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琪翔
人物简介
黄琪翔(1898～1970)，字御行，广东梅县人。国民革命军陆军上将。著名爱国将领，政治活动家，中国农工民主党创始人之一。
毕业于保定陆军军官学校第六期炮兵科，曾留学德国。1922年大革命时期回广东追随孙中山，历任粤军团长、师长、军长。1924年加入中国国民党。1930年参加邓演达创办的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1933年11月，参加“福建事变”，任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委员、军委会委员、参谋团主任。失败后由香港移居德国，后回国任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总书记。
抗日战争时期任第七集团军副总司令、第八集团军总司令、国民政府军委会政治部副部长、第六战区副司令长官、中国远征军副司令长官等职。抗战胜利后任驻德国军事代表团团长。1948年赴香港脱离国民党，参加爱国民主运动。1949年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
新中国建立后，历任中南军政委员会委员兼司法部长、国防委员会委员、国家体委副主任、第一、二、三届全国政协常委、中国农工民主党副主席等职。1957年被错划为“右派”，文革期间遭到残酷迫害，1970年12月10日凌晨因心肌梗塞病逝于北京，终年七十二岁，骨灰安放在八宝山革命公墓。1980年平反昭雪。
著有《军事演讲集》。[1]
大事年表1898年9月2日生于广东梅县一个贫苦的农民家庭。
1914年，他被保送到保定陆军军官学校第六期炮兵科学习。毕业后，曾任该校分队长。
1922年，由于深受孙中山革命思想的影响，他辞去保定军校职务，回到广东投奔革命，在东征、南征诸役中，屡建功勋。
1926年6月，国民政府为实现孙中山先生反帝反封建的伟大主张，兴师北伐。黄琪翔任国民革命军第四军十二师三十六团团长。他与独立团团长叶挺并肩战斗，下醴陵，克平江，直抵汀泗桥。
1927年4月他荣升第四军(“铁军”)军长。
1930年8月，他与邓演达等人创建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农工民主党之前身），提出自己派别的政治主张。邓演达遇害后，他主持党务，后与李济深等人发动并领导了“福建事变”。
1931年，邓演达死后，黄琪翔临危受命，担负起领导责任，后被国民政府通缉。
1933年，黄琪翔辗转流亡德国，从柏林给郭秀仪发来求婚信，得到允诺。
1934年，年仅22岁的郭秀仪登上意大利“康德罗素”号邮轮，只身前往欧洲，黄琪翔和郭秀仪在德国结婚。
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后，他曾参与指挥上海淞沪会战，率部与日寇浴血奋战。
1938年，他出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副部长，历任集团军总司令、战区副司令长官等要职，指挥过多次大小战役，重创日寇，屡建功勋。七七抗战一周年，与夫人郭秀仪积极参加献金运动，带头捐款，郭秀仪主持一个献金台。武汉地区群众抗日救亡运动在政治部的领导下，搞得轰轰烈烈。1939年任第11集团军总司令，进驻湖北襄樊。日军集中5个师团的兵力，发动枣宜会战。因第22集团军总司令孙震请假，黄琪翔又兼该集团军总司令。
