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相:裕仁天皇与侵华战争
图书简介书籍作者：(美)比克斯 著，王丽萍，孙盛萍 译
图书出版社：新华出版社
上书时间：2009-11-07
出版时间：2004-09
开本：16开
页数：523页
图书详细描述日本昭和天皇裕仁1926年即位，1989年逝世，在位63年。由于日本皇室和政府的严密封锁，有关他的一生，世人了解甚少，尤其是他与那场以他的名义发动的侵略战争的关系则知之更少。裕仁逝世后，世界对他的关注程度不仅没有减弱，反而越发高涨。关注的焦点集中在裕仁与日本发动的侵略战争的关系上。随着昭和时代的结束，裕仁身边的一些工作人员的日记和回忆录逐渐公之于世。另外，美国国家档案馆也公开了许多有关太平洋战争以及裕仁个人的机*密资料。终于，躲在铁幕后面长达半个多世纪的裕仁被拉到了前台。《真相——裕仁天皇与日本侵华战争》一书聚焦了日本这位不同寻常的政治领袖的性格、行为和思考方式，目的是为了更好地解读20世纪的日本社会和政治。全书关注的中心在于昭和天皇是如何在近臣的帮助下为自己开创了一方政治空间，并从此（在这片空间里）逐渐成为一股独立的政治力量，在决策过程中行使了领导者的权力。作者明确指出，裕仁对日本侵华战争以及日军暴行负有直接责任，他在制定日本战争战略方面发挥了决定性作用，并指挥了对中国的所有军事行动。
作者简介比克斯，1938年出生于美国马萨诸塞州。哈佛大学历史学及东洋语言学博士。长期从事日本近现代史研究。1997-2001年，曾行日本一桥大学大学院社会学研究科教授，现为纽约州立大学教授。
书评美国普利策大奖传记作品。美国普利策奖颁奖委员会认为：“这是改写传统看法，揭示历史真面目，对日本有历史警示的好书！”
美国《洛杉矶时报》在评论这本书时说：“内容具有爆炸性，粉碎了日本战时天皇只是消极被动，甚至是‘傀儡’的一贯说法。”
美国《出版周刊》评论说：“展示了引人争论的日本天皇的惊人一面，是同类政治传记中最出色的一本书。”
美国《外交季刊》评论说：“这本书的巨大贡献在于：推翻了现有的错误认识，来了个底朝天！”
目录译者说明
致中国读者
致谢
序章
第一部 皇太子的教育（1901年——1921年）
第一章 少年与家庭与明治遗产
第二章 天皇的培养
第三章 面对现实的世界
第二部 仁善的政治（1922年——1930年）
第四章 摄政统治与大正民主的危机
第五章 新君主制与新国家主义
第六章 一个政治君主的诞生
第三部 陛下的战争（1931年——1945年）
第七章 满洲事变
第八章 昭和维新与统制
第九章 圣战
第十章 战争的僵持与升级
第十一章 珍珠港序幕
第十二章 大元帅的严峻考验
第十三章 迟到的投降
第四部 没有反省的人生（1945年——1989年）
第十四章 重建君主制
第十五章 东京审判
第十六章 再造神秘性
第十七章 平静的晚年与昭和的遗产
译后记
从战争天皇转为“和平君主”重忆抗日战争那段充满硝烟的历史，有一个不能不再三提及的人物，那就是日本昭和天皇裕仁。裕仁1926年继位，成为第124代天皇，年仅25岁。他不仅是国家最高元首，同时也是军队的最高统帅。他执政20年，日本向外侵略了20年，尤其是对中国的侵略战争，整整进行了14年。具有戏剧色彩的是这位战争天皇的角色转换。日本投降后，这位曾身着元帅服，骑在高头大马上，四面威风的裕仁却从政治舞台上、从人们的视线中消失；当他再次出现在人们面前时，已经是一个热衷于海洋生物研究的业余学者、一个和平主义者、一个超然于日本政治之外的象征天皇、一个瘦小而温和的日本男人。裕仁的这种形象一直维持到他告别这个世界。
