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明方
马明方(1905～1974)乳名罗增，号济民，曾用名马汝舟。陕西米脂人。1925年春考入绥德省立第四师范学校，5月参加声援西安学生的驱吴(新田)斗争。6月，上海“五卅”惨案的消息传到陕北，马参加了该校的声援游行。同年秋，经马瑞生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1926年春，先后任中共四师小组组长、支部书记。10月，被派到西安国民军史可轩部做兵运工作，随史部南下。西安解围后，被分配在联军驻陕总司令部政治保卫队二营任政治指导员。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马返回陕北，在横山县响水堡小学，以教师的公开身份继续领导革命斗争。不久，任中共横山区委书记，1929年1月调任中共绥德北区区委书记。在白色恐怖中，他一身农民装扮，剃着光头，深入农村，秘密联络同志，进行艰苦的革命发动工作。在他的努力下，恢复了中共在横山和绥德北区的基层组织。此后，又担任中共镇川区委、米脂区委和中共米(脂)佳(县)镇(川)中心县委书记，组织领导农民打土豪、分田地，开展土地革命。1931年3月，因国民党反革命派追捕，马去了山西，任中共山西特委巡视员，曾去晋北巡视工作。
马由山西返回陕北后， 于1931年5月调中共陕北特委工作， 先后任特委组织委员、 宣传委员，1932年秋代理特委书记。1933年7月，在马的主持下，于佳县高起家坬召开特委第四次扩大会议。会议决定抓紧扩大陕北游击队第一支队，创建更多的游击支队，开辟安定、绥德、神府游击区，积极开展游击战争，建立陕北苏区，选举崔田夫为特委书记，马任组织委员。
特委扩大会议后，陕北革命形势蓬勃发展。他深入游击区，加强对武装斗争的领导。1934年下半年，马受特委委托，负责筹备陕北第一次工农兵代表大会。1935年1月，代表大会在赤源县白庙岔召开，选举成立了陕北省苏维埃政府，马任主席。同年2月，中共陕北特委撤销，陕北省苏维埃政府归中共西北工委领导，马仍任主席。9月成立中共陕甘晋省委，马任省委委员，继续兼任陕北省苏维埃政府主席。10月，中共中央率红一方面军长征到陕北，撤销了中共陕甘晋省委，成立中共陕北省委，郭洪涛任书记，马仍任陕北省苏维埃政府主席。1936年冬，郭调中共中央工作，马接任中共陕北省委书记。在担任陕北省委书记和省苏维埃主席期间，对当时的“左”倾路线进行了抵制和斗争。1937年5月成立中共陕甘宁特别区委员会，翌年1月改称中共陕甘宁边区委员会，马被选为边(特)区党委执行委员。这期间，他为中共中央把中国革命的大本营安放在西北，为动员民众支援红军东征、西征，为巩固陕北苏区，做了大量工作。
抗日战争爆发后，1937年9月成立陕甘宁边区政府，中共中央决定马任边区政府委员、民政厅厅长。后积劳成疾，经中共中央批准于1938年8月去苏联治病，仍时时关心国内抗战局势。1941年1月，他同张子意、方志纯等从苏联取道新疆回国，途经迪化(今乌鲁木齐)暂住，任中共第十八集团军新疆办事处支部书记。1942年，国际反法西斯战争进入最艰苦时期，曾一度标榜反帝、亲苏的新疆边防督办盛世才走上了反苏反共的道路，于这一年的9月将中共在新疆的123名工作人员分四个地方软禁起来，马被软禁于八户梁；1943年春，又将这批中共人员分别投入四个监狱，马于4月2日被投入第四监狱，后又转押至第一、第二监狱。作为狱中斗争的领导人之一，马与反动势力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在一次审讯中，国民党法官诬蔑八路军破坏抗战，是“匪”。他怒不可遏，痛斥敌人：“你们完全是一派胡言，八路军在前线坚持抗战，你们不抗战，却在这里残害八路军，究竟谁破坏抗战，谁是土匪?”主审法官恼羞成怒，几个狱卒蜂拥而上，乱棍齐下，把他打得遍体鳞伤。但他大义凛然，继续揭露国民党顽固派和盛世才破坏抗战的罪行。主审法官无计可施，只好下令把他拖回监狱。盛世才的帮凶们
