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南属明时期
简介安南属明时期（1407年─1427年），在越南被称为“第四次北属时期”（越：Thời Bắc thuộc lần 4/时北属𠞺4?）或“属明时期”（越：Thời thuộc Minh/时属明?），是越南（安南）被中国明朝永乐、洪熙、宣德三代皇帝统治的历史时期。在此一期间，明朝消灭越南胡朝，改称越南为“交趾”（当时国境相当于现今的中部及北部），扫平意图恢复陈朝统治的后陈朝势力，建立起府、州、县的中央直辖方式，采取移风易俗及推行儒学教化的政策。但明朝的统治激起越南人民反感及叛变，尤以蓝山豪族黎利最具影响力，并于抗明十年战争（1418年─1427年）后结束属明时期。后世历史学家，如中国郭振铎、张笑梅，指出明朝占领越南之举实属“非正义”，不过该时期里，中越两国的文化、经济、科技等方面的交流，对越南社会发展起到了一定作用。
明朝侵入越南背景中国明朝之所以发动侵越，与越南内部斗争有着密切关系。1400年，陈朝权臣胡季犛篡位，建立胡朝，改国号为“大虞”。不久后自称太上皇，由儿子胡汉苍即皇帝位。由于前朝陈氏原是向明朝称臣，世世受明册封，凭著篡夺得国的胡氏为免惹起明朝猜疑，便于1403年农历四月丁未遣使赴明，向刚起兵夺位的明成祖声称陈氏“宗嗣继绝，支庶沦灭，无可绍承。臣，陈氏之甥，为众所推”[1]，欲借此声称自己具有统治资格，要求明朝册封。明成祖派杨渤到越南观察后，当地陪臣耆老跟随他向成祖上奏称“众人诚心推𡗨权理国事”[1]，明廷一时再没有怀疑的理由，便封胡汉苍为“安南国王”。[2]
1404年农历八月乙亥，陈朝遗臣裴伯耆到明廷，控明成祖
诉胡季犛父子“弑主篡位，屠害忠臣”，要求明朝出兵“擒灭此贼，荡除奸凶，复立陈氏子孙”[1]；八月丁酉日，有一位自称陈氏子孙，名叫陈天平的人（越南史籍写作“陈添平”，《大越史记全书》称他的身份本是“陈元辉家奴阮康”[3]），从老挝入明，亦向明帝诉说胡氏篡位的经过，要求恢复陈氏统治。[1]其后，明成祖当着胡朝的来使面前，安排陈天平与他们会见，使一众来使都错愕下拜，甚至涕泣，适值裴伯耆在场，向来使责以大义，场面紧张。[4]明廷于是对越南政局多所干涉，派员查核实情，胡朝明白势不得已，唯有承认责任，要求“迎归天平”。[1]
另外，明越两国又因领土问题出现外交风波。1405年，广西省思明土官及云南省宁远州土官向明廷控诉，辖境猛慢、禄州等地被越南所占。为此，明廷于该年农历二月，遣使责难胡朝，要求取得禄州，胡朝便被迫将古楼等五十九村交给明朝政府。[1][2][3]
胡朝虽然愿意息事宁人，但两国关系仍然紧张。其后，胡朝所派到明廷的使节，都遭扣留，不许回国。明廷又派员入越，查探山川道路险要之地，以为日后南征的准备。[2]另外，胡朝的南邻占城，曾于1404年遣使入明，声称遭到胡氏“攻扰地方，杀掠人畜”，并进一步“请吏治之”，[1]这亦引起了明廷的注意。