裕仁天皇在位63年。由于日本皇室和政府的严密封锁，世人对他了解甚少。裕仁去世后，世界对他的关注程度不但没有减弱，反而空前高涨，焦点集中在裕仁与日本发动的侵略战争的关系上。随着昭和时代的结束，裕仁身边一些工作人员的日记和回忆录逐渐公之于世。美国国家档案馆也公开了许多有关太平洋战争和对日占领期间的资料，以及裕仁个人的机密档案。于是，躲在铁幕后面长达半个多世纪的裕仁被拉到了前台。对侵华战争负有直接责任把裕仁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的是美国的日本史学家赫伯特·比克斯。他用10年时间完成了《真相———裕仁天皇与侵华战争》一书（简称《裕仁传》）。该书在美国出版后引起强烈反响，并摘取了2001年普利策新闻奖传记奖的桂冠。
《裕仁传》的出版，受冲击最厉害的恐怕还是日本。在《裕仁传》中，比克斯教授通过大量考证，以其独特的视角记述了裕仁的一生，重点论证了裕仁的战争责任。裕仁不仅不是傀儡，而且还是大权在握的实权人物。战后，日美两国基于各自需要，共同为裕仁刻意塑造了一个和平君主的形象。比克斯的结论是，在战前“长达20多年的时间里，裕仁独立于政府和官僚政治，在一个彼此制约的复杂体制中，行使了实权和权威。他熟知战争和外交情势，具有渊博的政治和军事知识；他参与制定了国家政策，并向陆海军将领们发布大本营命令；他在制定日本战争战略方面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并指挥了对中国的所有军事行动。1941年，裕仁和他的宫廷近臣们与陆海军中反美英的强硬派联手，从而使亚洲、太平洋战争成为现实。”因此，比克斯明确指出，裕仁对那场侵略战争负有责任，并且对日本侵华战争以及日军暴行负有直接责任。“本书关心的一个重点是裕仁的战争责任问题。对于那场以他的名义发动、他作为国家元首和最高指挥官积极指挥的战争，他从未公开承认自己负有道义上、政治上和法律上的责任。”美国掩盖了裕仁的战争责任在迄今为止的有关昭和天皇战争责任问题的论述中，像本书作者这样观点鲜明、角度多样的阐述还是首次。尽管日本的右翼学者对比克斯的天皇研究颇多指责，但他们除了挑挑资料引用中的错误、日文翻译中的错误外，无法撼动比克斯著作的结论。全书53万字，其中12万字是引用资料的注释和说明，而且大量的资料来自日本，来自第一手的文书档案，它们成为《裕仁传》一书强有力的论据。
尽管裕仁在侵略战争中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可他最终逃脱了审判。对此，作者认为，除了日本政府和裕仁本人负有责任外，美国更应该负主要责任。美国出于占领需要，欺骗本国及世界舆论，极力掩盖了裕仁的战争责任。日本之所以几十年来迟迟解决不了其战争责任问题，主要原因之一就在于美国保留下来的天皇以及天皇制的存在。“许多日本人在参加战争时都与天皇有着共犯的关系，全体国民都认为，既然天皇对战争不负有责任，他们也不应该承担什么责任。”可以说，在承担战争责任问题上，裕仁带领日本社会实行了集体大逃亡。比克斯指出：“1945年，日本战败以及美国军事占领日本后，裕仁继续在位，为他日后持续以不同方式对日本的民主政治施加影响提供了可能，而其影响，后来被证明是有害的。”裕仁是一位不同寻常的政治人物，他的一生构成了日本现代史的全部。他的统治奠定了日本社会的政治走向与模式，无论是战前还是战后。裕仁作为一个独立的政治力量，在日本的重大政治、军事决策中都发挥了决定性的作用。这就是真实的裕仁天皇。
