潮州歌册
流行于潮汕民间、南洋群岛潮人社会的潮州歌册，历史悠久，深受城乡群众的欢迎。
潮州歌册简介潮州歌册是潮州俗文学中最流行的说唱文学，它是从弹词演变而来的。我国弹词分南北两大流派：国语弹词和方言弹词。大鼓弹词为北派弹词，也称国语弹词。江浙秦淮流域、广州珠江流域、潮州韩江流域、福建闽江流域的说唱文学，谓之南派弹词，也称方言弹词。江浙、广州、福建弹词，只是撷取故事中动人的片断经文人润饰而为歌妓弹唱的小曲；潮州歌册之所以成为千家万户，一代代妇女百唱不厌的缘由，则是它以恢宏完整的故事内容，浓重的场景渲染和扣人心弦的人物心里活动刻画，给歌者或听者留下恋恋之情，听一卷潮歌如同观赏一出大戏，潮州歌册对潮州妇女的精神熏陶、普及文化教育起到无法估量的作用。著名文史学家郑振铎在《中国俗文学史》中说：“今日所见国语弹词，其年代很少在乾隆以前。”这只说国语弹词的历史。至于潮州歌册这一方言弹词因被封建社会视为“书正歌邪字无曲”而未载入史册，从旧版歌册看均是咸丰至同治年间的刻本，这可作为探究潮歌产生年代的线索。旧潮州歌册刻印商皆集中于潮州府，刻录发行最多的当推潮城李万刊号及第二代子族的李万利老店、万利春记、万利生记，还有王生记、陈财利堂、吴瑞文堂、王友芝堂都创店于清末，汕头升平路的名利轩创店于民国之后，这家刻印商在重整旧歌册的同时注入民主革命的新思潮，如：讴歌民主思想的《新中华》，赞颂辛亥革命人物故事的《许友若》以及《澎湃歌》等，大力传播民主思想。可以这样说，清咸丰以前潮州歌册已在民间以口头哼唱，迨至咸丰年间才刊刻印行，达到极盛时期而广为传播[1]。
潮州歌册内容潮州歌册的题材可归纳为四大类：其一、根据历史演义小说改编。如：《隋唐演义》、《十八寡妇征西》；其二、历史知名公案。如：《大红袍》、《小红袍》、《七尸八命》；其三、才子佳人故事。如：《临江楼》、《吴瑞明》、《西厢记》；其四、根据地方故事民间传说编写。如：《苏六娘》、《龙井渡头》、《金花牧羊》。
潮州歌册的作者多数出自落魄秀才、闲散文人、潮剧艺人或记账先生之手。据刻印商号家族记述：抗战前潮城柯逸士秀才写过《曹翠娥》，他还是辛亥革命故事《许友若》的作者；潮安浮洋潮剧艺人洪舜曾编写《龙图骑竹马全歌》；潮城瑞文堂记账先生余芝伯编过《甘露寺选婿》、《桃花扇》；揭阳京岗失业艺人孙耀存自编自唱，手拉椰胡，穿街窜户换取一升半升米渡生，这是方言弹词演化为走唱文学的刍型。旧社会在重男轻女的现实中，即或处于高第门庭的女子很多也难于接受文化教育，她们都感到精神饥渴，同寅姐妹、妯娌之间常常围坐一起纳凉或互访，或边绣花边舂米边纺纱而念念不忘歌文，从听歌册到学会唱歌册中获得文化滋润，不仅学到文字，还懂得历史知识并从私奔、自由择偶的歌册中得到妇女追求解放的启迪。因而她们嗜歌册如命，潮州歌册成为她们的良师益友。她们被潮州歌册故事吸引：听到忠臣被害就咒骂奸，听到公子落难得救就宽心舒气，听到情郎与小姐相会就眉飞色舞。潮州歌册牵动着潮汕妇女情感的激发[1]。
潮州歌册的传统本子，多为清朝末年至民国时期潮州李万利、吴瑞文堂、吴生记等商号木板印刷，有《双鹦鹉》、《秦雪梅》、《玉麒麟》、《刘龙图》等，约三百余部。这些本子居多一直诵唱至今，深为潮汕人所喜爱。传统本子不少被古今潮剧班改为潮剧剧本，搬上舞台，如《刘备招亲》、《刘龙图》、《五凤朝阳》、《刘明珠》、《锦鸳鸯》……民国时期谢吟等编剧先生，其剧本多从潮州歌册改编而来，备受广大观众的欢迎。
