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佳
个人简介
司佳，女，现任复旦大学历史系副教授，硕士生导师。复旦大学95级文科基地班本科毕业生，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所硕士（2001）。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历史学博士（2006），期间曾前往德国爱尔兰根-纽伦堡大学访问研究。曾任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Univ. of Pennsylvania）东亚系讲师，美国圣约瑟夫大学（St. Joseph's University）历史系兼职助教授。
研究方向近代中西文化交流，近代上海城市文化
个人著作2009 “Breaking through the ‘jargon’ barrier: Early 19th century missionaries’response on communication conflicts in China. Frontiers of History in China,4.3 (Sept. 2009): 340-357.
2009 《五车韵府》的重版与十九世纪中后期上海的英语出版业. 史林, 2 (Apr. 2009): 6-13.
2008 “Life around English: The Foreign LoanWord Repertoire and Urban Linguistic Landscape in the Treaty Port of Shanghai.”Fudan Journal (The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1 (2008): 126-143.
2005 “The Genealogy of Dictionaries: Producers, Literary Audience, and theCirculation of English Texts in the Treaty Port of Shanghai.” Sino-PlatonicPapers, 151 (June 2005).
2003 “Merchants, Menials, Interpreters, and the Formation of a CoastalVocabulary in 18th-Century China.” WAKUMON Journal of Studies of Cultural andLinguistic Exchanges between China and the West, 6 (May 2003), 85-93, KansaiUniversity, Japan.
2003 书评 New Terms for New Ideas:Western Knowledge and Lexical Change in Late Imperial China. Michael Lackner etal. 中国学术, 2 (2003): 271-73.
2002 从通事到翻译官：论近代中外语言接触史上的主被动角色的转换. 复旦学报, 3 (May 2002).
2000 早期英汉字典所见之语言接触现象. 复旦学报, 3 (May 2000): 60-67.
2000 西方人士对汉语拼音方案的催生作用. Chinese Language Review 语文建设通讯（香港）, 64 (Oct.2000): 11-19.
获奖成果2001-2002 美国汉尼基金青年学者 HaneyFoundation Fellow
中国地理学会历史地理专业委员会“谭其骧-禹贡奖”
对话司佳他山之石与他者视域——对话复旦大学历史系副教授司佳
以“汉学”（Sinology）一词来指称海外对中国的研究，早已约定俗成。但是，二战后美国关于中国研究的成果不断涌现，“中国研究”(Chinese Studies) 作为一种与传统汉学完全不同的学问悄然兴起，并逐渐取代后者，成为海外研究中国的主流范式。
司佳博士自宾夕法尼亚大学东亚系毕业后回沪，专攻中国近代史，于美国中国学内的墙闱之争自是熟悉。记者就美国中国学发展中的内在原因和背景等问题对她进行了采访。
复旦青年：“Sinology”，最早由西方传教士创立，译为“汉学”。然而自萨义德（E.Said）的《东方学》出版以来，“汉学”一词被标上了殖民主义和欧洲中心论的标签，西方学者逐渐以“中国学”或“中国研究”来命名自己的研究领域。于是，从40年代末发展起来的美国中国学研究，一下子被推到了国际中国学研究的中心位置。那么其自身发展的语境和背景是什么？
司佳：美国的中国学是冷战的产物，其诞生之初，受到很强的政治因素的影响。在费正清（J. K. Fairbank）之前，美国也有几所大学教授中国的古汉语，和欧洲的汉学研究相似。二战后，出于现实政治的需要，对中国研究的热情迅速增长。大量基金投入进来，政府也出台政策支持相关研究，这样，几十年间，美国中国学研究高速发展，许多大学纷纷设立类似的系科，设立教席。此时的“中国学”，甚至带有一些情报搜集的性质。现在美国许多大学的“东亚研究”系，其前身就是“东方系”；与其他区域研究一起置于“国际区域研究”的框架中，配合美国战后的全球战略部署。
在这种背景下，中国学研究出现学术膨胀的问题，研究质量也参差不齐。费正清曾说，他那个时代，熟谙古汉语的美国学者只有两三个。在两国敌对封闭的状态下，很多美国学者没有到过中国，也没有看过充分的中文原始材料，就写出大量学术著作。对此，如今的美国学者也有许多反省。
