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江口海战
战争简介白江口海战
白江口海战，是中日之间的第一场战争。这场战争爆发于663年，是中国唐朝、新罗联军与日本、百济联军发生的一次海战，战役以唐、新罗联军的彻底胜利和百济的灭亡告终。
战争背景唐高宗即位后，新罗联唐的战略意图已经十分明显，频频遣使入贡，或遣王子入卫。百济恃高句丽之援，不但屡屡侵犯新罗，还断绝了对唐的通贡。恰在此时，日本使节来唐朝贡将要回国。唐高宗便赐倭王玺书，要他援助新罗。高宗不了解，日本与百济关系原本胜于新罗，自然不可能援助。660年，唐高宗见屡次劝谕无效，便决定一揽子解决朝鲜半岛问题的方案，战略方针是先灭百济，然后形成南北合围高句丽之势。于是命令左武卫大将军苏定方率军13万讨伐百济。苏定方引军自山东成山渡海，从海路进逼百济，新罗王也出兵助唐。很快唐罗联军就攻陷了百济王城，百济因此被灭。
百济贵族一部分投降唐军，另一部分不甘灭亡，企图收复故国。百济王室鬼室福信坚守周留城，抵抗唐军。为进一步发动民众，鬼室福信遣使赴日迎取在日本做人质的王子扶余丰回国即王位，同时向日本求援。当时正值日本执政的改革派遭遇政治危机，需要参战来转移危机；另，唐克百济也使日本进入朝鲜半岛的梦想可能永无实现之日。考虑到这两点因素，日本决定接受百济贵族的要求，遣师赴百济。
661年正月，倭王齐明帝率领数万军队亲征，西行至九州时却突然病逝，太子中大兄回京即位。几个月后，新即位的天智帝派阿昙比罗夫为前将军，阿倍引田比罗夫为后将军，统帅大军开赴百济。9月，倭王又派狭井槟榔率军5000，护送百济王子扶余丰回国即王位。在此之前，鬼室福信围攻留守百济王城的唐朝刘仁愿的军队，唐将刘仁轨率唐军与新罗联军联合抵御夹击，鬼室福信退却。高句丽担心鬼室福信的失败使它腹背受敌，便迫不及待地派使敦促倭军迅速开赴战场，与唐军作战。于是，倭军于663年开始进攻新罗军，很快夺取了沙鼻岐、奴江二城。日本的直接参战，使得朝鲜半岛出现了以唐朝与新罗为一方，对阵高句丽、百济和倭国的局面。
当时，唐军在朝鲜半岛南北皆用兵，北方的唐军主力在苏定方的率领下正围攻平壤城，久攻不下，呈胶着状态。南方由于日军的介入，胜负的天平顿时向日军和百济军方面倾斜。这引起了南方唐军将士的恐慌。恰逢此时唐高宗诏令刘仁轨与新罗协商，尽快先解决北部与高句丽的战事，然后再挥师南下解决百济与日本的联军。然而刘仁轨却不这么认为，一则南部唐军本来人数就不多，北上对高句丽不会增加多大的威胁，况且后面有鬼室福信追击，恐怕一撤即溃；二则他当时已看出鬼室福信飞扬跋扈，功高震主，扶余丰不会容忍，预言百济将有内讧发生，此时应该静观其变。后来事件的发展，也正如刘仁轨所料，百济确实发生了变乱，国力受到了严重的削弱。
海战简要经过日本为了增加在朝鲜半岛南部的对抗的力量，在发动对新罗军队的进攻后不久，遣往百济的水军也跟着从海路赶来参战。百济王扶余丰听到此消息后，非常高兴，让王子和先前到达的倭军一同守卫周留城，自己则率军亲赴白江口迎接日本水军。正巧此时刘仁轨向高宗请求的唐朝援军也到了，唐军士气因此大振。诸将商讨攻击重点，最后决定唐罗联军兵分两路，由刘仁愿等率军自陆路进发，刘仁轨等则率水军从白江口溯江而上，夹击周留城。
