令也”。
还有，礼县出缺，明绪跟张集馨说，乐斌总督有意调剂给笔贴式长祥，自己不便启口，请代为提名。真是既当婊子又要立贞节牌坊。张集馨深感荒唐，因为长祥这个人非常不成器，“终日在门房吸食洋烟，在外挟优宿娼”，哪里是可以栽培的料？但总督的意见岂能不听？所以排班参见总督时，还是违心给长祥提名了，乐斌果然非常高兴，连说：好！好！好！长祥就这样当上了礼县代理知县。对此，张集馨感慨万端：“余忝任藩司，反如登场傀儡，尸位素餐。”
道光还提醒张集馨“遇事总要自己拿定主意”，不必处处受督抚挟制。但事实上，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张集馨的权力严重短缺，与布政使一职极不相衬，人事“不能专主”，理财亦“无能为也”。他作为布政使的合法权力，一部分被他的上司乐斌剥夺了，一部分沿着那个与正式权力等级结构相嵌套的暗结构，流失到隐权力集团的手中去了。
被束缚了手脚的张集馨在人前强作欢颜，迎来送往。当他除去官服，摘下面具，躲在书斋里撰写年谱与日记时（本文所援引的文字及记述的事件，均来自张集馨自撰年谱、日记及《时晴斋主人年谱》，不赘注），面对油灯如豆，想及官场丑态百出，自己奈之若何？只能将胸中千堆块垒、万端感慨，化作喟然一声长叹：“牵制太多，呼应不灵，付之一叹耳！”
咸丰八年（1858年）四月，因兼祧母去世，张集馨回籍丁忧，起程时“计算斧资”，竟“颇为艰窘”。这位在甘肃混了一年半的傀儡布政使，现在终于彻底远离了那个与他格格不入的圈子。然而，官场处处有圈子，帝国的权力结构体已经被无数私人关系网络嵌入，彼此难分难解，在仕途上奔波的张集馨们，真的能摆脱隐权力差序的规制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