不过，明成祖仍未敢轻言出兵。1405年年底，云南将领沐晟建议出兵，却遭明成祖反驳说：“尔又言欲发兵向安南。朕方以布恩信，怀远人为务。胡𡗨虽扰我边境，令已遣人诘问，若能摅诚顺命，则亦当弘包荒之量。”[1]至于陈天平的处置，明廷则决定送归越南，并要求越人“以君事之”，奉为国主。[1]越南方面，胡朝有感于对明关系紧张，亦积极防备，重编军制，在多邦城（陈仲金说位于山西省先丰县古法社）加强防守，于各个河海要处装插木桩陷阱，整顿军库，招募人民有巧艺者入伍。但胡朝君臣对明主战或主和，意见分歧甚大，有官员认为只好“从他（明朝）所好，以缓师可也”，左相国胡元澄则认为只决定于“民心之从违耳”，对明作战并无十足把握。[2][3]明军南下1406年，明朝派镇守广西都督佥事黄中领五千士兵（《大越史记全书》称领兵十万），护送陈朝“前国王孙”陈天平回越南（《明实录》把事件列在该年农历三月丙午；《大越史记全书》则列入农历四月八日）。当进入越南境内的支棱隘时，遇上胡军截击，明军不敌，陈天平及部份士兵被俘。陈天平经胡朝审讯后，被“处陵迟罪”。明成祖得悉后大怒，便“决意兴师”。[1][2][3]
同年年中，明成祖派总兵官朱能、左副将军沐晟、右副将军张辅、左参将李彬、右参将陈旭等领兵[1]（《大越史记全书》称共有八十万人，中国学者郭振铎、张笑梅认为可能有夸大[5]），分兵两路，开进越南的白鹤江会师，一边向越南腹地步步推进，一边发出檄文向越人呼吁胡季犛父子的行为是“肆逞凶暴，虐于一国”，并列出胡氏“两弑前安南国王以据其国”、“贼杀陈氏子孙宗族殆尽”、“淫刑峻法，暴杀无辜，重敛烦征，剥削不已”等二十大罪，又称明军的到来是“吊尔民之困苦，复陈氏之宗祀”[1]，以使民心动摇。果然，不少越人“厌胡氏苛政，罔有战心”，有助明军前进更为顺利。农历十二月丙申十一日，胡军的主力退守多邦城，明军亦看准该城位于河边，有较大面积的沙滩可供抢滩，于是分兵进攻，成功以火铳击退胡军象兵。其后，明军攻入越南的重要城市东都升龙，并大肆掠夺，“掳掠女子玉帛，会计粮储，分官办事，招集流民。为久居计，多阉割童男，及收各处铜钱，驿送金陵”。[1][2][3]占领越南1407年年初，明军攻破升龙后，向胡朝的首都清化继续前进，胡氏皇子胡元澄领军退守黄江（在今越南河南省的一段红河），与胡季犛、胡汉苍会合。明将沐晟则进驻木凡江（在今越南河西省，与黄江相接）预备出击。农历二月，沐晟沿江两岸击败胡元澄军，追击至闷海口（在今越南南定省），因军中爆发疾疫，明军移师到咸子关立塞备战。农历三月，胡军集合水步大军七万，号称二十一万，与明军爆发咸子关之战。结果胡军溃败，大批兵士溺毙于该处河流，无数船只及军粮沉没，胡氏父子败逃，最终在农历五月十一日在奇罗海口（在今越南河静省奇英县）被明军俘获，胡朝灭亡，领土被明朝占领。据当时的统计，越南土地人口物产资料为：府州四十八、县一百六十八、户三百一十二万九千五百、象一百一十二、马明占越南形势图
四百二十、牛三万五千七百五十、船八千八百六十五。[2][6]（※此一统计数字，按《明实录》记载的1408年农历六月的计算，则是“安抚人民三百一十二万有奇；获蛮人二百八万七千五百有奇，粮储一千三百六十万石，象、马、牛共二十三万五千九百余只，船八千六百七十七艘，军器二百五十三万九千八百五十二件。”[1]）
胡朝亡后，明成祖在农历六月癸未朔下诏，声称这次军事行动是为了越南原本的陈氏王室着想，“期伐罪（指胡朝）以吊民，将兴灭而继绝”，并打算对“久染夷俗”的越人“设官兼治，教以中国礼法”，以达致“广施一视之仁，永乐太平之治”。明廷又以陈朝子孙被胡氏杀戮殆尽，无可继承，于是在越南设置“交址都指挥使司”、“交址等处承宣布政使司”、“交址等处提刑按察使司”等官署，将之直接管辖。[1]
