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士德

新四军老战士、作曲家何士德何士德（1910—2000），作曲家。广东阳江人。1931年入上海新华艺术专科学校音乐系学习，1934年转入国立上海音专，学习声乐、作曲，同时投身救亡歌咏运动，组织“洪钟”合唱团等，曾任上海洪钟乐社指挥。1937年任“国民救亡歌咏协会”的副干事长兼总指挥。１９３８年在南昌参加新四军。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9年到皖北新四军军部，在新四军战地服务团和文化队从事音乐工作，这时创作了《新四军军歌》、《渡长江》、《父子岭上》、《我们本是一家人》等歌曲。1941年到苏北鲁艺华中分院工作，又创作了《新四军万岁》等歌曲。后任新四军军部文化队队长。１９４２年赴延安任钱艺教员。１９４６年到东北，开始电影音乐创作，任东北民主联军总政治部联合文工团团长，东北电影制片厂音乐组组长、乐队指挥。建国初期为电影《解放了的中国》作曲。后又为风光片《春城秋色》、故事片《林家铺子》作曲。建国后，历任文化部电影局音乐处处长、北京电影制片厂艺术指导兼作曲、音乐出版社辞曲编中主任、中国音协第一届常务理事。电影音乐《解放了的中国》１９５１年获斯大林文艺奖金一等奖。著有《发声法》、《指挥法》等。

何士德与《新四军军歌》

陈毅写的《新四军军歌》歌词初稿共3段，概括了参加北伐战争的国民革命军第四军、工农红军第四军和坚持南方三年游击战争的红色健儿被编为新四军的光荣历史和光荣传统，以及新四军开展抗日斗争和建立新中国的奋斗目标，内容全面，基础很好。

项英接到歌词初稿后，很快同军政治部主任袁国平、军副参谋长周子昆、军部秘书长李一氓、军政治部宣教部长朱镜我、军政治部秘书长黄诚等讨论研究修改。项英当时请上述几位同志参与改词是很合适的：袁国平、周子昆对北伐第四军、红军第四军的历史都很熟悉；袁国平对文学艺术有很高的造诣；而李一氓、朱镜我、黄诚都有很高的学历。他们根据歌词要简洁、好记好唱等特点，对歌词初稿进行了认真研究和修改，形成了今天广为传唱的《新四军军歌》。

集体改词后同原词相比，有两个很大的不同：一是内容更为精炼。由原词三段变为两段，由原408字浓缩为263字（含标点符号）；二是突出了向敌后进军的思想。增加了“扬子江头淮河之滨，任我们纵横的驰骋”，“东进，东进！我们是铁的新四军！”“前进，前进！我们是铁的新四军！”从而使向敌后进军的思想更加具体化。

为了集思广益，他们还将原词《十年》和集体改的词一起在《抗敌》杂志上刊出，以听取各方意见。稍后，陈毅从苏南来到云岭，对集体改词也表示同意。这样，歌词就最后定了下来。

新四军军歌歌词确定下来后，交给教导总队文化队队长、作曲家何士德谱曲。何士德意识到这是党组织、军首长对他的信任和重托，抓紧时间，很快谱出第一稿。袁国平和朱镜我听了试唱后，认为第一稿曲调流畅，好听易上口，可是战斗的劲头不足。他们要求：歌词第一段“东进，东进！我们是铁的新四军！”和第二段最后一句“前进，前进！我们是铁的新四军！”均应重复两遍。袁国平还向何士德指出：“现在这个曲子劲头还不足。抗战时期的新四军，军歌的曲调应高昂雄伟，要有一往无前的进军气魄。”这对何士德修改军歌的曲子很有启发。

何士德根据袁国平和朱镜我的要求，很快谱出第二稿。1939年7月1日上午，在文化队驻地新村试唱时，项英、袁国平、周子昆、李一氓、朱镜我、黄诚等均到场，听后一致认为符合要求，当即定了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