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诗歌
作为一种工业时代孕生的但又批判和反思它的积习的文化现象，生态诗歌并不是简单的生态加诗歌。我以为它可从正题和反题两个侧面展开，正题是借助语言的梦想回到自然并重构自然和人的和谐关系；反题是现代性的批判和生态危机的警醒。无论正题或反题都有一个共同的指向：在现代生态文明观影响下的汉诗写作。一个新的时代来临了，生态问题成了不能不正视的现实，生态诗歌便应运而生。它以崭新的生态文明观念为思想基石，以其鲜明的批判性、体验性、梦想性表达一种和谐的愿望。在传统白话诗人笔下，自然往往只是表达人们内在意志的载体，表现人对自然的征服和改造。而古代山水田园诗，倒应当成为当代生态诗歌一脉相承的诗歌传统资源。生态诗歌把自然和人放在同一位置上作为表现主体，这与持人类中心主义的诗人具有完全不同的诗歌价值取向。
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人们把所有的热情都投入到了经济建设当中，那种竭泽而渔式的工业化建设使得一座座新的工厂树立了起来，经济发展了，但与此同时，大量良田被占用，森林被砍伐，河流被污染，没有人注意到需要对生态环境进行保护。到了上世纪90年代，随着人们生态意识的初步觉醒，开始出现了生态诗的创作，但当时基本上还处于零散的、自发的状态。真正自觉地、全面投入地在中国大陆开始并始终进行生态诗创作和评论研究的，应该说华海是第一人。早在上世纪80年代末期，华海就已经在他的诗歌作品中开始关注人与自然的关系等重大问题，在这个创作过程中，他先后发表了《喊山》、《白鹭》、《湖心岛》等初期生态诗作品。进入了21世纪以后，很显然是因为经过了一个长时间的积累，华海生态诗的创作和评论进入了一个高峰期。 新世纪以来，华海和国内外许多著名诗人、作家和批评家就生态诗进行过交流，他对生态诗的实践和贡献不仅仅体现在创作方面，而且体现在理论的建构方面。不仅在省级和国家级报刊上发表了大量的生态诗，组织和参与了许多生态诗的活动，而且在几年内连续出版了《当代生态诗歌》、《华海生态诗抄》、《生态诗境》、和《敞开绿色之门》等几本生态诗作品和理论专著，可以肯定地说，华海在生态诗的创作和生态诗理论的建构方面的成就都是卓尔不群的。
尤其是2008年5月17日在广东清远召开的“生态与诗歌暨华海生态诗歌国际学术研讨会”，在各界产生了重大和深远的影响。生态批评国际性学术组织“文学与环境研究会”会长、美国内华达大学教授斯科特·斯洛维克这样评价这次会议：“它让我看到了一种希望，我们周身所处的环境会因为我们的共同努力而变得更加美丽。”当代中国著名诗评家、扬州大学教授叶橹先生说：“据我所知，华海提倡生态诗歌，是国内最早提出的这一课题，这个研讨会专门研讨生态与诗歌的关系，具有首创性。”
生态诗歌不是简单的一加一等于二,即不是生态加诗歌，也不是简单地演绎生态观念，不然就把生态诗歌彻底消解了。生态诗歌必须是而且首先是诗歌，是一种创新的诗歌，是生态意识和生态审美相融合，并探索相应的独特诗歌语言艺术的诗歌。 目前的“生态诗歌”存在两个误区，一是把生态诗歌无限放大了，凡跟自然和乡村相关的都看成生态诗歌了，而其中相当多的与传统的自然诗歌或乡土诗歌并无什么区别，无论从意识、感觉还是语言形式都是如此。当然从策略上目前欢迎愈来愈多的人加入，但这一点也要清醒地看到，真正意义上的生态诗歌还不多见。另一个误区就是生态加诗歌的简单化，这也比较普遍，批判的表象和观念化使之只有愤怒，体验的浅表丧失了诗意，殊不知生态诗歌的精神本质却是对诗意栖居的寻找、发现和重构，没有诗歌创造价值的“生态诗歌”事实上会伤害诗歌，而且与真正的生态诗歌是相背反的。
诗评家陈仲义先生在他最近出版的新著《中国前沿诗歌聚焦》中专论生态诗歌现状：“久违的烽火重新点燃——生态诗写”，共分四四部分来具体论述：一、危机背景与应运而生，二、“专职”生态诗写与初见成效，三、生态诗写诸多要项，四、、生态诗写的欠缺与追求。他提出，生态诗能否在短期内站住脚跟？生态诗能否脱逸“行业”制约，独立成型，成为人类又一必备的“镜像”？生态诗因其特别能“沾亲带故”，如何在与“他者”共处的模糊中，突出自身独特的美学光彩？乃是生态诗写绕不过的考验。
陈仲义对华海的生态诗观进行了概括，梳理为生态诗的三个“要项”：一是努力克服以人类自我为中心的主体性，二是必须将生态意识与诗性做高度溶解的内化；三是把握好批判、体验、梦想的美学特征。
他在强调诗性的前提下，通过审视生态诗的批判警示功能、生态诗的伦理关怀和生态诗的想象，认为三方面的相互支持，可以防止生态诗歌的某些“跛脚”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