明朝在越南的统治地理建置1407年农历六月，明朝消灭越南胡朝后，声称为了回应当地官吏耆老“原复古郡县”的请求，便将之改名“交址”[1]，依照明朝内地的行政区划模式，设置都指挥使司、承宣布政使司、提刑按察使司等“三司”。接着，明廷在交址设十五府、三十六州、一百八十多个县，以及五个直隶布政司的州，分辖二十九县，在要地则设十一卫、三所，一市舶司。[5]户口管理明朝对交址人口，采取与内地相同的黄册制度来办理。官府把交址人丁的姓名、年龄和籍贯，记载到簿册，并按这些资料，制成证件，由人丁持有，以备官府查核。若发现某人的证件与簿册所载不符，便须抓去当兵。
明人官府的薄册，会登记交址境内每一里（在乡村，则设立里甲制，以一百一十户为一里，十户为一甲，里有里长，甲有甲首）、一坊（城市）及一厢（城郊）的所有丁数及田数。孤寡残疾者则另用称为“畸零”的簿册来登记。这些簿册又会在卷首绘画地图。簿册编制完毕后，即抄成一式四份，一份黄色封面的交到中央户部，其余三份封面为青色，交给交址承宣布政使司及各府、县保存。每十年更新田丁的数目。[2]经济赋役明朝对交址采行多项税务及赋役制度。负责征收的官员，在府州县有税课司、河泊所副使等，另外有本场局使副等名目。1414年，明廷规定交址每亩田征粟五升，植桑沙每亩征丝一两，每一斤丝征绢一匹。明政府又设盐税，交址人民每月煮盐若干，送交提举司收藏，待承宣布政使司检验后，才可发卖。若私煮或私卖，则会被判罪。
明朝又加紧开取交址资源，运回中国。凡是金银矿产，都设官督民开采。在山林地区，令人民寻找象牙、犀角。在海滨地区，令人民到下海采集珍珠。另外，土产如胡椒、香料，以及珍禽异兽如鹿、象、龟、雀、猿、蛇等，都大肆搜刮，以带回中国，以致民不聊生。[2][7]文教及选拔明朝政府在交址开设学校，访求有在儒学、医术、僧道方面有才能的，都委以官职，并使之教授有关才艺。而在交址人的学习课程方面，明廷把中国儒家典籍中的《四书五经》、《性理大全》等书颁发给各州县做读本，并派僧道传布佛教、道教。[2]
对交址知识份子，明廷在占领之初便致力招揽。如在1407年农历六月癸卯，明成祖向交址总兵官张辅等下令，将该地“怀才抱德、山林隐逸、明经能文、博学有才、贤良方正、孝弟力田、聪明正直、廉能干济、练达吏事、精通书算、明习兵法、武艺智谋、容貌魁伟、语言便利、膂力勇敢、阴阳术数、医药方脉之人，悉心访求，以礼送赴京擢用。”[1]后来更制定了岁贡生进入国子监的措施：起初规定府学每年两名入选，州学每两年三名入选，县学每年一名入选。后来改为：府学每年一名入选，州学每三年两名入选，县学每两年一名入选。由承宣布政使司、提刑按察使司及府州县地方官员负责，安排生员在入选后第二年的农历正月一日进京朝觐。至于入选为岁贡生进入国子监的条件，则是“不拘入学年月浅深，择有学行者”。[2][7]习俗风尚及社会民生明朝统治交址期间，曾实行与越人习尚及生活有关的措施。按越南史家陈仲金的说法，明廷是企图“使安南人同化于中国人”。[2]不过，其若干措施，亦如中国学者郭振铎、张笑梅所说，是“稳定社会秩序”具体情况是：
祭祀：1414年农历九月，下令设立文庙、风云、山川等神坛壝，依时进行拜祭。[2][7]
衣冠服饰：1414年农历九月，男女不许剪发，妇女必须穿短衣长裙，与中国衣冠制度相同。[2][7]