美国中国学有一个重要的闪光点：在内容上，它对于中国政治、经济、社会着墨很多，和注重文化的传统汉学相比，更加实际和务实；在时间上，它更重视中国近代和现代的历史。这可以算是在当时现实政治需要下，形成的一种独特的研究风格。冷战结束后，国际交流正常化，中国学也研究开始走向学术化，但是这种治学的取向依旧留存到现在，并成为主流。当然，美国依然有教授古代汉语的汉学家，他们也自称是“汉学家”，以示与“中国学”家的区别。但是这些人大都是五、六十岁的上一代研究者，而年轻的研究者普遍选择了中国学研究的取向。
现在的美国中国学的研究和教育中，很重视对学生基本的语言、文化训练。如今非常出色的学者，比如孔飞力（P.A.Kuhm）、周锡瑞（J.W.Esherick），都有很好的中文能力，能够广泛地利用中国、美国和日本的史料档案。
复旦青年：越南战争以后，美国的中国学研究发生了重大转折。1969年詹姆斯•佩克（James Peck）撰文抨击当时的主流中国学研究，遭受批评的美国主流中国学家开始进行反思，这造就了如今中国学的面貌，也造就了柯文(P.A.Cohen)、艾尔曼（B.Elman）等一大批蜚声海外的中国学家。这种转折在今天回顾起来，能给我们怎么样的启示？
司佳：包括柯文在内的这些学者，他们的政治立场或倾向是属于“左派”的。越南战争迫使美国人正视自己力量的局限性，看到如果美国要想随心所欲地摆弄世界，将会受到真正的制约。在我看来，这一认识给美国研究中国的史家以深刻的影响。由于戳破了美国在政治、道德、文化各方面全面领先的神话，越南战争“解放”了美国史家，使他们也许是第一次，放弃了西方的准绳与标尺，转向一种植根于中国（而非西方）历史经验之中的史学。
复旦青年：这就是所谓“中国中心主义”的发端？
司佳：是的。但是我们也要注意其中的政治背景和学术对象。柯文是有政治倾向性的，他对于文革和左派的看法，都渗入了学术研究当中。更为重要的是，柯文提出中国中心主义，他所针对的是当时的学界主流，尤其是列文森（J. R. Levenson）、费正清这些将中国视为“静止的中国”、用“传统”和“现代”粗暴划线的做法。他列举了太平天国、洋务运动和戊戌变法的例子，指出它们虽然都是受西方冲击后的产物，但是其中起决定性作用的都是中国内部的因素：复杂的社会性质、内部事务的万分火急；而西方的影响事实上被高估了。
现在国内的一些研究者，一看到“中国中心”的提法，就马上引为海外同志，其实细读柯文的《在中国发现历史》，就可以看出他鲜明的学术走向。“冲击—回应”模式和“中国中心主义”两者并非完全对立，只是取向和角度的不同，而非质的不同；柯文的观点实际是对那种为美国战略服务的中国学研究的批评。
复旦青年：北大的罗志田教授也曾撰文指出，中国近代史研究中所谓“三大高潮”、“两个过程”，实际上已经在挑战以中外关系为核心的既有研究模式，很“中国中心”了，中国学者不必再从国外引入一种“中国中心”模式。这就牵涉到了这个问题，国内史学家怎么样看待美国中国学的成果和模式？
司佳：美国的中国学研究，因为如前所述的注重现实、注重近现代的特点，其研究对象很容易与国内的研究发生交集。有时候美国学者的视角能够给我们很新颖的启发。比如“区域研究”，柯文等学者提倡要重视中国的复杂性，注重以区域、省份或地方而不是整个中国为研究单位，通过将中国从空间上分解为较小的、较易于掌握的单位，寻求各地变异的内容和程度，以期对中国整体有一个轮廓更加分明、特点更加突出的了解。将中国视为铁板一块的机械僵化做法，很多时候阻碍了我们的思路，美国学者的这种做法很能够启示我们。
在引入社会科学方法方面，美国学者也别具一格，在中国，研究历史的学者往往不了解社会学、人类学或者心理学的一些研究方法。在美国，绝大多数中国学的专家都能够掌握跨学科研究的手段，这是这门学科创立的时候就确立的规范。
“中国中心主义”当然是一种研究的角度，但是太多本土化倾向，会缩小我们的视野。就中国学研究的角度而言，我个人觉得置于全球史和国际关系的角度中去探讨更好。“中国中心主义”这个提法，很容易让人联想到“欧洲中心主义”那种傲慢的、将其他文化看成低等文化的偏见。毕竟，近代中国和古代中国最大不同，就在于来自西方的巨大影响。交流的视野和国际的视野，能够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中国的变化。这种全局意识，在中外关系的主题中，能够被更好地阐释和呈现。
复旦青年：当今的美国中国学依然呈现着繁荣的景象，有学者认为这种模式将会是国际中国学的发展方向，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司佳：在美国，中国学的研究从人数和教授席位来衡量，不能说是一门大学科。费正清的贡献，是将分散在美国各个大学历史系、社会学系的有关中国的研究，纳入到中国学的架构中，有组织统一地来研究，建成一个符合美国国家需要的学术体制。但原来的系科建制中并没有取消中国研究的教席，比如黄宗智，他就始终在加州大学历史系供职。
关于中国学的发展问题，我觉得有些人对什么是“中国的”和“西方的”关心过多，焦虑太甚了。问题是，许多年来，人们陆续把石头搬来搬去，已经很难分清到底什么是他山之石，什么又是本山之石了。就算我们可以细加甄别，分辨清楚，这样的区分也远不如一件事来得重要：那就是寻找一种新的、交流的方法来理解过去，使得对过去的思考仍然能触动现在的神经。否则，中国学只会变为老古董，其古色古香，只有一个小圈子里的学者、专家才能辨别，研究者也会越来越少。
采访/整理
复旦青年记者徐逸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