伪厦门特别市
简介1938年5月10日，日军发动了对厦门的全面进攻，占领厦门达7年零4个月之久。日军占领厦门后，实行“以华制华”的政策，派出号称“中国通”的泽重信等特务到处搜罗、收买汉奸卖国贼，为建立伪政权作准备。并由日本海军绪方大佐、日本驻厦门总领事内田五郎及台湾总督府小原事务官等10人组成“厦门复兴委员会”，着手筹组汉奸傀儡政权“厦门治安维持会”，作为日本侵略者统治厦门的工具。伪'厦门治安维持会"于1938年6月20日成立。
成立
1939年7月1日伪“厦门特别市”政府成立，下辖鼓浪屿、金门、浯屿3个特别公署，伪《厦门特别市政府组织规则》记载：“本市管辖区域为厦门岛、鼓浪屿、金门岛、浯屿(今属龙海市辖)及各附属岛”。成立之初直属台湾总督府，后改属南京汪伪“国民政府”，但实际上由日本兴亚院厦门联络部控制。它是日伪统治厦门的最高权力机关。大汉奸李思贤为“厦门特别市”市长兼“特别市”政府警察厅厅长，厦门经济审议委员会会长、水产会会长、农业改进社社长、地方福利会理事长、运营委员会委员长、水电公司董事长、劝业银行董事长以及“共荣会”厦门支部顾问等10多个伪职，一人包揽了厦门伪政权的政治、经济、文化各部门的职权。
为了镇压厦门人民的反日爱国活动，日伪当局还设置了庞大的警察系统，警察厅管辖8个分局18个分驻所的警察机构，还有日本驻厦总领事馆警察署和海军司令部的警察本部。1938年8月6日，日伪全面恢复保甲制度，至1943年全市(不含金门、浯屿)共设有159个保、19个联保、一个保甲联合会。同时，颁发所谓“良民证”，对来往鼓浪屿乘船的行人进行检查。1944年，又设立厦门特别市政府保卫团，下辖15个分团。
在日本兴亚院厦门联络部的操纵下，厦门日伪政权为虎作伥、助纣为虐，对厦门人民实施残酷野蛮的法西斯统治。凡是被认为有反日嫌疑的，即被施以种种惨无人道的酷刑。搜缴民间铜、铁器，除菜刀、劈柴刀外，所有利器均须缴出，如有藏匿，一经查出，军法处置。
日本的残暴统治为了实现“以战养战”的侵略策略，日本侵略者对厦门进行了敲骨吸髓的掠夺，使厦门的经济殖民地化，变成日本经济体系的附庸之一。当时，厦门的日常生活必需品实行配给供应，尤其是粮食的管制极其严格。
抗战后期，伪政权更积极地配合日方，加紧搜刮厦门人民的资产，在各区增设稽征处，强征苛捐杂税；并开展所谓“献机”运动，强迫市民“献机”七架。
在金融方面，日伪当局设立“劝业银行”和“台湾银行厦门支行”，先后发行伪币109亿元，致使厦门通货膨胀堕入恶性循环，特别是粮食、盐、食油、柴火等生活必需品的市价，数十倍甚至上百倍地上涨。更为卑鄙的是，日本侵略者还授意台籍浪人在厦门大量制造假币，从中渔利。
厦门沦陷后，日本侵略者即将厦门三大民营的电话、自来水、电灯公司没收落入日本“福大公司”，还指使日籍浪人以开办“农田试验地”、“海军农场”、“嘉禾果植公司”的名义，强行霸占梧村、塘边、乌石埔、小东山等处土地1200多亩，同时垄断了粮食、蔬菜、水果、食盐的专卖权。
除此之外，日本侵略者还不遗余力地推行毒化政策。早在厦门沦陷之初的1938年6月，厦门的日本海军陆战队司令部即指派日籍浪人林济川设立“公卖局”，实行鸦片和食盐的公卖。“公卖局”成立后，为了更多地推销鸦片，又先后组织了福裕、福和、福庆3家鸦片公司。这3家鸦片公司狼狈为奸，在城乡各地开设了大量的烟馆、赌场和妓院，日本侵略者利用这些低级娱乐设施和毒品，肆意盘剥和毒化厦门人民，在1938年6月到1945年8月的7年多时间里，剥削厦门人民的资财就达200余万美元以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