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大康
左大康（1925－1992），地理学家。湖南长沙人。1949年毕业于浙江大学地理系。1960年苏联莫斯科大学地理系研究生毕业。后任中国科学院地理研究所研究员、所长。六十年代对中国地区太阳辐射和地球－－大气辐射进行了较系统的研究并取得了成果，把中国地理学界的辐射气候学领域的研究推向了一个新的阶段。在国内最早开展了气象卫星辐射气候学的研究，参加和组织了地理所开展的南水北调及其对自然环境的影响的研究。共同主编有《远距离调水》。
生平简介1925年2月7日，出生于湖南省长沙市。
1944年9月—1949年5月，就读于浙江大学史地系，获学士学位。毕业后分配至浙江省农林厅、财委工作。
1953年调入中国科学院地理研究所。
1956年11月—1960年11月，被选送赴苏联莫斯科大学地理系攻读研究生，获副博士学位。
1960年12月，回国后一直在中国科学院地理所工作至今。
1978年—1986年分别晋升为副研究员和研究员，历任气候室副主任，地理所业务处处长、副书记，中科院京区党委委员。
1984年—1991年任地理所所长职务。
1991年任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地球科学部主任、中国科协第四届全国委员会委员。在职期间曾任中国地理学会常务理事、国家气候委员会委员、中国水利学会黄河研究会副主任、中科院水问题联合研究中心主任和禹城综合试验站学术委员会主任委员，青海省高原地理所名誉所长。同时还担任《中国地理》（英文版）副主编《地理研究》副主编、《中国科学》、《科学通报》等七种学报的编委。
学术研究中国辐射气候研究的先行者
太阳辐射是地球上一切生命和生命过程的能量源泉，也是地理环境中最主要的外来能源，如果没有太阳辐射能的投入，地球上一切生命都将会停止，一切现代地理过程也就不存在了。
1960年，左大康先生从苏联莫斯科回国以后，一心扑在他所喜爱的事业—辐射气候学的研究工作上，成为当时这门分支学科的初创者。
左大康谈到了选择太阳辐射研究的初衷：”地球上气候差异的最主要原因，归根到底是太阳辐射能达到量的不同引起的。太阳辐射对于发生在地球上和地球大气中的各种各样的过程和现象都有极大的作用，如果没有太阳辐射能的输入、传输与转换，地球上就不可能有生命和一切生命过程，许多地理现象与地理过程也不会发生，许多复杂的天气现象也不会存在。所以，太阳辐射的研究对于地理学、气候学、农业科学、水文学的研究都有重要的意义。这就是为什么我选择太阳辐射等进行研究的原因。”
左大康教授在辐射气候学领域中的研究，可以概括为三个方面的内容：
1.研究了中国地区的太阳辐射特征，确定了中国地区全年和各月晴天太阳总辐射的纬度带值，绘制了太阳总辐射分布图，讨论了它的时空分布规律。这篇论文发表后，竺可桢教授在他的著名论文“论中国气候的几个主要特点及其与粮食作物生产的关系”一文中利用了这项成果。
地表辐射平衡是地表辐射能收入与支出间的差值，是研究地表能量转换的重要参数。通过对全国146个地点辐射平衡值的计算，左大康教授第一次绘制出全年和各月中国地区的辐射平衡分布图，并讨论了它的时空分布特征。根据26个日射观测站的实测资料，分析了中国不同地区和不同季节内太阳直接辐射与太阳总辐射的比值，探讨了该比值和太阳高度、云量和相对日照的关系，指出了该比值的时空分布规律和大气环流及地方天气条件之间的密切联系。此外，为探讨地方辐射状况特征，还对北京地区和中国北回归线以南地区的辐射状况进行了研究。为提供一种可供工业利用的太阳能的计算方法，他曾以北京为例，计算了北京地区各月垂直面上直接辐射和水平面上太阳总辐射可供利用的时数和时段，从而为工业利用的有效太阳辐射能量提供了科学依据。
