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演恪

人物简介陈寅恪是中国现代历史学家、古典文学研究家、语言学家，中央研究院院士，代表作是《柳如是别传》。

生平介绍陈寅恪（１８９０—１９６９），义宁（今修水县）人。清朝著名诗人陈三立的第三个儿子。夫人唐筲，是台湾巡抚唐景崧的孙女，也是一位女教师，在清华园相识，两人志同道合，１９２８年在上海结婚。陈寅恪少时在南京家塾就读，在家庭环境的熏陶下，从小就能背诵十三经，广泛阅读经、史、哲学典籍。 光绪二十八年（１９０２），陈寅恪随兄衡恪东渡日本，入日本巢鸭弘文学院。１９０５年因足疾辍学回国，后就读上海吴淞复旦公学。１９１０年考取官费留学，先后到德国柏林大学，瑞士苏黎世大学、法国巴黎高等政治学校就读。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１９１４年回国。１９１８年冬又得到江西官费的资助，再渡出国游学，先在美国哈佛大学随篮曼教授学梵文和巴利文。１９２１年，又转往德国柏林大学、随路德施教授攻读东方古文字学，同时向缪勤学习中亚古文字，向黑尼士学习蒙古语，在留学期间，他勤奋学习、积蓄各方面的知识而且具备了阅读蒙、藏、满、日、梵、英、法、德和巴利、波斯、突厥、西夏、拉丁、希腊等十几种语文的能力，尤以梵文和巴利文特精。文字是研究史学的工具，他国学基础深厚，国史精熟，又大量吸取西方文化，故其见解，多为国内外学人所推重。

1９２５年，陈寅恪回国。这时，清华学校改制为大学，设立国学研究院，其”基本观念，是想用现代的科学方法整理国故”。聘任当时最有名望的学者王国维、梁启超、赵元任等人为导师。当时的研究院主任吴宓很器重他，认为他是“全中国最博学之人”。梁启超也很尊重他，虚心地向人介绍：“陈先生的学问胜过我。”他们都曾极力向校方举荐他。1926年6月，他只有36岁，就与梁启超、王国维一同应聘为研究院的导师，并称“清华三巨头”。他当时在国学院指导研究生，并在北京大学兼课，同时对佛教典籍和边疆史进行研究、著述。在清华大学开设满蒙语文和历史、佛教研究等课程。他讲课时、或引用多种语言，佐任历史；或引诗举史，从《连宫洞》到《琵琶行》、《长恨歌》，皆信口道出，而文字出处，又无不准确，伴随而来的阐发更是精当，令人叹服！名教授如吴宓、朱自清等也常来听课。盛名之下，他朴素厚实，谦和而有自信，真诚而不伪饰，人称学者本色。１９３０年，清华国学院停办，陈寅恪任清华大学历史、中文、哲学三系教授兼中央研究院理事、历史语言研究所第一组组长，故宫博物院理事等职。

陈寅恪原攻比较语言学，通晓多种文学，为他从汉文以外搜罗史料以治史，提供了较大的方便，他继承了清代乾嘉学者治史中重证据、重事实的科学精神，又吸取西方的“历史演进法”（即从事物的演化和联系考察历史，探究史料），运用这种中西结合的考证比较方法，对一些资料穷本溯源，核订确切。并在这个基础上，注意对史实的综合分析，从许多事物的联系中考证出关键所在，用以解决一系列问题，求得历史面目的真相。他这种精密考证方法，其成就超过乾隆嘉庆时期的学者，发展了我国的历史考据学。

陈寅恪对佛经翻译、校勘、解释，以及对音韵学、蒙古源流、李唐氏族渊源、府兵制源流、中印文化交流等课题的研究，均有重要发现。在《中央研究院历史研究所集刊》、《清华学报》等刊物上发表了四、五十篇很有分量的论文，是国内外学术界公认的博学而有见识的史学家。１９３８年日本史学权威白鸟库吉研究中亚史遇到疑难问题，向德、奥知名学者求助，未能解决，柏林大学乃推荐寅恪。他向寅恪请教后，才得到满意解答。苏联考古学家发掘一突厥文碑石，无人能辨识，请教寅恪，终于得到准确破译。