见用酷刑逼迫共产党人就范的办法无效，又企图用填登记表的方法削弱共产党人的斗志，声称：只要在表格的“志愿”、“信仰”两栏内填上“愿意回家”、“不再跟共产党走”，就发给路费，立即释放回家。马明方洞察其奸，当着监狱众多官吏的面把表填好：“信仰：共产主义；志愿：回延安!”弄得敌人目瞪口呆。这期间，他还参与领导了狱中的绝食斗争。1945年4月23日至6月11日，中共七大在延安召开。当时还在新疆监狱里的马明方，被选为七届中央委员会候补委员。
中共中央一直在努力营救新疆被捕同志。重庆谈判时，毛泽东、周恩来还向蒋介石提出释放关押在新疆监狱的中共人员问题。1946年3月，张治中被任命为国民政府西北行辕主任兼新疆省主席。他受周恩来的嘱托，一上任就决定“释放政治犯”。马明方等120余名中共人员由张治中派员护送，于7月11日返回延安，受到毛泽东、朱德等中央领导同志和边区人民的热烈欢迎。同年11月，马被任命为中共中央西北局副书记。1947年曾参加中共中央在陕北米脂杨家沟召开的十二月会议。为使晋南成为西北战场的后方基地，1949年1月成立中央西北局直辖的中共晋南工作委员会，马任中共晋南工委书记。他以还很虚弱的身体，在秦晋高原辗转奔波，为大西北的解放，为新区党的建设和政权建设日夜操劳。同年8月率西北解放区代表团赴北平，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被选为政协第一届全国委员会委员。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马历任中共陕西省委书记、陕西省人民政府主席、陕西省军区政委。1952年至1954年任中共中央西北局第三书记、西北军政(行政)委员会副主席、财经委员会主任，西北军区副政委。在土地改革、抗美援朝、镇压反革命和国民经济的恢复中，他认真执行中共中央制定的方针、政策，各条战线都取得了很大成绩。1954年，马调中央工作，先后任中共中央组织部副部长、中共中央副秘书长、中共中央财贸部部长（至1960年）；在中共八大会议上，被选为中央委员。八大闭幕后，马参加了中共中央监委委托习仲勋、贾拓夫主持召开的一个座谈会，讨论一些同志对1954年处理渭华问题和省委宣传部不团结问题的意见。会议在取得共识后，形成了《座谈会纪要》。由于这两个问题的处理是在马明方主持西北局工作时批准的，所以马在座谈会上认为“在处理上述问题的方法上、 认识上是有缺点的，有教训值得记取” (参见《马明方》(上)，陕西人民出版社2001年4月版第178、473页)。此后，他抓党的建设，强调党的负责人要接受党员监督；他抓财贸工作，强调各级干部要重视经济工作。1960年冬起，马调任中共中央东北局第三书记。到任伊始就深入基层，调查研究，同东北局第一书记宋仁穷一起，很快确定了把发展生产作为克服经济困难的根本途径和指导方针。在随后开展的城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他反对把干部说得一团漆黑，指出：大多数干部“为群众做了许多好事，群众是爱戴的”。马还是第一、第二届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委员。
“文化大革命”中，马被林彪、康生等打成“叛徒”，关进监狱，受到残酷的迫害。但他坚贞不屈、宁折不弯，生命垂危之际，仍对家人说：“我没有做过任何有损于党的利益的事。你们要设法转告毛主席，我马明方是好人，不是叛徒!”1974年8月13日含冤辞世。1975年7月31日，中共中央办公厅下发文件称：“毛主席、党中央已经批准对‘新疆马明方案’予以平反”，“马明方等绝大多数同志在敌人监狱里表现很好，没有自首叛变。”1979年12月29日，中共中央为他举行追悼会，肯定他“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做出了重大贡献”。1980年6月14日，中共中央批转中央组织部、总政治部《关于为“新疆马明方案”平反报告》，推倒一切诬蔑不实之词，为马明方彻底平反昭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