2.他和他的同事们最早研究了东亚地区地球-大气系统和大气的辐射平衡。根据国内外34个站点12月和6月的气象资料，计算了东亚地区地球行星反射率、射出辐射、地气系统和大气的辐射平衡。他指出了6月东亚地区地球行星反射率低值带在北纬40°—50°之间，比北半球的低值带(25°—35°)要偏北得多。这种差异反映了东亚季风环流、天气状况和下垫面特性对东亚地区地球行星反射率的影响。6月北半球的最大射出辐射值出现在北纬20°—30°，即副热带高压带范围内，而东亚地区的最大值北移到纬度40°，这是由于东亚范围内北纬40°附近有面积广阔的荒漠和半荒漠，夏季地面温度高，空气中水汽含量和云量少的缘故。而东亚地区纬度20°—30°处，正处于西南季风和东南季风影响下，空气中水汽含量多、云量大，射出辐射因而减小。
3.他编着了《气象卫星的辐射测量及其应用》一书。自世界上1957年11月首次发射的人造地球卫星对太阳直接辐射进行测量以后，美苏等国先后发射了许多气象卫星，到1964年为止，也发表了几百篇有关气象卫星测量及其应用方面的文章。考虑到这种新手段的采用，无疑会促进气象科学和地球科学的发展，并有可能在将来利用它为生产建设服务，所以，在1964年，他组织有关人员花了一年时间，对国际上有关气象卫星的辐射测量及其应用成果进行了总结。这本书反映了1964年以前，国际上在这个领域研究中的进展，在国内首次系统地介绍了这个领域的研究状况，为国内以后进行的遥感研究也提供了帮助。
组织管理大型攻关项目的组织者
南水北调
左大康教授不但是一位从事辐射气候研究的学者，同时在领导“六·五”攻关项目如黄淮海平原治理与开发；南水北调对自然环境的影响等重大课题中，显示了他的组织才能。
为了组织协作好各个有关课题，他和项目的学术领导小组成员一起，要求每个课题都需要作正式的开题报告、提出课题的总体设计方案；对攻关目标、研究内容、技术难点、计划安排、人员组织、经费安排、预期成果及搞好协作等都要一一过问。并在项目安排上注意多层次的结合，宏观与微观相结合，综合治理研究与合理开发研究相结合。同时还注意发挥科学院的人才优势和特点，因而取得了一大批可喜的成果。例如在组织对于黄淮海地区进行了地貌类型和土地类型等的划分；编制了6种1：50万黄淮海平原专题地图；查明了水资源与土地资源；得出了各类低产土的分布与数量；指出了水土资源合理利用与开发的方向；研究了洪旱涝盐碱等灾害的时空变化规律，提出了对黄河下游的治理途径以及调整农业结构的意见；同时还建立了黄淮海平原农业资源、农村经济开发的配置模型；提出了加速黄淮海平原经济振兴的措施，从而得到了国家和中国科学院的奖励。谈到这些工作，左大康说成绩的取得，归功于参加黄淮海工作的全体的努力，他只不过是做了一些组织工作。
如何办好一个研究所
“提高执行党的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的自觉性，归根结底要为生产建设服务”。“今后的应用研究要看得远一点，走在国民经济建设的前面，例如黄淮海平原的综合治理与黄河问题的研究要结合起来，要与黄河中下游土壤侵蚀和水土保持结合起来，要在‘深’字上下功夫，搞清规律……”。这是1984年3月6日左大康就任地理所所长时就职演说中的一段话，也是他从一个学者走上所长领导岗位的开端。
左大康说：“从1984年底试行所长负责制以来，首先从清理课题入手，制定出以实行所长负责制、课题组长负责制、岗位责任制为主要内容的全所科研体制总体改革方案。全所的业务、行政管理由所长全面负责，接受党委和群众的监督。所长的主要职权是科研方向与任务的确定、规划和计划的制定、经费的分配、重大课题和购置重要设备的决策、科技和行政干部的任免、机构设置和调整、规章制度的颁布以及职工工作条件和生活条件的保障等。”
左大康说：“要使自己的决策保持正确或基本正确，避免主观性和片面性，必须要有坚实的群众基础，充分走群众路线，集中群众智慧。例如，所务会议、学术委员会、所长咨询组以及各种专门委员会的建立，就构成了所长决策的网络系统。同时发挥业务、行政指挥系统的效能，使他们真正起到所长的助手作用。”
左大康还强调：“要处理好所长同党委的关系。改变过去那种党政不分，以党代政的领导体制上的不适应状况。有重大事情时，我都要事先提交党委会讨论，然后再召开所务会议决定。分工明确，团结协作这是搞好所领导工作的重要保证。”