１９３７年７月，抗日战争爆发，日军直逼平津。陈寅恪的父亲三立义愤绝食，溘然长逝。治丧完毕，寅恪随校南迁，过着颠沛流离的旅途生活。１９３８年秋，西南联大迁至昆明，他随校到达昆明。

１９３９年春，英国牛津大学聘请他为汉学教授，并授予英国皇家学会研究员职称。他是该校第一位受聘的中国语汉学教授，在当时是一种很高的荣誉。他离昆明到香港，拟全家搭英轮转赴英国牛津大学任教，因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被逼暂居香港，任香港大学客座教授兼中文系主任。１９４１年１２月８日，太平洋战争爆发，日本人占领香港，寅恪立即辞职闲居，日本当局持日金四十万元委任他办东方文学院，他坚决拒绝。１９４２年春，有人奉日方之命，专程请他到已被日军侵占的上海授课。他又一次拒命，随即出走香港，取道广州湾至桂林，先后任广西大学，中山大学教授，不久移居燕京大学任教。当时，面对民族危亡，国民党政府腐败无能，消极抗日积极反共，寅恪感到痛心，而桂林某些御用文人，竟发起向蒋介石献九鼎的无聊活动，劝他参加，他作《癸未春日感赋》：“九鼎铭辞争讼德，百年粗粝总伤贫”。以示讽刺。这一时期，在繁忙的教学中，他仍致力于学术研究，先后出版了《隋唐制度渊源论稿》、《唐代政治史论稿》两部著作，对隋唐史提出了许多新的见解，为后人研究隋唐史开辟了新的途径。

抗战胜利后，陈寅恪再次应聘去牛津大学任教，并顺便到伦敦治疗眼睛，经英医诊治开刀，不仅无效，目疾反而加剧，最后下了双目失明已成定局的诊断书。寅恪怀着失望的心情，辞去聘约，于是１９４９年返回祖国，任教于清华园，继续从事学术研究。解放前夕，他到广州，拒绝了国民党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傅斯年要他去台湾、香港的邀聘，任教于广州岭南大学。院系调整，岭南大学合并于中山大学。遂移教于中山大学。

解放后，他受到党和政府的器重和无微不至的关怀，先后被先为中国科学院社会科学部委员、中国文史馆副馆长、第三届全国政协常务委员等职（据《陈寅恪先生编年事辑》仅有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函请陈寅恪任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历史研究所第二所长记载，并注明辞谢未就，荐陈垣代己。上述职务据《修水县志稿》），继续任中山大学教授。自１９５６年，陈毅、陶铸、周扬、胡乔木等中央领导人，都先后去看望过他。陶铸尊重他的学识和人品，１９５７年亲自关心他的助手配备和眼疾治疗。１９６２年，他的右腿折跌骨，又给他派护士轮班照顾，在广东知识界传为美谈。１９６２年，胡乔木前往看望，关心他的文集出版。他说：“盖棺有期，出版无日。”胡乔木笑答：“出版有期，盖棺尚早。”在助手的帮助下，他把《隋唐制度渊源论稿》、《唐代政治史述论稿》、《元白诗笺证稿》以外的旧文，编为《塞柳堂集》、《金明馆丛稿》，并写有专著《柳如是传》，最后撰《寒柳堂记梦》。他的助手黄萱曾感慨地说：”寅师以失明的晚年，不惮辛苦、经之营之，钧稽沉隐，以成此稿（即《柳如是别传》）。其坚毅之精神，真有惊天地、泣鬼神的气概”。 十年动乱期间，陈寅恪遭到残酷折磨。使他最伤心的是，他珍藏多年的大量书籍、诗文稿，多被洗劫。１９６９年１０月７日在广州含恨离开人世。