663年9月，刘仁轨所率唐军170余艘战舰准备从白江口溯江而上时，遭遇了已经先期来到江口的日本水军。当时日本水军虽有船只千余艘，却船小不利于攻坚，而唐军战舰数量虽然不多，却高大结实。结果一个回合下来，日军便败退了。
唐军没有追击，而是摆下阵势，继续严阵以待。日军诸将计议，只要充分利用他们船多势众，一拥而上，全力进攻，便一定能迫使唐军后撤，然后再乘胜追击。于是，日本水军也不讲究战斗队形，便蜂拥冲向阵形齐整的唐朝水军。唐舰八字摆开，布下口袋阵，任由日军冲向本方腹部。须臾之际，唐舰马上左右合拢，将日战船围困其中，居高临下，展开攻击。日本水军被困于狭窄区域，舻舳相撞不得回旋，只得引颈就戮，军士落入水中溺死者不计其数。
此后，唐日水军又数次交战，但日军每战皆败。白江口之战，唐军一共焚毁日本战船400余艘，杀敌不计其数，海水尽皆染红。日本水军惨败消息传至周留城，守城的百济王子率军投降，百济自此彻底灭亡。日本陆军赶忙从周留城及其他地区撤退回本国。
唐日白江口海战后，既彻底灭亡了百济，又打击了日本的扩张野心。自此次日本失败，直至丰臣秀吉入侵朝鲜，日本未曾再向朝鲜半岛用兵。
战争详细经过在经过贞观之治后，唐朝的国力开始迅速得到增强。唐太宗开始屏弃了昔日“四夷自服”的外交政策，转而采用强硬的对外扩张政策。
贞观十九年（公元645年），乘高句丽国内政变之机，唐太宗亲率十万大军进击。高句丽举国一致奋勇反抗，唐军进展并不顺利。但高句丽的国力因之而大大削弱，从而减轻了对新罗的压力。但百济在唐军进军高句丽期间，并没有停止进攻新罗的军事行动，相反又连夺十数城，从而切断了新罗赴唐的贡道。这时，太宗病逝，唐遂从高句丽撤兵。
高宗即位后，接到新罗的急报，并未出兵，而是循太宗旧例，赠百济国王玺书，令其退还所夺新罗城池。此时，正逢倭国使臣来朝，高宗于是赠倭王玉玺书，令其援助新罗。但是，唐高宗并不了解，倭国与百济关系原本就胜于新罗，加上公元653年8月百济与倭国“通好”之后，关系就更加密切，因此根本不可能援助新罗。百济见太宗出兵高句丽也不曾有什么实质性成果，因而置高宗玺书于不顾，进而再次联合高句丽出兵新罗，于永徽六年（公元655年）再夺新罗三十余城。
新罗告急，高宗决意于显庆五年（公元660年），派左卫大将苏定方统水陆军十三万出兵百济，以解新罗之危。苏定方大军从成山（今山东荣城）由海路出发，进军百济，船帆千里，随流东下。新罗武烈王闻讯既率军五万与唐军会师，显庆五年（公元660年）七月，百济为唐、新联军所灭。苏定方留郎将刘仁原等驻守百济王城，自押俘虏回国。
百济即亡，但百济将军武王从子鬼室福信与浮屠道深等人率部死守周留城，誓死抵抗唐军。同时，鬼室福信为迎回以前赴倭国为人质的王子扶余丰回国即王位，谴使去日本，同时向倭国乞师求援，并献上战争中俘虏的唐军百余人，倭王将此百余人安置在美浓国不破、片县二郡，这里也就是今天位于本州中部的歧埠地区。后来日本将元日战争中的俘虏都称为“唐人”，大概就源于此吧。
百济的覆灭，对倭国的来说，也是极其重大的损失。如果听任百济亡国，则倭国在朝鲜半岛上的势力，将被全部清除。齐明七年（公元661年）正月，以倭王亲征的形式，向百济发兵数万。倭王齐明帝随军西征到九州，突然病逝于朝仓宫，太子中大兄回京素服称制，是谓天智帝。齐明帝之死，并没有动摇倭国出兵百济的决心。八月，另派阿云比罗夫等为前将军，阿倍引田比罗夫等为后将军，统帅全军开赴百济。九月，新倭王天智帝派狭井槟榔等率军五千护送王子丰回国，至百济境，鬼室福信等前来迎入周留城，即王位。