1943年，中国远征军建立，黄琪翔任副司令长官。
抗日战争胜利后荣获“抗日战争胜利勋章”、中国最高奖章“青天白日勋章”以及美国最高奖章“自由勋章”。黄琪翔第一个以现役军人的身份，公开声明：“从此退役，绝不参加内战。”
1947年，蒋介石为避免他造成更大的负面影响，将他派往德国，任中国驻德军事代表团团长。
1949年，黄琪翔在香港宣布拥护中共政权，后应邀出席了全国政协第一届会议。历任中央政法委员会委员，国防委员会委员，中南区司法部长，国家体委副主任，政协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全国人大代表，中国农工民主党秘书长，副主席。他以实际行动拥护抗美援朝和民主改革，为国家战后重建事业，特别是中国的司法和体育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
1957年被错划为“右派”。
1970年12月逝世，终年七十二岁。
1980年平反。
1988年9月2日，中国农工民主党中央在人民大会堂隆重集会，纪念黄琪翔诞辰90周年。时任统战部部长阎明复代表中共中央向黄琪翔表示深切的怀念和崇高的敬意。他在致辞中说：“黄琪翔先生为新中国的司法、体育事业，为发展爱国统一战线作出了积极的贡献。黄琪翔先生的一生是坚持民族独立、反帝爱国的一生，是追求真理，追求进步的一生。他为人豁达大度、温文尔雅，识大体、顾大局，他的思想品德和革命精神，永远值得我们学习纪念……”[2]
生平述要
黄琪翔童年在村塾就学。1910年，进其族叔黄钧选创办的梅县务本中学读书，后到广州进优级师范附中求学。从1912年起，黄琪翔先后在广东陆军小学、湖北第三陆军中学、保定入伍生队、保定陆军军官学校炮兵科第六期学习，由于聪颖过人，成绩优异，为师友所期许。
1919年，黄琪翔于保定军校毕业后，分配到北洋边防军第一师炮兵团第三营任排长。1920年调回保定军校任炮兵队队长，陈诚是他队上的学生。
由于受孙中山革命思想影响，黄琪翔于1922年辞去保定军校职务，回到广东参加革命。黄到广州时，正值孙中山率师北伐，他在粤军第一师司令部后方办事处任少校参谋。同年6月，黄应第一团辎重营营长张发奎之邀，任该营副营长。从此，黄与张共事至1927年底，离开广东为止。1924年1月，国民党改组后，黄加入国民党。次年，黄琪翔任粤军第一师第一旅第一团第三营营长，参加了第一次东征，讨伐陈炯明，接着，参加了平定杨希闵，刘震寰叛乱之役。战后，第一团扩编为独立旅(旅长张发奎)，黄琪翔升任该旅第二团团长。同年8月，粤军第一师扩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四军(军长李济深)，随后独立旅扩编为第十二师(师长陈可钰、副师长张发奎)，黄任该师第三十六团团长。10月，黄又参加了国民革命军的第二次东征，在讨伐南路的邓本殷之役，一直打到琼崖。
1926年7月，广州国民政府举行北伐。黄琪翔随第四军第十二师进入湖南、湖北和江西、河南，在平江、汀泗桥、马回岭、上蔡、临颖等重要战役中，都建立了功劳，成为北伐著名的战将之一。