比克斯教授在日本一桥大学任教时，我曾经是他的博士生。当我们表示想把他的书译成中文，介绍给中国读者时，他说：“中国是日本侵略战争的最大受害者，我希望中国读者能够看到这本书。”这也正是我们翻译《裕仁传》的初衷。比克斯表示，很想到华北、山西等曾遭受日军“三光政策”侵害的地区实地考察。他认为，无论是受害规模还是受害程度，日军实行的“三光政策”都远远超过了“南京大屠杀”。可国际社会对“三光政策”并不是很了解，有必要让国际社会了解惨绝人寰的“三光政策”。我想，这不仅是比克斯教授的课题，更是中国学者的课题。
（作者为《真相———裕仁天皇与侵华战争》一书的译者）
致中国读者《真相——裕仁天皇与日本侵华战争》一书聚焦于日本一位不同寻常的政治领袖的性格、行为和思考方式，目的是为了更好地解读20世纪的日本社会和政治。全书关注的中心在于昭和天皇是如何在近臣的帮助下为自己开创了一方政治空间，并从此(在这片空间里)逐渐成为一股独立的政治力量，在决策过程中行使了领导者的权力。他不仅在统治的前20年里，在日本人的生活中扮演了最为重要的公众角色，而且，作为一个在幕后操纵局势的首脑，当形势危急的时候，他往往倾向于服从军部所主张的政策导向。这与明治天皇的亲英美路线完全背道而驰，而这位祖先对裕仁的个性有着极大的影响。
这部批判性传记的三角结构还凸现了另一个重要主题。在这里，我们需要从三种交叉的路径来了解这位天皇。他是一个很有特性的存在——身处一个复杂精细、等级鲜明、协调一致的决策系统的中心，掌控着真正的权力。他代表了一个有着自己的目的论和独特的正统化模式的官僚政治制度，这种制度在战时条件下发生了转化。同时，他又体现、表达并鼓励了一整套美化20世纪30—40年代初侵略战争的思想言论，他统治的每一个阶段都遏制了日本民众民主主义思潮的发展。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日本统治集团对君主政体在裕仁的父亲——1912年登基、患有慢性病的大正天皇统治下延续问题的担忧，影响了对裕仁的培养和教育。书中的第一部分和第二部分主要讲述了对裕仁的教育以及他如何演变成一位精悍活跃的天皇的过程。这一部分的探讨为下一步的考证奠定了基础。第三部分记述了在秘密状态和无责任体系背景下，寡头政治有关战争的决策是如何作出的。书中至关重要的、关于战争的章节揭露了天皇作为一个机会主义者，缺乏清晰的道德原则的史实，这些道德原则本来是有可能将他与日本社会中支持侵略的力量区别开来的。对于中国读者来说，这些章节中提及的许多问题都有着意义深远的重要启示。其中包括日本对皇权及其占有者虔诚的崇拜；东京方面以“自卫”名义发动的日本对满洲单方面的接管；日-中战争中，日本违反战时国际法的行为；还有依然充满争论的南京大屠杀——关于这一事件，至今找不到能证明天皇曾就此开展过任何调查活动的公开线索。第三部分还论及了日本向南推进过程中日本海军的政策，在1939年初日本帝国海军占领了中国南海的海南岛之后，这个政策直接导致了珍珠港战争的爆发，并将日本的亚洲太平洋战争带入最后阶段。