潮州歌册特色潮州歌册具有三大特色：其一、通俗性。语言浅白平易夹杂方言掌句，口语化，音韵悠扬和谐琅琅上口，虽以七言、五言为套格，情节紧张时有多变节奏以增强表达和感染力。其二、地方化。根据外地题材编写的歌册也泛溢潮俗文化的特色。如：以浙江题材编写的《小红袍》名歌，在编写徐鸾英姑嫂元宵赏灯的场景：“也有英歌十几班，也有锣鼓闹呛呛，也有皮猴共吊戏，也有白字共乱弹”。好像徐鸾英姑嫂赏灯不在杭州而是在潮州。语言、细节、风物渗进潮俗特色，让歌者感到亲切。其三、内容广博，包罗万象，情节曲折、生动，融中国小说、戏曲、弹词于一炉。如：《龙井渡头》的故事情节很强烈，但作者不一味发展故事，而是有主有次展示细节。在表现林绍这个穷秀才原配余氏重钱忘义改嫁他人，和林绍衣锦荣归忍辱求全两个情节中波澜起伏。潮州歌册既有“戏笔造歌劝善良”又有“悲欢离合的鉴赏”、“扬善征恶的箴言”，才一代又一代使歌者醉心[1]。
潮州歌册的歌文多为七字句，四句为一节，每节用一韵。偶尔也有三字、四字、五字等句式。内容有历史故事、才子佳人故事、公案故事、地方民间故事等。诵唱者主要是中下层文化的潮籍妇女，中老年妇女居多。
潮州歌册历史民国时期，汕头市马合利等商号开始用铅字印刷二些由律民主革命的歌册，诸如《新中华》、《许友若》等。抗日战争时期则有《保卫大潮汕》、《南澳光复记》等，这些进步歌册进入寻常百姓家之后，起到唤醒民众，抗日救国的作用。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至六十年代初，潮汕各地的文化人，如陈觅、李昌松、李作辉、萧菲等。纷纷挥毫创作新潮州歌册，汕头市及各县报刊不时刊登这一说唱文学，使城乡妇女更有兴趣说唱。其时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了《白毛女》、《红灯记》、《红珊瑚》等二十多部，都是潮汕作者所写的。这些新潮州歌册与传统潮州歌册一样，具有故事曲折新奇，语言通俗生动、音韵和谐顺口、诵唱起来吸引听众等特点。汕头市曲艺团等文艺团体曾以弦乐伴奏—在舞台式申台演播登上大雅之堂，效果甚佳，观众喜闻乐见。
时至今日，一些文化部门以至城乡百姓家中，仍收藏有新旧潮州歌册不少，一些潮剧编剧先生—仍以旧歌册作为脚本，改编成大型古装潮剧和锦出戏，这些戏大多成为保留剧目。
更令人欢欣鼓舞的是，许多海内外的专家学者，很重视潮州歌册这一地方文化艺术，或撰文发表评论，或在地方志书上编纂，或收进曲艺选集。赵景深先生主编的《古代曲艺选集》中，就收有《吴忠恕》等潮州歌册的部分章节；谭正壁、谭寻合著的《木鱼书潮州歌册歌录》一书，介绍了潮州歌册的历史、形式、特点、流传等。
潮州歌册是潮汕地区的地方文化艺术，只要世界有潮人在，它就不会消亡。
“有海水的地方就有潮人,有潮人的地方潮汕歌册还是不会消亡。”在潮汕历史文化研究中心,一位整理、研究潮汕地方文化有多年的研究人员对记者如是说。
说唱文学曾盛行民间