民众待遇：在战事中死亡的将士民众，均予以妥善安葬；年迈有声威者，给以礼遇；鳏寡孤独无依者，设养济院收容。又对被胡朝迫害惨死的陈朝贵族，给以追赠谥号及修理坟墓。[1][5]驿站制度1415年农历十月，明廷听从总兵官张辅的建议，从中国钦州地区至东关城（今越南河内）一带，建立驿站系统。于是，明政府于东关城至慈山府嘉林县（今越南北宁省嘉平县）设置马驿；另外，明政府又在至灵县（在越南清化省）、东潮县（在越南海阳省）而到与中国钦州接壤的万宁府，设置水驿，以便公文传递。[2][7]兵制1416年，明总兵官张辅在交址抽调人民当兵，方法是：在设有卫所的地方，每户抽三丁当兵，而清化以南，因人口较少，每户只抽二当为兵。在没有设立卫所的地区，则在险要处设立堡栅，由民兵负责把守。[2][7]
越人起事抗明原因中国明朝攻占越南不久，越人便奋起抵抗，虽然多次遭明军平定，但起兵潮流仍此起彼落，持续了二十年，最后更成功驱逐明人。越人之所以要发动抗明，越南近代史家陈仲金简单归纳为两点：“陈朝宗室还有人企图恢复旧业，况且我国尚有许多人不愿做中国的奴隶”。[2]详细而言，则有如下因素：
明朝官府的压迫：明廷在越南实行的统治措施当中，无可避免地扰乱了越人的生活，加上派往越南的官员，往往以高压控制，使当地人大感困苦，《明史》记载“交人（越南人）苦中国约束，又数为吏卒侵扰，往往起附贼，乍服乍叛。”[8]较显著的例子是侵渔当地百姓的中官马骐，连交址承宣布政使司也无法禁制，“马骐贪暴，洽不能制，反者四起”；[9]“中官马骐以采办至，大索境内珍宝，人情骚动，桀黠者鼓煽之，大军甫还，即并起为乱”，但是明政府仍不恤当地民情，刑罚严酷，使起事者有增无已。[10][11]抗明势力之一的清化蓝山豪族黎利，曾忆述他的起兵，本是不得已地被明人迫出来的：“及其（明朝）贼虐愈甚，民命弗堪，凡有智识者，皆被其害。朕虽罄家所有以奉事之，冀其免祸，而彼害朕之心曾不少恕，义兵之举，朕实出于不得已焉耳。”[12]
陈朝支持者的企图恢复旧业：1407年十月，明朝灭胡朝后不久，便有简定帝陈頠的起兵，务求“兴复陈室”，历史上称为后陈朝。[6]到重光帝陈季扩领导时，更是“豪杰从风响应”，声势浩大。[13]
民族因素：越共学术机关越南社会科学委员会提出，越人起义抗明与民族气节有关，“我国（越南）人民仍然保持了象征著民族的崛起和自豪的英雄气概。从明军侵犯我领土、践踏民族独立的时候起，我国人民就在全国各地拿起武器跟敌人进行了激烈的斗争。”[14]到后来黎利得胜后发布的《平吴大诰》，便提出中越本为两个不同的国家：“惟我大越之国，实为文献之邦。山川之封域既殊，南北之风俗亦异。自赵、丁、李、陈之肇造我国，与汉、唐、宋、元而各帝一方。”此种概念，成为越人起兵抗明的动力之一。[12]陈氏遗裔起事1407年，明军占据交址后，访求陈氏子孙，但近代越南学者陈仲金却认为这只是故意欺骗，以便杀害，因此无人敢出。到该年的农历十月初二，陈頠（旧号简定，据越南史载是陈艺宗的次子）在谟渡（在今越南宁平省安谟县安谟村）与陈肇基起兵，自称“简定帝”，建元兴庆，是为后陈朝，在乂安、化州一带活动，曾降明军的邓悉改投陈頠，于是军势逐渐强大，更于1408年农历六月的日丽海口之战击败明军，收复了乂安以南的国土，这令交址的明人官署感到难以收拾，向明廷上奏“逆贼简定、邓悉等聚众，请益兵剿之。”[1]到农历十二月中，陈頠会合顺化、乂安、清化等地军队，准备进攻东都。明廷派大将沐晟与都指挥使司吕毅所率领的四万云南兵讨伐，并在逋姑杆（在今越南南定省）与陈军爆发激战，结果明军大败，吕毅战死，沐晟退至古弄城（在今越南南定省懿安县平格村）。陈頠正想乘胜追击时，被邓悉劝阻，于是后陈朝发生内哄，邓悉被诛，邓悉之子邓容到清化，并找到陈艺宗之孙陈季扩，于支罗县（在今越南河静省）尊立为帝，年号重光。其后，陈季扩乘着陈頠忙于跟明军作战之机，俘掳陈頠，尊为太上皇，以图一同抗明。
