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每戡
董每戡（1907－1980）著名戏剧家、戏曲史研究专家。1907年生于浙江省温州市永嘉县潘桥乡横屿头村（今属温州市瓯海区潘桥镇）。幼时名国清，入学取名董华，每戡是笔名。
少时在私塾发蒙、就学，后考入温州艺文中学。1926年毕业于上海大学。当时著名的共产党瞿秋白、恽代英都在上海大学任教，在他们的教育、影响下，董每戡在校参加了中国共产党。1927年8月，受党的指派，回温州从事革命工作。不久，由于叛徒告密，上级机关被破坏，来温联系的同志被逮捕。董每戡亦遭通缉，走避农村，在岷岗的深山古宅中蛰居数月。第二年前赴上海，东渡日本，进日本大学研究院专攻文学与戏剧。1929年底返国，任教于上海剧专。
三十年代初，董每戡加入左翼作家联盟、左翼剧联，并在剧联从事进步的戏剧活动。他自幼爱好戏剧，自谓“八亿人中一戏迷”。在这段时间里，他创作许多剧本，主要有《C夫人的肖像》、《饥饿线》、《黑暗中的人》、《典妻》等，（这些作品后来都收集在《每戡戏剧集》1－5集中）。其中《C夫人的肖像》发表后，引起文化艺术界的注目，鲁迅亦加赞许，上海剧专演出时，特地前往观看，并加鼓励。抗日战争初，他参加演剧队到各地巡回演出，宣传团结御侮，抗日救国。并创作不少抗日救国的剧本：《神鹰第一曲》、《保卫领空》、《孪生兄弟》、《孤岛夜曲》、《秦淮星火》等。《保卫领空》一剧曾在温州演出，轰动一时。
1943年，董每戡转入教学工作，任教于四川三台东北大学、金陵女子文理学院、大夏大学、上海戏剧专科学校等院校。他把研究的重点转向中国古典戏剧和戏剧史。新中国成立后，他到湖南大学中文系任教。1953年后，转到中山大学任教，并开了一门中国戏剧史课。当时，这在全国还是首开课。他很推崇王国维的《宋元戏曲史》一书，认为这是中国戏剧史的开山之作，但限于宋元，他决心写一部纵贯古今的中国戏剧史。为此，他的涉及中国古今戏剧许多课题。
这段时间，他出版了《琵琶记简说》、《三国演义试论》二书。并将分别论述戏剧的脸谱、行头、傀儡戏等九篇专论，汇集成《说剧》一书交出版社出版。并选定王实甫的《西厢记》、高则诚的《琵琶记》、汤显祖的《还魂记》、洪升的《长生殿》、孔尚任的《桃花扇》五部古典名剧作为评论的重点，展示中国戏剧的特色和演变。
可是，1957年董每戡夫妇二人，双双被错划为右派，取消一切待遇，二人仅领生活费50元。已出版的《说剧》也不予发行。全家的生活在广州难以维持，只得于1968年迁居夫人故里长沙。生活上的贫困和政治上的歧视，他深感委屈，却不沉沦。“是非黑白糊涂账，且待他年有定评”。他欣慰身边尚有“一箱论稿十箱书”。于是，振作起来，恢复他的戏剧研究，经常是废寝忘食，带病挥毫。自1959年至1965年间，写成《中国戏剧史》近60万字，《五大名剧论》50万字，增补《说剧》21专篇20万字，《李笠翁曲话论释》20万字，《明清传奇选论》30万字，增补《三国演义试论》25万字，总共二百多万字。他喜不自胜，几乎忘记自身的处境，赋诗说：“千秋大业付我曹，愿与前贤共比高，余悸余生贾余勇，春来又试解牛刀。”
料不到更大的不幸又向董每戡袭来，“文化大革命”中，他连续不断遭到批斗，多次被抄家，最使他痛心的是所有的书籍和二百多万字手稿，全部被抄。只有《说剧》和《五大名剧论》幸存，《说剧》是寄存于亲友处，《五大名剧论》埋藏在地板下，得以免遭劫难。多年呕心沥血的成果，毁于一旦。他赋诗记其事：“一箱论稿十箱书，珍护何曾饱蠹鱼。病手推成文百万，无端野火付焚如。”他的手病颤抖多年，百万字书稿是双手推写而成的。这致命的打击，使他痛苦万分。五十元的生活费也停发，经常过着数米而炊粥难继的日子。但他并不因此而气馁。他自慰“困踬还能留锐气，”“多年伏枥待春回”。他又把埋在地板下的《剧论》手稿取出，却已被老鼠咬掉一半，他默默地进行修补。他又默默地回忆、记录失去了的《中国戏剧史》的章、节。困难的是，他连买稿纸的钱也没有，只得裁取废纸的空白部分粘连一起书写其上。他是这么执着。
1979年右派问题得到解决，他写成《喜赋四绝》，其中一绝云：“噩梦醒时天已明，荆丛斩尽见前程。自珍腕底留奇气，彩笔精描未了生。”
回到中山大学，他以全力整理幸存的手稿。《说剧》、《五大名剧论》先后相继交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同年十一月，他以特邀代表身份，赴京参加第四次文代会，又被推为中国大百科全书戏剧卷编委。返穗后，即着手重写中国戏剧史。可是1980年春，一病卧床不起、带着未能完成《中国戏剧史》一书的遗憾，于2月13日辞世。一代学人，赍志而殁。
“韧性当师不老松，风吹雨打自从容”，这是董每戡先生身处逆境时写的两句诗，彰显了他坚毅的品格。一生坎坷，却矢志不渝，实在令人肃然起敬。1999年，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了《董每戡文集》，收录了董先生大部分遗著精品，包括他的戏剧欣赏与创作理论、中西戏剧史专著、《〈三国演义〉试论》、未刊稿《海沫集》、文艺散评、剧本和诗词作品等。这对后学继承董先生的学术遗产，推动学术研究特别是关于剧论和剧史的研究向纵深方向发展，无疑是意义重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