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萨尔掘藏师
在中国的北方，有一个巨大的史诗流传带，它西起中国的帕米尔高原、青藏高原、北到内蒙古高原，在这占中国国土面积二分之一的地方流传着草原史诗、雪域史诗、山地史诗等多个不同类型的史诗传统。其中有一部史诗故事叙述：在很久很久以前，曾经有一位天神之子，受命于危难之际，横空出世、下凡便成为了生活在青藏高原的黑发藏民的首领，他抑强扶弱、除暴安良、降伏了四方妖魔，拯救了黎民百姓，功德圆满后重返天界。这便是素有世界英雄史诗之最的《格萨尔王传》。为了记念格萨尔这位民族英雄，一代又一代的藏族人用诗的语言和歌的韵律吟唱他的的丰功伟业，形成了丰富多彩的《格萨尔》文化及其传承类型。在这些传承类型中，除了以师徒相传的闻知艺人、其知识的习得传承与世界上其它史诗所雷同外，其他传承方式均为藏族《格萨尔》所独有。其中有梦境所得的托梦艺人，对镜说唱的圆光镜艺人，还有开启智慧宝库托出故事之宝的掘藏艺人，他们均将这一英雄史诗作为说唱或书写的主要内容。但还有一类人，他们既不说唱也不书写《格萨尔》故事，而是将发掘格萨尔时代的实物作为他们的主要职业，这类人物被称为“格萨尔掘藏师”。“掘藏师”一词源自藏传佛教的“掘藏传统”。公元8世纪，当时在吐蕃担当传扬佛教重任的莲花生大师以一个思想家的远见卓识和哲学家的聪明才智，预见到未来的吐蕃社会将遭遇不测，并对藏传佛教带来灭顶之灾。为了使佛教免受损失，他和弟子将许多佛教典籍和文物作为伏藏品藏匿于藏区各地，以供后世弟子在适时掘出，再次弘扬佛法。佛教徒把这场拯救文化的运动称为“伏藏”。公元11世纪，这些物品陆续被一代又一代的佛教徒发掘出来。佛教称之为“掘藏”。发掘这类物件者被称为“掘藏师”。
掘藏在藏传佛教中是一种最神圣的活动并有严格的仪式流程，它分为理念性掘藏和实物性掘藏两种。理念性掘藏纯粹是一种心理性质的文本创作。而实物掘藏则一般特指以发掘佛教教义为主，发掘法器等其他实物为辅的活动。实物掘藏的全过程分为：解读预言；掘藏前的相关仪式和掘藏三个阶段。实物掘藏在掘藏地往往会先发现装有所谓“黄纸”的容器，“黄纸”上有一千多年前的莲花生等佛教徒书写的“空行母符码”的神秘字符，它们或是藏文、或是梵文、乌仗那文，也或许是其它符号。据记载：生活在公元14-15世纪的著名掘藏师仁增郭顶木曾在西藏的扎桑山掘出一巨大的伏藏容器，容器内部分五个隔断，每个隔断内装有不同的黄纸和法器。掘藏师在发现黄纸之后，就要解读上面的符码，然后转写或还原成藏文，这便是伏藏教义或掘藏品。掘藏有“旧掘藏”和“新掘藏”两种派别。新掘藏兴起于19世纪，由大名鼎鼎的宁玛伏藏法王敦珠郎巴创立，旨在突破旧掘藏传统中那种机械地严格遵循仪式的做法， 在手段上进行了很大的创新。因此在掘藏过程中有很大的灵活性。敦珠郎巴留有八大菩萨化现之子，都是历史上有名的掘藏大师。旧掘藏是指在此前流行的掘藏传统，并且传承至今。
在掘藏品中既有经卷、法器、也有佛像、生活用品等其它实物，目前的许多藏文典籍， 包括历史的、宗教的、医药的和天文历算等都属于掘藏文本。仅19世纪编辑的《宝藏典库》中就收录了历史上的掘藏文献70多卷，数千函之多，其中所提到的掘藏师就有桑吉喇嘛、邬金林巴、仁增赫日桑哈等100多位。后来，藏族英雄史诗《格萨尔》的传承人们又将这种传统移植嫁接到史诗传统中，从而有了“格萨尔掘藏”。在《格萨尔》这一宏大的叙事文学中，除了叙事故事的文本性内容外， 又出现了与《格萨尔》史诗相联系的掘藏艺人。他们不仅掘出《格萨尔》的文本，还掘出格萨尔相关的文物：其中有武器、盔甲、法器、神像、化石等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