总而言之，本书激发读者去正视战争是如何被正当化的，日本国家首脑及其近臣们的历史是如何被篡改的问题。在阐述这个问题时，我希望将裕仁作为一名特别的战争领导人而对其进行重新评价。书中还论述了亚太战争的起源和日本帝国主义的本质，以及由日本和美国官方共同编造的有关日本帝国主义终结的神话。1945年日本战败以及美国军事占领日本后，裕仁的继续在位，为他日后持续以不同方式对日本的民主政治施加影响提供了可能，而其影响后来被证明是有害的。
在本书的第四部分，我再次将笔锋探入裕仁的思想，描述了亚太战争和美国占领之后昭和天皇与日本民众之间关系发生的变化。我对裕仁行使最高统帅权所应附带的责任提出了质疑，阐明了(在美国人的帮助下)他是怎样逃脱了作为国家元首和最高统帅所应承担的全部法律、政治和道德责任的。
本书的意义在于超越了过去的研究，值得引起当今社会的关注，尤其是持有如下观点的人们的关注——认为国际秩序不应建立在寻求霸权之上，应该承认所有国家在形式上一律平等；大国不应无视国际共同体的存在而发动先发制人的战争。
20世纪90年代及21世纪初的“人道主义”战争和军事干预，使许多国家中存在的国家无责任制度和实践成为新的突出问题，这其中也包括了那些对外夸耀本国民主文化的国家。这种战争有可能使政治家们将其国家和民族主义引向极端，并使他们免于承担后果。在此背景下，我们就不能忘记过去的战争或将其“正常化”。日本曾经有过的典型的无责任体系既是我们借鉴过去历史考察当今问题的理由，同时也在提示我们，不触及昭和天皇，日本的过去就得不到充分的研究。
我希望本书的中文版能对读者更好地了解中日关系史中那段不幸的时期有所助益。
日本一桥大学的博士生、活跃的新闻记者王丽萍和哈尔滨工业大学的孙盛萍承担了本书艰巨的翻译工作。感谢她们付出的巨大努力，也感谢新华出版社对本书中文版的出版发行。
赫伯特·P·比克斯
书摘满洲事变
1931年9月18日夜，关东军将校在日本控制下的南满铁路沈阳以北的柳条湖，制造了爆炸事件。虽然铁路未受到损坏，但关东军参谋板垣征四郎大佐立即以这一自导自演的事件为借口，嫁祸张学良部队和武装“土匪”，下令独立守备队、步兵第29连队向奉天城(沈阳)内的中国东北边防军营房发起进攻。受到突然袭击的中国军队一触即溃，部分仓皇逃遁，部分缴械投降。1小时后，板垣的共谋、驻扎旅顺的石原莞尔中佐向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交上一份颠倒黑白的报告，本庄立即发布了进攻命令。石原事先早就做了精心布置，关东军部队开出租借地，不到24个小时就控制了铁路沿线的战略据点，并做好了继续向南满洲主要城市进发的准备。①次日，日本宫廷从报纸上看到关东军定了调子的报道，声称责任全在中方。侍从武官长奈良武次飞报天皇：“相信事件不会太扩大”。②此时或几小时后，奈良还建议裕仁召集御前会议以控制局面，但遭到牧野和西园寺的否决。理由是，如果会议做出的决定得不到落实，“陛下的圣德”将难免遭到“玷污”。③满洲事变如同一个连锁反应装置的开关，一经按动，便引发出一连串的国际反应和国内危机，它们相互作用，从根本上改变了日本的国家进程。中国马上诉诸国联，要求国际社会督促日本恢复原状。关东军则请求派兵增援。朝鲜军司令官林铣十郎中将向东京的参谋本部请战，要求越过鸭绿江进入满洲。9月19日，日本政府依然是消息不灵，六神无主，若槻首相这样向元老西园寺的秘书原田熊雄求助：