潮汕地区民间文化独具特色,包括语言、戏曲、饮食等在内,颇具地域特色,在各种文化形态内,潮汕歌册是其中的一种。潮汕歌册是什么?它是潮汕地区民间说唱文学的一种,和北方的大鼓一样,成为我国主要的两种说唱文学形式。一般认为由唐代以来的潮汕弹词演变而成,形成于明代中叶,繁盛于晚清至民国。作为一种自娱互乐的民间文艺活动,它流行500多年,深深扎根于群众中,很受民众尤其是妇女的欢迎,基于此,它有一个“半边天文学”的别称。歌文由潮汕方言编写,有曲有白,一般曲文多为七字句,四句为一组,押韵以组为单位,流行于潮汕方言区。
数百年流传之下,潮汕歌册总数不下500种,但由于不断流失和损毁,现在保存下来的约有200部左右,能开列书目的有300多部。篇幅长短不一,以数万字一部的占多数,最长的篇幅达五六十万字。
引车卖浆者也能心领神会
潮汕歌册取材十分广泛,包括历史故事、古代小说、各种戏剧、神话传说、民间故事等,“底层人文”的艺术冲动使歌册作者将上述种种作了通俗化处理,如此,引车卖浆者也能心领神会。如《仁贵东征》、《正德皇帝游江南》、《十八寡妇征西》、《过番歌》、《陈三五娘》等等。传统的潮汕歌册本子多是清末至民国时期潮汕李万利、吴瑞文堂、吴生记等商号木板印刷的。
潮汕文化学者吴奎信教授说,歌册是在潮汕资本主义经济从萌芽到发展,市民阶层不断壮大,对于文化生活迫切需求的情况下产生的,其文化价值和审美情趣主要体现在反映政治道德、风物人情、阶级矛盾上。歌册的作者大都来自市民阶层,因此使歌册能真正抒发底层人民的心声和愿望。
歌册不应成绝唱
时移世易,唱歌册的人越来越少了。如今,人们发现,在汕头的中山公园、海滨长廊等地,每天上午也有一群老人聚集在一起,听一位“老阿姆”吟唱歌册。一曲毕了,老人们感慨唏嘘:现在的人们不喜欢这项娱乐,以后歌册怕要失传了,应该有人传承,毕竟它是潮汕独特的说唱艺术。
潮汕历史文化研究中心研究人员告诉记者,直到上世纪60年代初,潮汕各地不少文化人还热衷此道,纷纷挥毫创作新潮汕歌册,当时汕头市以及各县报刊不时刊登,使城乡妇女更有兴趣说唱。这些新歌册与传统歌册一样,具有故事曲折新奇、语言通俗生动、音韵和谐顺口的特点,吟唱起来颇能吸引听众。但惜乎新旧歌册大多殆尽于“文革”浩劫,此道从此式微。
“歌册是地域文化的一朵奇葩,也是潮汕人民一笔珍贵的文化遗产。什么时候婉转抒情、轻柔优美的歌册还能为潮汕人所吟唱,但愿它不仅仅是一种记忆,更不是一个遥远的历史名词。”说到这里,潮汕历史文化研究中心一位老者一声叹息。
潮州歌册现状潮州歌册深受文艺界珍视，1982年12月《木鱼书·潮州歌册叙录》问世，其间有介绍潮州歌册的现实价值；1983年8月《中国大百科全书·戏曲曲艺》有潮州歌册条；著名文史学家赵景深主编的《古代曲艺选集》中辑篡潮州歌册《吴忠恕》、《宋帝昺走国》部分精采段落并对潮州歌册加以评介；潮人俗文学家薛汕在北京整理编篡了《潮州歌册选》约四十万字，由中国曲艺出版社出版发行。潮州歌册不再是偏居一偶的闲花、野花，它以俗中有雅的魅力登上中国文坛的大雅之堂。它是中国说唱文学南方弹词的一朵奇葩[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