明廷调兵遣将，务求镇压交址的动乱。1409年农历二月，派张辅为总兵，王友为辅，率军进入交址救援。张辅先追击陈頠，于美良县将之擒获，俘送金陵。陈季扩则逃回乂安。张辅军所到之处又多行杀戮，甚至积尸为山、抽肠系树、煎肉取膏、炮烙为戏等等，尚生存的则被掠为奴婢而转卖。
1410年以后，陈季扩军与明军周旋后，始终无力抵御，向明廷求封请和又不被接纳。1413年农历四月，张辅军攻打乂安，陈季扩军缺乏粮食，残存者仅十分之三四。最终，张辅攻破化州，陈季扩潜逃不遂就擒，被押解燕京途中投海自尽。后陈朝告终。[2][6][7][13]
民变蜂起除陈氏遗族的反明抗争外，尚有其他多股起事势力，情况如下：
安南属明时期起事势力起事战况同墨
1410年，清化人同墨自称“掳掠将军”，曾击破明军，俘获明军指挥，并获陈頠授任“清化郡府管”，但最终亦溃散。
阮银河
势力较次于同墨，但“亦诸豪之尤者”，最终亦溃散。
黎蘃
清威人黎蘃杀明军都司卢旺，据慈廉县，明人愄惧，后来溃散。
黎康
清潭人，拥众拒敌，最终溃散。
杜桧、阮嚣
长安人，拥众拒敌，最终溃散。
红衣起义军
起源于太原省的小数民族起义军，常常身穿红衣，开始活动于1410年。“红衣”起义军后来扩大到越南北部、西北部和清化省及义安省山区，对明政府所造成的损失甚大。据《明实录》所载，到1426年农历三月，太原、宣化二府仍有一批“红衣黑胸”，号称“红衣贼”的抗明起事部队（明人称这与“交址宣化、嘉兴等府贼首周庄等纠合云南宁州红衣贼”有关而且太原、宣化邻近云南的宁远州），每当明军征讨，便逃入山林，明军撤去便再出来继续行动。
陈月湖
在清化磊江纠合“蛮人”起事，自称月湖王，1415年农历十月被明军击败俘获，送到南京处死，余党郭元庆相继被歼灭。
阮贞
阮贞等人在陆那县地区起事，1417年农历闰五月被明军平定，处死。
黎核、潘强等
顺州人黎核、潘强、土官同知陈可论、判官阮昭、主簿范马缓、千户陈恼、百户陈吾侪、南灵州判官阮拟、左平县知县范伯高、县丞武万、百户陈巴律等起事，参与人数达千余人，1417年农历六月被明军所平。
杨进江
1417年农历十月，杨进江在北昼等寨起事，遭明军平等，杨进江等被处斩，余众溃散。
潘僚
1419年农历七月，乂安知府潘僚（亦为当地人）因明政府逼取金银，便起兵包围乂安。后来被明将李彬击败，逃到哀牢。（《明实录》称事件发生于农历八月，又称潘僚失败后到玉麻州投靠当地土官，被李彬遣人追捕）其后，潘僚于十一月集合“红衣贼”千余人对抗明军，战败，逃入老挝。
范软
1419年农历十月，范软等在俄乐县巨勒册聚众起义，被明军击破，处斩范软。
陈直、武贡等
1419年农历十一月，乂安府偈江县地区的陈直自称“金吾将军”，与“红衣贼”联合起兵。另外，该县的淘金户武贡、耆老黄汝典，以及丘温县人农文历、武定州人陈大果、快州人阮特、善誓县人吴巨来均起事反明，不久被明军剿捕。
郑公证、黎行等
1419年农历十一月，郑公证、黎行、范善、阮持、阮多构、陈芮等，见东关城（即东都）防守薄弱，一同起兵，但均被明将李彬所败。
陶强
1419年农历十一月，嘉林州善才县人陶强起事，曾一度打败明军，但最后亦被李彬遣将击破，最终，陶强被明军擒杀。
丁宗老
1419年农历十二月，建平府大湾县丁宗老等起兵，不久被明军所平。
范玉
