楚国青铜器
简介楚国是春秋战国时期一个幅员辽阔、国力强盛的南方大国，其青铜器因具有独特的形制而自成一系。
发展楚国青铜器的发展大抵可分为 3个阶段：第一阶段为西周晚春秋早、中期；第二阶楚国青铜器
段为春秋晚期至战国早期；第三阶段为战国中、晚期。第一阶段的楚国青铜器深受中原地区影响，形制上与中原器相似或相同，如楚公蒙钟等。春秋早期器物如湖北当阳赵家湖 8号墓所出的 1鼎 1簋，形制上虽有自己的特点，但与中原地区西周晚期至春秋早期的同类器相似。春秋中期器如赵家湖 4号墓、金家山 9号墓、郑家洼子23号墓等所出的铜器，与同时期的郑国铜器极为相似，尤其是带盖的三足圆簋，形态几乎完全一致。第二阶段,楚国青铜器已形成自己的风格。这时重要的楚墓如春秋晚期的河南淅川下寺 1、2号墓,战国早期的固始侯古堆1号墓和白狮子山1号墓、长沙浏城桥 1号墓等，所出器物都极富特征，众多的圆腹鼎，足细高而外撇，至战国初期时腹更深、蹄足也更长而外撇，是中原所罕见而楚国所特有的；此外如爬兽鼎、罐形鼎、尊缶、盥缶等，也是楚文化的典型器物；纹饰则多繁缛的浮雕状花纹和立雕状的附加装饰 (早于中原地区),已显示出楚器的特色。属于楚文化范围内的战国早期随县擂鼓墩 1号墓所出保存完好的65件编钟、繁复剔透的盘尊等器物极为精美，达到了这一时期青铜器制作的顶峰。第三阶段战国中期的楚国大墓，如湖北江陵藤店 1号墓、望山1号墓和沙冢1号墓，湖南湘乡牛形山1、2号墓，河南信阳长台关大墓等，所出青铜器多为素面，时代属战国晚期。墓主可能是楚幽王的。安徽寿县李三孤堆大墓所出器物却又有繁复美观的纹饰，可能与该墓属王陵有关。江苏无锡前洲出土的几件同时期的器物器形则比较简单，而且是全素面的。
影响曾即随，是西周初年周王分封在汉水以北、以东地区的诸姬姓小国之一，其从西周早期建国，到战国中后期灭于楚，有着近700年的历史。曾国的发展史，基本上是与楚国的关系史，在其早期阶段，一度颇为强盛，“汉东之国随为大”，并且因保持着宗周的文化传统，相比湖北境内的其他诸侯国如楚国而言，文化也早较为发达的，江汉地区出土有大量的西周时期的曾国青铜器即为明证。曾器所反映的文化面貌尽管是对中原周文化的亦步亦趋，但是高出一筹的青铜铸技术，对楚国早期青铜文化的发展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
也许正是因为受到曾国青铜文化的影响，楚国在西周晚期开始铸造青铜器，并以乐器为主要铸对象。现在所知的西周晚期楚器，除赵家湖楚墓出土的鼎、簋外，如传世的楚公逆镈、楚公爱钟等都为乐器。在山西侯马天马——曲村遗址北赵晋侯墓地64号墓出土有编钟一套8件，据钟铭为楚公逆钟，同样为乐器。这或许可以说明钟在当时的楚国有着崇高的地位，也同样可以说明楚国的青铜铸造尽管是刚刚起步，但已不容小觑。
春秋早期的楚器出土不多，如河南南阳西关楚墓出土有礼器鼎3、簋2、壶2；湖北枝江百里洲楚墓出土有礼器鼎3、簋2、壶2、盘1、匜1，尽管数量不多，但发出的信息却十分完整，但以簠易簋，以有别于中原的礼器组合形式，开始体现楚国的文化方针和楚人的文化素养。楚人在铸造青铜器的时候，他们的准则主要不是模仿，而是创造。他们所追求的，是根据自己的传统，按照自己的审美标准，表现自己的风格和气派。于是，至春秋中晚期，楚国青铜器形成了自己独特的风格。这主要体现在器物的形制、纹饰、铭文及其组全形式诸方面。
淅川下寺楚墓出土的数批春秋中晚期的青铜器群，明显地反映出楚器风格的成熟，从此摆脱了传统的周式青铜器的束缚和影响，并开始以自己独特的风格转而影响其他文化铜器。下寺楚墓可分为大型墓、中型墓两种，大型墓为1、2号墓，2号墓墓主为今尹，1号墓葬主为令尹夫人，是仅次于楚国国君的高级贵族。2号墓出土铜器548件，为春秋时期楚国贵族墓出土铜器数量最多、最重要的一座。[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