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塞尔·莫斯
马塞尔·莫斯（1872——1950）于1872年出生于法国的埃皮纳勒省，先后在波尔多学习哲学和高等研究学校学习宗教史。此后，他在法兰西学院任职，并与别人共同创立了巴黎大学民族学研究所。他与涂尔干一起编辑出版《社会学年鉴》，并在涂尔干去世后继续出版这本刊物。虽然莫斯从未做过田野调查，但他那百科全书式的广博知识却是他拥有非同寻常的洞察力，他由此也将法国社会学家、哲学家和心理学家的兴趣转向了民族学，他还试图表明人类学与心理学的密切关系，这体现在他与伯尔合著的《献祭的本质与功能》（1899）一书中。他最富盛名和广为人知的著作是《礼物》。
马塞尔·莫斯是爱弥尔·涂尔干的外甥和最杰出的学生，是一个能力超群、学养非凡，而且胸怀坦荡、意志坚定的人物。在涂尔干去世之后，他是法国社会学界的领袖。他的声誉和《社会学年鉴》的成功有着密切关系，是他帮助舅舅创办了这份刊物，并使之深受瞩目。
如果一个人属于大家而并不属于他自已——这也是《礼物》一书的主题之一，而且可能是最基本的主题。
事实上，莫斯不仅是社会学家，同时一也是梵文和宗教史的专家;他一生的主要兴趣，在于比较宗教学，或者说是宗教社会学。
莫斯所身处的传统，是从孟德斯鸡经由杜尔哥、孔多塞和圣西门等l8世纪的哲学家直到孔德和涂尔干的哲学传统。而依据这一传统，结论主要得自于对概念的分析而不是对事实的分析，事实仅被用作由归纳法所产生的命题的例证。但尽管如此，莫斯却远没有涂尔干那么哲学。在他的所有文章中，他都是首先直抵那些具体的事实，考察其总体性和微小的细节。这也正是莫斯的学生路易·迪蒙1952年在牛津大学所做的有关莫斯的精彩讲座的主题。迪蒙指出，莫斯出于对涂尔干的忠诚与感情，始终小心地避免对后者的批判;不过，在他的著作中却暗含着隐隐的批判，因为莫斯的分析要远比涂尔干的分析更具经验色彩。可以说，正是因为有了莫斯，法国社会学才最终达到了它的经验阶段。莫斯只试图对有限范围内的事实加以认识和理解，而莫斯所谓“理解”的意思，在《礼物》一文中表露得十分清楚。诚如涂尔干业已教示的那样，理解就是要在其总体性中把握社会现象。“总体”是这篇文章的关键词。莫斯所考察的古式社会的交换，就是那些总体的社会运作或社会活动。它们同时兼为经济的、法律的、道德的、审美的、宗教的、神话的和社会形态学的。因此，只有将其视为一种复杂而具体的实在，才能把握它们的意义。如果我们在研究某种制度时，为了方便起见而抽离了这一实在的某些方面，那么最后，为了达成理解，我们就必须把我们所分离出来的方面重新放置回去。但是，如何才能够实现对制度的“理解”呢?这就要像从事田野工作的人类学者那样，采取既在其内又在其外地研究社会生活的办法:在其外，就是要做一个人类学家，而在其内，就是要把自己认同为所研究的那个社会的成员。
他不仅精通包括俄语在内的多种欧洲现代语言，而且在希腊语、拉丁语、梵文、克尔特文和希伯来文方面的造诣亦不逊于他的社会学。他能够令人惊讶地向梵文专家和罗马法学家们指出他们在自己文章中都未能察觉到的东西。
这本书本身也具有极高的内在价值。这是对“礼物交换”这种极其广泛的习俗首次进行的系统性的比较研究，同时也最早解释了该习俗在贯彻社会秩序方面的功能。在《礼物》中，莫斯揭示了夸富宴和库拉之类制度的真实性质和基本意义;这些制度，起初往往让人莫名其妙，甚至让人觉得是无从人手和无法解释的。而当莫斯向我们展现应该如何理解这些制度的时候，他不仅揭示了北美印第安人和美拉尼西亚人的某些习俗的意义，同时也揭示了历史文明的最初阶段的某些习俗的意义，甚至揭示了我们社会当前的某些实践的意义。在莫斯的著作中，在他所论述的古式制度和我们的制度之间总是有一种含蓄的比较或对照。他所要探询的，不单单是如何理解那些古式制度，还有这种理解如何能够有助于理解、甚至改善我们的制度。这一点在《礼物》中是再清楚不过了。莫斯在文中直截了当地告诉我们：以一种合理的经济体系，取代那种把财物交换当作实现与维系群体之间和个体之间的人际关系的道德行为而不是机械操作的经济体系，不管会带来多大的进步，我们都将失去很多。单凭我们自己是无法得到这些结论的;我们往往把自己的社会习俗视若既定，而很少去探问在这些习俗之中，有多少只是最近才刚刚形成的，有多少在后人看来不过是昙花一现。在历史上，在今天的世界各地，人们都曾经有过并且仍然有着不同的观念、价值和风俗，莫斯坚信，这方而的研究不仅能使我们有所广益，而且对我们意义深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