第四军于8月中旬经醴陵、浏阳到达平江。8月19日拂晓，平江之役正式打响。黄琪翔率三十六团在当地农民指引下，避开敌人坚固要点，从右冀迂回钻隙跨过汩罗江进入平江东北的山西坑。该地地形险恶，只有当地农民上山采樵的小径。敌军做梦也没有想到北伐军会从那里进攻，没有派兵防守。三十六团出敌不意，攻敌不备，轻取北门，歼灭了驻守北门的敌兵。黄乘胜率部直捣敌军司令部时，敌司令陆澐匆忙率卫队百余人逃入三间比较坚固的房屋顽抗，激战数小时未能攻下。黄不顾孤军作战，以一部包围敌司令部，指挥余部竭力向右延伸，以分散敌军势力，截断敌人。向西北退逃之路，力图全歼敌军。这时，第三十五团和独立团得知三十六团已进城内，立即发起猛攻，敌阵混乱，纷纷溃逃。敌司令部久攻不下，黄琪翔为避免攻坚而致伤亡过大，下令举火焚烧。顿时火光冲天，杀声四起。三十六团穿墙凿壁逐层进攻，致敌无路可逃，终于举起白旗投降，俘虏敌参谋长以下官兵约百余人，敌司令陆澐自杀毙命。
第四军攻克平江后，日夜兼程挺进，于3月26日到达汀泗桥南。在攻打汀泗桥战役中，黄琪翔以偷袭战术攻敌侧背，再立奇功。该日昏，副军长陈可钰和各师、团长亲临前线侦察地形。大家见汀泗桥敌防守兵力雄厚，地形险要，工事坚固，易守难攻，在讨论打法时，意见不一，黄琪翔建议以所部三十六团为前锋，于当晚开赴桥之上游，强渡北岸，迂回桥北，夺取敌最高峰阵地，次晨桥南部队发起正面攻击，桥北部队配合作战，当可一举成功。黄陈述意见后，大家都表示赞成，苏联顾问尼基金称此为奇谋胜算。当夜，黄琪翔令侦探队长梁秉枢率六十余人首先渡河，第三营和第一营跟进。黄并命令遇少数敌人时只用刺刀，未到达最高峰敌阵地之前，不许放枪。时敌军在最高峰阵地上设防，山腹地区兵力较少，黄部乘夜摸索前进，秘密接近敌人，未经过激烈战斗就夺取了四个山峰。迨接近敌最高峰阵地时，黄琪翔下令发起冲击，忽然间枪声大作，杀声四起，敌乱成一团，纷纷溃退。在拂晓前，三十六团即攻占了最高峰敌阵。此时，独立团、三十五团及第十师亦发起猛攻，敌遂全面崩溃，大部为第四军截断退路，包围缴械。著名的汀泗桥战役不到一天就胜利结束了。
汀泗桥战役后，黄琪翔因功升为少将团长(北伐军中获少将衔的团长唯叶挺，黄琪翔二人)。之后，黄率部参加了贺胜桥之役和围攻武昌之役。
9月，蒋介石在江西被孙传芳打败，第十二师奉命入赣援助。11月2日拂晓，黄琪翔又采取声东击西的战术，率第三十六团突破德安车站以南敌阵，即沿铁路南进，向逃亡敌人追击，全歼孙传芳部谢鸿勋师。尔后又协同第七军夹击德安城之敌。中途遇敌据高地抵抗，黄以一部由乌石铺渡河，攻击敌右侧背。守敌害怕被包围，纷纷溃退。黄当即率部一举攻占德安车站。这时，马回岭战况激烈，黄率部星夜兼程北进，增援第三十五团进攻马回岭车站附近的孤山。他以主力攻击西南端，以第二营抄袭北端，血战，至晨，占领孤山主峰阵地。敌全线开始动摇，黄率部乘势沿着山脊猛冲，配合第二十八团、二十九团、三十五团将敌围歼，敌大部分被缴械，旋即攻占马回岭。当第四军进攻马回岭时，孙传芳率部向德安城反攻。攻占马回岭后，黄琪翔即率三十六团驰援第七军，沿南浔铁路西侧南进，到达八里铺附近占领阵地，并配合第七军和第十师发起逆袭，挫败反攻之敌，粉碎孙部的反攻企图。随后，第四军即回师武汉，进行整编，第十二师扩编为第四军，张发奎升任军长，黄琪翔升任该军第十二师师长。