人物评价陈寅恪的研究范围甚广，他对魏晋南北朝史、隋唐史、宗教史（特别是佛教史）、西域各民族史、蒙古史、古代语言学、敦煌学、中国古典文学以及史学方法等方面都作出了重要的贡献。他讲授的课程主要有《佛经翻译文学》、《梵文文法》、《两晋南北朝史》、《唐史》、《唐代乐府》、《唐诗证史》等。发表的学术论文近百篇，后经修订分别辑入《寒柳堂集》和《金明馆丛稿》（初编、二编）中。专著有《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1940）、《唐代政治史述论稿》（1941）、《元白诗笺证稿》（1950）、《柳如是别传》（1965）等。陈寅恪以研究中国中古史的著述影响最大。他分析了东汉以后，中国社会上儒家大族与非儒家寒族在政治上形成两个不同的集团，其势力的升降为当时政治演变的基础，又在《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中用宇文泰的“关中本位政策”所鸠合的集团兴衰和分化，解释唐代近三百年间统治阶级的升降，论证充分，后来学者多所称道。此外，他在《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中，精细入微地考察了隋唐时期的主要制度，如礼仪、职官、刑律、音乐、兵制、财政诸制，发其源而究其变，提出关于“关陇集团”的概念，为后学提示了一个宏观地把握西魏、北周、隋代至初唐历史发展基本线索的关键，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陈寅恪还认为，民族和文化问题是治中国中古史之最要关键。在这方面的论著中发挥了“有教无类”的观点，他以综合的方法研究民族融合，既着眼于社会政治，又强调文化的重要作用，为前人所未及。他在《蒙古源流》一书中首先运用了西方汉学家的对音勘同的译名还原法，突破了这一领域中传统的证补和重修正史的老路，使中国蒙古史的研究从30年代开始进入一个新阶段。在突厥学方面，他摒弃了把突厥史作为隋唐史附属品的陈旧观念，肯定了“突厥在当时实为东亚之霸主”的地位。他以“外族盛衰之连环性”解释唐与突厥间力量的迅速消长变化以及霸权地位的急剧转化，表现出卓越的史识。陈寅恪精通梵文和多种西域古代语言。在音韵训诂和佛典、史籍校勘上多所发明，而对佛教在中国古代文学和社会思想的影响这方面的论述亦甚多，他精辟地指出，佛教于中国思想史上发生重大久远之影响，教义皆经历了被中国固有文化吸收改造的过程。陈寅恪是自敦煌文书发现之后，从理论上全面而又科学地对这一新学科进行概括的第一人。“敦煌学”这一名词，是他于1930年首先提出的，他指明了敦煌文物与敦煌学的重大意义。他还身体力行，钻研文书，并在史学研究中应用敦煌所得的新材料，发前人所未发，补史籍之缺载。陈寅恪重视在学术研究中详细地占有可靠的史料，坚持实事求是的学风，他批判了史料学即史学的观点，力求通过考证来发掘历史事实及其内在联系，从而展示出事物发展的全过程，其成就较乾嘉诸学者更上一层。为了提高史料的可靠程度和开拓史料来源，他倡导诗文证史，为史学研究另辟新途径。尤其是从两种不同观察的记载进行比较、分析的方法，是治史方法上的一大突破。他所倡导的诗文证史包括两个方面：以诗文为史料，或补正史乘，或别备异说，或互相证发；以史释诗，通解诗意。《元白诗笺证稿》一书便是他倡导诗文证史的集大成之作。使用比较方法是陈寅恪治史方法的又一个特色。他掌握多种语言文字，使他在同源异译的比较能突破前人。他能探讨造成异译、比附以至误解的因由，对分析两种文化的接触所产生的问题提供了重要的富有启发性的见解。《柳如是别传》是陈寅恪晚年的巨著，全书八十余万言，以钱谦益、柳如是的诗文为线索，考释明清之际士大夫阶层的精神风貌，其中涉及当时的重大政治事件，如钱谦益降清、郑成功复明以及党社斗争的情况。该书不但对古代诗文有许多独到的见解，同时又是他运用诗文证史较为系统的著作。