唐高宗在出兵百济获胜后，于龙朔元年（公元661年）四月，遣仁雅相、苏定方率军进攻高句丽。高句丽与鬼室福信联合，共同抵抗唐军。鬼室福信率军曾一度围困刘仁原军于百济王城，但遭刘仁轨与新罗军夹击，被迫撤军，遂解围城之危。高句丽惟恐鬼室福信兵败，使本国遭南北夹击，因而也谴使于公元662年三月赴倭乞师，敦促倭军迅速开赴战场，与唐军作战。决心参战的倭王政府，遂命令百济战场的倭军立刻投入战斗。公元662年六月，倭前将军上毛野稚子等率军二万七千人进攻新罗，夺取沙鼻歧、奴江二城，使新罗与唐军的联系通道受到威胁。
这时的战争形势已非常微妙，朝鲜半岛形成南北两个战场。在北方战场，高句丽与唐军基本形成了对峙的局面，由于地形限制的缘故，唐军的进展始终不大。而在南方战场由于倭军的介入，战争形势已经转向倭军和百济军方面了。唐军兵源在南方得不到补充，虽然唐军与新罗的联军的还未遭到败绩，但总体上已经开始居于守势。但是不久，百济发生聚变，栋梁大将鬼室福信功高震主，不容于百济王扶余丰，以谋反之罪被杀，百济国人心思动，其战力受到极大的削弱。
公元663年八月初，倭国援军将至，百济王丰率部分军队自周留城赴白江口（今锦江口）迎接。白江口系高丽半岛上的熊津江（今韩国之锦江）入海处形成的一条支流白村江的入海口。周留城则有百济王子及倭军联合守卫。这时，唐右威卫将军孙仁师率七千援军与刘仁轨会师后，分兵两路进攻周留城。刘仁原、孙仁师以及新罗王金法敏统帅陆军，从陆路进攻周留城。刘仁轨、杜爽率领唐水军和新罗海军从熊津进入白江口，朔江而上夹击周留城。八月十三日，刘仁原所部进逼周留城外围。而百济则因鬼室福信之死，士气极其低落，尽管有倭军相助，但还是难以抵抗唐军的进攻。周留城周围的城池，逐一被唐军攻克，百济守军相续投降。但周留城外的任存城地势险要，为周留之扼口，将军克死用兵，唐军围攻三旬依旧不曾攻克，周留城因此得以保全。
659年，百济在日本的支持下进攻新罗。新罗几乎被灭。新罗求援于唐。唐高宗决定抗日援朝，“唇亡齿寒”是他最早说出的。他派大将苏定文率军十三万东征百济。新罗派五万精兵接应。唐、济联军迅速进击，百济大败，百济王义慈和王室成为俘虏。其子逃脱后，召集残军，向日乞援。日本得到这个与大唐较量的机会，上下兴奋无比，当时在位的齐明女皇赴九州，欲亲自指挥与大唐的战争。只是在途中病故而亡，不得一展女性绵密的战略心思，出征未捷身先死，日军遂也止步不前。
又过了几年，看着百济好端端一个国，就这样给中国人灭了，遗民屡屡哭诉哀告，日本恻隐大动，勇武道义被激发，决定支援百济复国。这个物产当时并不丰饶的倭夷之国，拿出了“矢十万，丝五百斤，绵一千斤，布一千端，苇一千张，稻种三千斛”支援百济遗民复国，随后又派军队渡海驰援。
在刘仁原率军向周留城进军的同时，刘仁轨率唐和新罗海军驶向白江口，企图朔江北上进逼该城。当刘仁轨所率海军驶抵白江口时，日本海军也抵达朝鲜南端的白江口，正好碰上刚刚赶来的大唐和新罗的水军。两军在白江口对峙。当时日军有战船四百余艘，新罗和唐只有一百七十余艘，兵力上也是日军人众，于是气焰干云，颇轻看大唐水军。日本统帅放言：“此一役或可让中国军知天朝神威”。
倭船千艘，停在白沙，百济精骑，岸上守船”。刘仁轨立刻下令布阵，百七十艘战船按命令列出战斗队形，严阵以待。