1927年4月19日，武汉政府以唐生智为总司令，出师河南，继续北伐。黄琪翔为第四军前敌总指挥(时黄已升任副军长)，率部沿铁路向开封进攻。5月14日，第四军第二十五师与奉军接触于上蔡西南卧龙岗，一战而击败敌富双英部，敌退守上蔡县城。15日，第十二师在上蔡城北十里铺与敌遭遇，敌退守东西洪桥，据险顽抗。黄琪翔偕同第一纵队司令张发奎亲自到前线视察，布置作战，经过三昼夜激战，终于将敌击溃，占领了东西洪桥，迫使上蔡守军富双英旅投降。接着，黄琪翔率部配合兄弟部队，攻击临颖城东北两端地区之敌。6月27日下午，黄的第十二师到达苇塾附近时，敌军大部据守七里头及十里头一带，并筑有坚固工事，布防甚严。黄琪翔乃令三十四团于黄昏时向敌攻击。部队一举占领十里头，敌退至七里头一带，激战昼夜未能攻克。28日晨，黄部向敌发起全面进攻，敌凭借良好工事和优越兵器顽抗。自晨至午，苦战半日，伤亡甚众，第二十六师七十七团团长蒋先云牺牲。此时全线情势危急，张发奎和黄琪翔均亲临前线指挥作战。激战至下午三时，第十师赶到增援，才反守为攻，全线出击，敌遂不支，弃坚固阵地溃逃。黄督师乘胜追击，一举攻占临颖城。6月5日，协同友军又克开封。不久，奉命回师武权。
驻武汉后，黄琪翔升任第四军军长。7月15日，第四军移驻江西南昌、九江一带，准备东征讨伐蒋介石。29日，黄参加了汪清卫等在庐山召开的“分共”会议。他派人连夜下山，秘密通知著名的共产党人高语罕、于树德、恽代英等离开该军。8月1日，贺龙、叶挺在共产党领导下，举行了南昌起义。黄不愿追随蒋、汪反共反人民，又没有勇气跟共产党走。因此，感到无所适从郁郁于怀。他说：“北伐至此，最觉痛心，拟将第四军所有枪炮抛沉大江中，军中所存款项，平分全军作路费还家，做个真的解甲归田”。
同年9月初，汪精卫因在宁汉沪合作的“中国国民党特别委员会”中没掌握实权，企图据有广州，另组中央党部和政府与南京特委会对抗。于是勾结张发奎，命黄琪翔带领第四军回粤。不久，黄琪翔领部从九江出发，经南昌，丰城、吉安、泰和、赣州开回广东。
汪精卫、陈公博、顾孟余、张发奎等人谋划政治投机，乃以黄琪翔的第四军为主力，沟通原在广东的薛岳、黄镇球两师。于11月17日发动“张黄事变”，占领了广州的中央机关和地方军政机关，改组广东省政府和政治分会，以黄琪翔为广州卫戍司令。事变发生之后，全省震动，驻东江的陈济棠部和蒋光鼐、蔡廷锴郡，准备回师广州讨伐，广西方面亦由黄绍竑率师沿西江东下，夹击广州。张、黄乃决定将第四军主力调到东江和西江布防。
12月12日，留守广州的教导团和广州工人群众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发动了广州起义，建立了苏维埃政权。张发奎、黄琪翔被迫逃往广州河南李福林处躲避，以总指挥和军长名义急召东西江部队遄返广州，协同朱晖日的公安部队向起义军反扑，镇压了广州起义，血腥屠杀革命群众。黄琪翔对这一事变负有重责，在内外舆论指责下，离职前往香港。
黄在香港逗留月余，于1928年春赴日本，同年7月赴德国柏林，入柏林大学补习德文。
黄琪翔在柏林逗留期间，适邓演达、叶挺，宋庆龄等人也在柏林，黄受他们影响，有所觉悟。他赞同邓演达与共产党合作的立场，并赞助邓在中国组织，建立既反对国民党反动统治，又不同于共产党的第三种政治势力的主张。
1929年5月，黄应宋庆龄之请，护送宋回国参加孙中山移灵南京典礼，后寄居上海。1930年5月，邓演达也回到上海，发起组织“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即第三党，农工民主党的前身)，黄力予赞助。8月，举行结党式，成立中央干事会。黄琪翔参加干事会，并担任军事委员会主任委员。次年11月，邓演达被蒋介石杀害，黄乃负起与各方联系之责，继续“第三党”的工作。
“九·一八”事变爆发，全国震动。原第四军将领蒋光鼐、蔡廷锴率领十九路军在上海奋起抗战，举国瞩目。黄琪翔当时仍在上海，曾亲至前线，并领导“第三党”在上海的同志组织义勇队参战，发动群众开展募捐、慰问等活动，支援前线。上海抗战失败后，“第三党”在上海的组织也多被破坏，黄琪翔避往香港。