生平与志业（一）富传奇色彩的学人游学欧美第一流学府，却不拿半个学位。

日人白鸟库吉称其为中国最博学的人，却完全没有俗世的声名，不像梁、胡、冯等成为几乎是家喻户晓的人物。

《十三经》大半能背诵，且每字必求正解，却不作经学与三代两汉之学问。

《编年事辑》（略）

《石泉访谈录》：

听陈师母说过，陈师幼年在湖南时，只有八、九岁。祖父宝箴会客，随侍

在旁静听。客走后，谈过的话，别人都记不得了，陈师照述无遗。陈师母还说

过，陈师从小看书，只看一遍，就能背诵，对新旧唐书尤其熟。

他的家世是晚清变法思潮中的中坚亪物，他本人却被胡适称为“遗少”。

在时代思想中他是一个“落伍者”，用他的话来说，

西学学历极深，学养极厚，却极热爱中国文化，坚持中国文化本位论。

《编年事辑》p83:

间接传播文化，有利亦有害：利者，如植物移植，因易环境之故，转可以发挥其我而为本土所不能者，如基督教移植欧洲，与钸腊哲学接触，而成为欧洲中世纪之神学、哲学及文艺是也。其害，则展转间接，致失原来精意，如吾国自日本美国贩运文化中之不良部分，皆其近例。然其所以致此不良之果者，皆在于不能直接研究其文化本原。

寅老敢说“文化本原”，极自信。“贩卖”云云，似指胡适之等留学学人。

既不跨海入台，亦不过岭南一步。

《哀金源》、《青鸟》等诗可见其对蒋政权的失望与愤恨（参汪p162）。

青鸟传书海外来，王千版费编裁。可怜汉主求仙意，只博胡僧话劫灰。

无酱台城应有愧，未秋团扇已先哀。兴亡自古寻常事，如此兴亡得几回？

《寄杨树达》诗，又可见出其对共产党的不合作态度。

五十年代、六十年代，他即感觉到空气十分的压抑与不自由：

昔年跋春在翁有感诗云：处身于不夷不惠之间。

留命任教加白眼。

剩有文章供笑骂。

闭户高眠辞贺客，任他嗤笑任他嗔。

双目失明之后，仍能锲而不舍，穷十年岁月，写出《论再生缘》《柳如是别传》这样的巨著。其毅力与精神，极富传奇色彩。而《别传》的写作缘起，又起因于抗战时在昆明得常熟白茆钱宅红豆一粒，晚年重萌相思，又极富浪漫色彩。

助手黄萱曾感慨：

寅师坚毅之精神，真有惊天地泣鬼神的气概（参汪p172）

其历史观既注重经济动机，又注重精神力量。

《突厥通考序》：

考自古世局之转移，往往起于前人一时学术趋向之细微，迨至后来，遂若尺雷破柱，怒涛震海之不可御遏。

《唐代政治史述论稿》

论唐代之衰亡，归结到唐末东南诸道财富之区的破坏的汴踟运输之中断。其结论是：“藉东南经济力量及科举文化权维持之李唐皇室，遂不得不倾覆矣。”

其书四次遭劫：清华园的窃贼；抗战的流离颠沛途中；内战时卖书以购煤取暖；文革时的红卫兵抄家。（二）绝世孤衷的畸人《编年事辑》157：

桑下三宿，佛徒所戒，此固人人知之，而宓读襄楷传乃知楷之言天象实指人事，盖当时滥刑多杀，士气郁湮，故致天变，襄楷等非方士，乃直谏之忠臣耳。要须久久诵读方可尽寅恪诗中之意。

《别传》：

披寻钱柳之篇什于残阙毁禁之馀，往往窥见其阪怀遗恨，有可以令人感泣不能自己者焉，夫三户亡秦之志，九章哀郢之辞，即发自当日之士大夫，犹应珍惜引申，以表彰我民族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何况出于婉娈倚门之少女，绸缪鼓瑟之小妇而又为当时迂腐者所深诋、后世轻薄者所厚诬之人哉！

《编年事辑》引《吴宓日记》：

寅恪细述其对柳如是研究之大纲。柳之爱陈子龙及其嫁牧翁，始终不离其民族气节之立场、光复故物之活动。不仅其才高学博，足以压倒时辈也。总之，寅恪之研究“红妆”之身世与著作，盖藉以察出当时政治（夷夏）道德（气节）之真实情况，盖有深意存焉。绝非消闲风趣之行动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