通过三年的实践证明，中国科学院地理研究所，在左大康所长等人的领导下，已经取得了重大科研成果31项，包括获国家进步奖和自然科学奖4项，中国科学院科技进步奖和成果奖27项，其中一等奖5项，二等奖14项，三等奖8项。获国家有关部门和有关省市奖励12项。经济地理部的建立，为经济地理学的发展创造了良好的条件。近年来，他们在结合国家的经济建设任务中，做出了一定的贡献。同时还建成了两个野外实验站，为基础理论的研究打下了基础。对外开放的资源与环境信息系统实验室也已经胜利建成。多年来，地理所在前进，它的进步，它的发展壮大，是地理所广大职工辛勤劳动的结果，也是和左大康的努力工作分不开的。
地理研究1986年春，地理研究所正式实行由中国科学院和国家计委双重领导，这是地理所的科技体制改革中的一个重大事件。它说明国家对地理学的重视，同时也预示着地理所今后的科研任务一定会更紧密地结合国家经济建设。
左大康说，近20年来，人类社会面临着许多重大问题，如环境、人口、资源、国土开发等，要求许多不同性质的学科合作研究才能解决。而地理学这门既联系着自然、又联系着社会的学科，具备着沟通自然环境与人类行为之间的桥梁作用。它将空间分布研究与时间过程研究统一起来，从而体现出在解决上述问题时的学科优势。加上进入80年代以后，地理学广泛采用各种先进技术和方法，增强了解决问题的能力，也使地理学的面貌发生了可喜的变化。”
左所长进一步用地理研究所的发展事实，说明地理学在国民经济建设中的重要作用和地位。他认为当前地理学面临社会发展挑战的情势下，必须抓住三个方面：
一是继续重视地理学的基础研究。它是使应用研究保持后劲，从而在新的高度上更好地服务于经济建设。同时也是促进地理学长期兴旺发达的重要措施。必须组织少而精的研究队伍来担任这一工作。当然，面向经济建设，大力加强应用研究还是地理所科研工作的“主战场”，需要投入更多的人力。
二是进一步发展经济地理学。它是最早发展起来的重要分支学科，与国家经济建设关系非常密切。经济地理过去已经做出了很好的成绩，并已有一定的基础和实力，受到有关部门和学术界的重视，今后应得到更快的发展和加强。
三是加强地理学的实验研究。为了提高地理学的研究水平，使取得的研究成果能在生产建设中得到及时的应用，必须进行地理学的实验研究。例如，南水北调对环境的影响问题；解决华北地区水资源亏缺的对策问题；减少黄土高原土壤侵蚀量的途径问题；大规模改造自然和重大工程项目的实施等，都会对环境产生影响，要正确决策，没有较精密和连续的实验研究是不行的。
左大康所长认真地强调指出：自然地理现象的形成与发展，是一个多因素相互作用、相互制约的复杂的动态过程，要搞清这些复杂的动态变化过程，阐明其形成与变化的规律，还必须开展地理学的野外定点实验。中国科学院北京大屯农业生态系统试验站，研究影响农作物产量的环境因素；中国科学院山东禹城综合试验站，研究农田水分循环和水量平衡。这些实验研究的开展，将有助于地理学理论水平的提高。
主要著作“中国太阳直接辐射、散射辐射和太阳总辐射的关系”，《地理学报》，1962年，28卷3期。
“中国地区太阳总辐射的空间分布特征”，《气象学报》，1963年，33卷1期。
“中国地表辐射平衡的时空分布”，《地理集刊》，1963年，第6号。
“北回归线以南中国地区的辐射状况”，《地理》，1964年，第4期。
“几个辐射图解的比较”，《气象学报》，1964年，34卷2期。
“东亚地区地球——大气的辐射平衡”，《地理学报》，1965年，31卷2期。
《气象地球卫星的辐射测量及其应用》，科学出版社，1966年。
“北京地区的太阳能资源”，《地理科学》，1981年，1卷1期。
“黄淮海平原主要农作物的光能利用率和光合潜力”，《黄淮海论文集》，科学出版社，198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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