安老县（在今越南海防地区）涂山寺僧人范玉聚众起兵，自称“罗平王”，建元“永宁”，建置官属，于东北沿海一带活动。1419年农历十二月，明军击破范玉军队，范玉脱走。
黎饿
1420年农历六月，出身家奴的黎饿，在谅山一带诈称陈睿宗玄孙，纠合数万人起兵，自称“天上皇帝”，改元“永天”，攻打昌城、平滩栅等地。后来被明将李彬以大军击败，黎饿逃去，不知所终。
黎利起义、属明终结1418年农历正月，清化梁江蓝山乡的豪族黎利发动起义，自称“平定王”，盘踞该地与明军对抗。明军征讨数年，还未能将之消灭，便尝试采取利诱策略。据《大越史蓝山起义的领导人物黎利
记全书·本纪实录·黎纪·太祖高皇帝》的记载，1423年农历四月，明将陈智、山寿等给黎利军送来大批牛、马、鱼、盐，及谷物农器，目的在于招诱黎利。黎利亦派人赠送金银回礼，并暗中作出防范。明军了解到黎利不愿妥协，便扣留黎军来使，此举反令黎利更坚定信念，“帝怒，遂绝之，将士发愤，皆誓死战”。[2][12]
1424年，黎利听从少尉黎只的建议，制定了“先取茶隆（在今越南乂安省），略定乂安，以为立脚之地，资其财力，然后返斾东都”的方略，在越中地区日渐坐大，包围西都，进占顺化、新平等地，明廷也不得不多派兵员赴越增援。1426年，黎利军进迫河内，明征夷将军王通会合十万大军迎敌。农历十月，在崒洞之役（又作𡨧洞。《明实录》记载战事发生于农历十一月，《大越史记全书》则记载在农历十月）中，王通拟定设置伏兵，引诱黎利军队，但因军中的侦察人员被黎军所擒获，因而早有准备。黎利军便故意引诱明军，时值大雨滂沱，道路难行，明军遭黎利军四面夹击而大败。据《大越史记全书》所说，此役中明军阵亡者有五万余人，被俘者万余人。[2][12][15]
明朝征夷将军王通在崒洞之役大败后，便争取机会重整军力，又佯作与黎利议和。黎利明白这一点，便继续进兵，攻取东都（河内）附近城池。到1427年正月务求把一部份明军部队围困在内，使之孤立无援。明廷派柳升（越南典籍作“柳升”）再加兵十万前来增援。柳升抵达边境时，黎利曾要求“罢兵息民，立陈氏之后主其地”，唯柳升没有即时处理，只把信函原封不启，送交明廷，自己则领兵再战。黎利军则采取诱敌深入的方法，在支棱之役中击杀柳升，明军又遭黎利军从各路进攻，陷于总溃败的状态。[2][12][15]
明征夷将军王通见援兵战败，知道大势已去，便与黎利议和，并向明廷通知实况。明宣宗皇帝亦考虑到“数年以来，一方不靖，屡勤王师”，[15]便允许撤兵。黎利得胜后，就发布阮廌所起草的《平吴大诰》，称他自己的抗明斗争是“仁义之举，要在安民，吊伐之师，莫先去暴”；提出中越两国是“山川之封域既殊，南北之风俗亦异”，因而有必要脱离明朝统治，自行建国，于是建立后黎朝。[2][12]
其后，1431年农历正月五日，黎利接受明朝册封，安南从此朝贡不绝。[2][12][15]
属明时期的中越交流书籍文献的流传越南在属明期间，中越两地的书籍，因明政府的政策关系而有所流通。明廷下令将《四书五经》、《性理大全》等中国思想文化要籍颁行交址各地，以供人民学习。[12]另外，明朝政府又曾将一批越南书籍文献带到中国。这批文献的情况见如下表：
作者著作李太宗
《刑书》三卷
陈太宗
《国朝通礼》十卷，《刑律》一卷，《建中常礼》十卷（范宏科指出《建中常礼》实际应为一卷），《课虚集》一卷，《御诗》一卷
陈圣宗
《贻后录》二卷，《箕裘录》一卷，《诗集》一卷
陈裕宗
《陈朝大典》二卷
陈仁宗
《中兴实录》二卷，《诗集》一卷
陈明宗