我手上既没有外务省报告，也没有陆军省报告……我刚刚通过川崎书记官长提醒了他们……支那在满蒙的兵力超过20万人(原文如此)，而日军只有1万多人，我问陆军大臣：“以现在的兵力就如此旁若无人轻举妄动，如果出现万一，怎么办？”他回答说：“从朝鲜出兵，”“好像都已经出动了。”听了这话，我呵斥他说：“没有政府命令就从朝鲜出兵，有点太不像话了吧。”可他说：“田中内阁时期(1927－1929年)，即有不经御准而出兵的事实”，似乎就没想过这样将为日后留下问题……看来在这种情况下，以我自己的力量是不可能抑制军部的了。倘若陛下的军队不经御准竟擅自出动，那就太不成体统了，可是在这种情况下该怎么办？或许我不该对您说这些，您有什么办法没有……真是一筹莫展。④当晚，宫廷近臣们聚到原田私宅开会。与会者有木户(其日记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近卫、贵族院议员冈部长景和一位贵族。⑤这几个人都是四十多岁，对西园寺和牧野持批判态度，与试图用武力解决满洲问题的军部论调一致。他们也认为上级司令部的命令没有得到有效执行，再确认了天皇赞成内阁最初阻止事态恶化，以免日本的国际形象受到进一步损害的要求。据木户记录，问题有两个部分。一部分是军部对宫廷派影响天皇的意见感到恼怒，尤其是敌视西园寺。因此，“今后除非万不得已，天皇以不讲话为宜。”另一部分是“只要形势没有变化”，就劝阻西园寺不要来京。⑥结果在原田私宅会上达成的一致是，裕仁应肯定军部的行动，西园寺和宫廷官员不应追究对天皇统帅权的侵犯，小心谨慎，不要刺激军方。实际上，宫廷派在整个满洲战争过程中，始终坚持了这一态度，从未立场坚定地反对过军部。⑦9月21日，若槻召集内阁开了6个小时的会，决定不批准从本国或朝鲜派遣增援部队，将满洲发生的战斗当做“事变”处理，避免正式宣战。⑧然而，3天来关东军不断施加压力，要求参谋本部允许朝鲜军司令官林中将的援兵越过鸭绿江进驻满洲。(地图：满洲，1931年－1933年)21日午后1时，东京的内阁会议还在进行中，在朝鲜的林竟自作主张，命令部队越过了边界。陆军参谋总长金谷范三向天皇报告说，尽管命令部队警戒待命，可是朝鲜的混成旅团，依照战场司令官的独自判断，“已经越过国境，正向奉天进发”。⑨金谷当然清楚，任何一条作战行动的自主权原则都不能证明此时林的独断专行是合法的。
30岁的裕仁现在有了一个绝好的机会来支持若槻内阁，控制军部，阻止事态进一步恶化。此时日本国内对满洲事件的观点不同，军部在政治上还处弱势。如果裕仁希望做一个英国式的“立宪君主”而不是一个凌驾满洲，1931年—1933年于宪法之上的独裁君主的话，现在正是一个机会。
9月22日，奈良在日记中记下了裕仁在这个紧要关头的表现：
下午，依召拜谒陛下。陛下问，是否已告诫参谋总长(金谷)不要扩大行动。奉答：已经告诫，其实总长不待告诫，亦颇能领会内阁会议主旨与陛下圣意，已依次处理。但驻屯部队势成骑虎，多有越轨，诚不胜遗憾恐惧……午后4时20分，金谷参谋总长拜谒，奏请准许追认朝鲜军混成旅团。陛下指示，此度已无他法，以后务必充分注意。⑩考虑到关东军前锋部队在数量上大大处于劣势，有必要对其进行增援，裕仁把现状作为既成事实接受下来。裕仁并不真正反对他的陆军扩张帝国版图。即使对他的统帅权有所冒犯也无关紧要——只要行动是成功的。
事件两周后，几乎所有的人都开始支持军部。10月1日，裕仁已经明白事件是按照预先编排的脚本上演的。他知道了谁是策划者、谁是指挥者以及谁是实行者。他完全清楚那些高级军官命令部队进入他们管辖权限以外的地区，违犯了1908年陆军自己制定的刑法。尽管如此，正如侍从武官长奈良的日记中清楚记录的那样，裕仁只打算对陆军参谋总长和关东军司令官处以最轻的惩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