公元663年八月二十七日上午，倭军战船首先开战，冲向唐军水阵。由于唐军船高舰坚利于防守，倭军船小不利于攻坚，双方战船一接触，倭军立刻处于劣势。倭军的指挥员慌忙下令战船撤回本队，其指挥互相计议说：“我等争先，彼当后退。”遂各领一队战船，争先恐后毫无次序地冲向早已列成阵势的唐海军。倭军坐井观天，妄自尊大，竟然认为将智兵勇，唐军见之，必然自动退去，于是浩浩荡荡地闯进了唐军的埋伏圈。唐军统帅见倭军军旅不整，蜂拥而至，便指挥船队变换阵形，分为左右两队，将倭军围在阵中。倭军被围，舰只相互碰撞无法回旋，士兵大乱。倭军指挥朴市田来津虽然“仰天而誓，切齿而衅”，奋勇击杀，直至战死，但亦无力挽回战局。不过片刻之见，倭军战败，落水而死者不计其数。《新唐书》记载：唐军与倭军海战，“四战皆克，焚四百船，海水为丹。”百济王先在岸上守卫，见倭军失利，乘乱军之际，遂逃亡高句丽。
第一日的水战，两军战船相撞，日本的竹木船多不敌唐军的松木巨船，隔船相战，日本的倭刀虽锋利，也难敌唐军的长矛勾枪，结果日海军人船多有损伤。一晚无话，大概大唐海军中有高人挑灯夜读，想起三国时吴蜀联军火烧赤壁的战法，第二日，唐朝和新罗的舰船阵中，突发火箭（燃火的矢箭），日本海军促不及防，四百多艘战船皆被焚毁。兵卒在船上奔突嚎叫，跌撞践踏，大多士兵跳入滚滚江水中溺水而亡。未死的日本残军皆跪在岸边向唐军投降。
到底是天国盛唐时，唐军以少胜多，兵民士气如虹，相比之下，日人那视人视己的生命都如草芥的、令人胆寒的武士道还没诞生，剖腹亦不盛行——可惜这种日本军人争相乞命的景象在后世再也看不到了。百济国也随着日本海军的覆灭而彻底灭亡。
唐海军白江口大捷的消息传到周留城，九月七日守城的百济王子余忠、胜忠等率守军投降。倭国陆军忙自周留城及其他地区撤离，百济境内倭军集结于以礼城，于九月十九日撤回本国。
战争影响唐倭海军白江口之战，结束了新罗与百济间的长期纠纷，同时使倭国受到严重打击。
高句丽让唐帝国给灭了，百济让唐帝国给灭了，日本让唐帝国撵走，剩下以中国后裔为主的新罗统一了整个朝鲜半岛。唐帝国还把自己的疆界一直扩到朝鲜北部，在平壤设立安东都护府。唐太宗临终前欣慰：隋朝三次征高丽大败而归，而我完成了东扩大业。
倭国失败的直接后果是，停止了对朝鲜半岛的扩张，大约在千余年之内，未曾向朝鲜半岛用兵。另一方面，唐灭百济，五年之后灭亡高句丽，与唐友好的新罗强大起来，逐渐统一半岛。
中日第一战倭国的惨败给予日本的自信心以极大的打击，此后十年间，日本采取守势，在本州西部和九州北部大量增筑烽火台，布置重兵防守，闹到人心惶惶。然而，唐在帮助新罗统一了朝鲜半岛后，却并未向日本本土出兵。日本也由此认识到自身的不足，打开国门，积极向唐朝学习先进的生产文化，巩固了“大化改新”的辉煌成果。《日本通史》写道：日本“白江口海战的惨败，大出天智天皇为首的贵族集团的意料之外。精神上由信心百倍与唐抗衡的亢奋状态，一下子堕入了一筹莫展的境地。”唐朝的一举一动，都会使日本举国感到惊恐。生怕大军压境。就是在这种惶恐的局势下，天智天皇积忧成虑而死。
白江口海战的胜利，彻底粉碎了日本侵入朝鲜半岛的野心，日本天智天皇深恐唐军进攻本土，自公元664年开始，在国内耗费巨资，修筑了4道防线，此后日本调整对外政策，向唐朝臣服，开始以中国为师，谋求自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