《诗集》一卷
陈英宗
《水云随笔》二卷（范宏科指出《水云随笔》其实早在陈英宗临终前已焚毁）
陈艺宗
《葆和殿余笔》八卷，《诗集》一卷
陈兴道
《兵书要略》一部，《万劫秘传》一部
朱文贞
《四书说约》一部，《樵隐诗》一集
威文王陈国遂
《岑楼集》一卷
昭明王陈光启
《乐道集》一卷
司徒陈元旦
《冰壶壑集》一卷
阮忠彦
《介轩诗集》一卷
范师孟
《峡石集》一卷（范宏科指出，《峡石集》应为《峡山集》）
陈元璹
《菊堂遗草》二卷
胡宗鹜
《讨闲效颦》一卷，《越南世志》一部，《越史纲目》一部
黎文休
《大越史记》三十卷
阮飞卿
《蕊溪诗集》一卷
韩诠
《披砂集》一卷
李济川
《越甸幽灵集》一卷
※ 以上各项，参见《钦定越史通鉴纲目》正编卷之十三、陈仲金《越南史略》第三卷第十三章，以及明峥著、范宏科译的《越南史略》。工、商及技术的交流明朝统治交址时，曾吸纳当地的技术人员。1407年农历九月癸酉，交址总兵官张辅遣送当地“诸色工匠”七千七百人入明。[1]在1413年农历正月，明政府选取匠人，携同其家眷送到燕京，负责造船。二月，明政府招揽商客，将粟航运到中国广东、福建、浙江、四川、云南等地售卖。[13]
在明廷吸纳的技术专才当中，还包括越南胡朝的皇子胡元澄。胡元澄曾替胡朝领兵作战，在火药及武器方面有较深的认识。据《明实录》的记载，胡元澄被俘到明廷后，得到明成祖的赦免，并获“授以官，督造兵仗局铳箭、火药”。[16]《明史》亦记载了明廷得到新的火炮技术后加以应用的情况：“至明成祖平交阯，得神机枪炮法，特置神机营肄习。制用生、熟赤铜相间，其用铁者，建铁柔为最，西铁次之。大小不等，大者发用车，次及小者用架、用桩、用托。大利于守，小利于战，随宜而用，为行军要器。”[17]
胡元澄为明朝政府效力，推动了火器军事的发展，获得明人的肯定，甚而尊之为“火器之神”。[18]
属明时期的历史意义在越南，古今大都把属明时期视为一个乱世及亡国阶段。如《平吴大诰》便历数明朝的罪状是“狂明伺隙，因以毒我民。恶党怀奸，竟以卖我国。焮苍生于虐焰，陷赤子于祸坑。欺天罔民，诡计盖千万状。连兵结衅，稔恶殆二十年。败义伤仁，乾坤几乎欲息。”[12]后黎朝史家黎嵩阮廌《平吴大诰》
说当时是“明人肆虐，生民涂炭，未有甚于此时也。”[19]越共学者亦认为明朝统治时越南“国土遭到蹂躏、社会受到箝制、人民的生活和人格遭受践踏”，但这段饱遭外侮的历史，也唤醒了当时的越南人民认识到自身正“面临着一场十分严峻的考验。这就是祖国的存亡、民族的独立、人民的生存权利和人的尊严”。[14]
中国学者郭振铎、张笑梅则提到“明朝对安南的占领是非正义的”，但同时亦指出，“明朝在安南二十余年里，推行中国的封建中央集权政治制度、封建经济模式以及科技文化等，均对安南封建社会的发展起重大作用，这是无法否认的客观事实。”[5]
对于中国明王朝而言，占领安南时适值是郑和下西洋的年代，《明史》就提到占领安南有助于招俫诸国：“是时，交阯已破灭，郡县其地，诸邦益震詟，来者日多。”[20]不过，明王朝亦为占领安南付出了一定的代价，学者陈学霖便提到明成祖罔顾明太祖把安南列为不征之国，将之占领后所带来的问题：“永乐帝不顾这种祖训，错误地认为安南的内部事件威胁着明帝国的安全，于是他想把安南并入帝国的版图。这一决定造成了明代初年政治上和军事上最大的灾祸。”[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