十九路军调到福建后，经过原第四军将领李济深、陈铭枢、蒋光鼐、蔡廷锴等人的积极筹划，于1933年11月20日在福州召开中国人民临时代表大会，推黄琪翔为大会主席团主席。黄在会上宣读了宣言，宣告成立人民革命政府，改国号为中华共和国。这就是当时称为“闽变”的福建人民政府运动。
黄琪翔积极参与了这一事变，早在逗留上海期间，黄与蔡廷锴等人比邻而居，时相过从，对当时形势，曾屡加研讨，认为非抗日不足以图存，非反蒋不足以言抗日，彼此之间早有默契。在事变中，黄担任人民政府委员兼军事委员会委员及参谋团主任。他力主实行改元易帜、计口授田，以便争取工农大众的拥护。但是，“福建人民政府运动”由于事起仓卒，没有广泛的群众基础，也没有取得各方的支持，在蒋介石的军事压力下，很快就失败了。黄乃离开福州，在漳州匿居月余，后经汕头转道香港，并于1934年夏重赴德国柏林。
黄琪翔在柏林期间，正是希特勒实行法西斯专政，反动气焰空前高涨之时，在德留学的中国学生组织“留德学生抗日联合会”，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积极开展活动。黄加入了该组织，由此受到国民党特务的注意。有一次，该组织召开大会，国民党驻德大使馆通知希特勒政府派出警察干涉，并将主持大会的黄琪翔、朱江户抓走。后经抗日救国联合会的强烈抗议，才获释放。
1935年11月，章伯钧、彭泽民等在香港召开临时行动委员会干部会议，决定将“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改名为“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时黄琪翔尚在德国，仍被推为总书记。
1936年10月间，黄琪翔在柏林接到陈诚来电，要他回国参加抗战。黄即动身回国。次年1月，黄在南京会见陈诚，复由陈引见蒋介石，蒋委黄为中将高级参谋，后任命为训练总监炮兵监。
1937年，上海爆发“八·一三”抗战。张治中任第九集团军总司令，黄琪翔为副总司令防守上海。不久，黄又调任第八集团军副总司令，指挥青浦，嘉定一线的防御作战。11月5日，日军以其海、空优势，在杭州湾金山卫登陆，绕攻上海。黄琪翔闻警星夜赶赴松江，抽调部队驱逐登陆日军，无效，乃扼守黄浦江以图阻止日军前进，保障松江以固上海侧后安全。黄琪翔只率参谋若干人驻松江城指挥，倾注所有残存部队，竭力抵御。经两昼夜激战，终于不支，日军坦克于8日开进松江，黄琪翔由小道退出。至此，上海抗战遂失败，全军西撤。黄随军到达武汉。
翌年，在武汉成立军事委员会政治部，蒋介石以陈诚为政治部长，周恩来和黄琪翔为副部长。黄努力与周恩来合作，壮大抗日阵容。但是，政治部的实权操于中统、军统特务手中。中统的张厉生任秘书长，军统的康泽、贺衷寒分任第一、二厅厅长，他们都是反共老手，把政治部作为反共场所。1938年3月，中国学生救国联合会在武汉召开大会，黄出席参加。会后，张厉生对黄说会议上恐怕会出问题，黄不明其意。会议进行时果然有人捣乱，黄即加以制止。原来，这些捣乱分子是中统、军统特务组织的，黄因此为张厉生所不满。之后，政治部反共气焰日益嚣张。连民主人士也遭排斥。8月，周恩来去职。黄不安于位，乃请陈诚调其为军训部次长(部长白崇禧)，离开武汉前往桂林。从1938年秋至1939年，一年多时间里，黄在军训部次长任内呆在桂林。
1939年秋，日军在湖南、湖北战场发动进攻。黄琪翔调任第二十六集团军总司令，率李默庵的一个军和第四军驻防湖南邵阳，拱卫长沙。但军队还没有调到战场上，黄又被调任第十一集团军总司令，驻湖北襄樊，参加枣宜会战。
枣宜会战是抗战中较重大的战役之一。日军出动了五个师团的兵力，第一期作战以占领枣阳、襄阳、老河口为目的。黄琪翔第的十一集团军属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统辖，担任枣阳地区正面防守。其时，第二十二集团军总司令孙震请假回川，战区长官部又以黄琪翔兼任该集团军总司令，指挥该部作战。 1940年5月4日，日军第三十九师团、第六师团之一旅团向第十一集团军进攻，占领高城、安居阵地。黄以第八十四军一七五师在唐县镇附近阻击，使主力部队得以转移到枣阳阵地周守。但此时在唐县镇正面进犯之敌，从两翼包抄，汤恩伯为保存实力，不战而退，枣阳暴露敌前。8日，黄部被迫弃守枣阳，撤至襄樊撤退时，黄琪翔满腔悲情，在办公室黑板上，挥泪书写了“还我河山”四个大字。黄部撤退后日军紧迫不舍。黄以第一七三师阻击日军，由于寡不敌众，该师在激战中，自师长钟毅以下大都阵亡。黄率主力撤至外线后，沉着指挥，积极反攻，对敌实施反包围，在友军协同下，将日军的四个师团兵力，围困在襄东平原地区，激战至11日，敌伤亡惨重，突围东退，枣阳复被克复。但在襄东追击战中，第三十三集团军总司令张自忠率少数部队与敌发生遭遇战，壮烈殉国。敌复以反扑，于17日再度侵占枣阳。
黄琪翔所指挥的部队是杂牌军，第二十二集团军又是临时隶属，难以调遣。枣阳、襄阳、樊城相继失守后，黄曾愤慨地说：“若有当日第四军在手，我对抗战不至于毫无办法。”
黄琪翔常说：自己是一个军人，在抗日战争中绝无保留地贡献一切，是天经地义的。由于他的积极和素养，指挥作战总是沉着、冷静，胆大心细，每有战事，必详尽研究敌情，仔细查看地图，虽敌机在头上盘旋，炮声在耳边轰响，都若无其事，镇静如常。在他的司令部，还引用一些进步人士如廖沫沙、朱洁夫、陈卓凡等人，担任重要工作。其夫人郭秀仪亦以战场为家，随同工作，不避危险，组织战地服务团，进行救护工作。
1940年9月，第十一集团军番号撤消，黄调任预备集团军总司令，于1941年初到重庆。这年冬，黄调任第六战区副司令长官，驻湖北恩施和四川黔江。皖南事变后，新四军军长叶挺被拘禁在恩施，黄不避嫌疑，时加看望并予照顾。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中国组织远征军，在昆明设远征军司令长官部，黄任副司令长官(司令长官是陈诚)。抗战胜利后，黄改任中印公路东段警备司令等职。1946年，该司令部撤销，黄回到重庆。
黄琪翔回到重庆后，被授予上将军衔，实际上解除了军职。其时，经过中国共产党的努力，国共两党通过重庆谈判签订了《双十协定》，黄琪翔对此感到非常振奋，他曾在重庆各界欢迎李济深，田汉等来渝和庆贺叶挺、廖承志出狱的宴会上说：“我从军队中来，报告一点军中消息；胜利之初，军人很兴奋，但跟着就渐渐烦闷。很多官兵来问我，他们担忧内战爆发。我当时多方说明国内外大势要趋于和平，保证内战不会发生。但后来事实一天天证明与我见解相反，心里很难过。后来政协开会，给我以恢复自己的希望，天天看报收听广播，知道结果完满，停止冲突已成定案，心里转而高兴。虽然问题不简单，波折仍有，但从大处看，内战已绝对不能了。”表达了他当时渴望和平，反对内战的愿望。
但事与愿违，蒋介石一面在谈判，一面调集军队，准备大举进攻解放区。黄不愿参加蒋介石发动的反人民内战，又无挽救办法，便回避现实，主动要求出任驻德军事代表团团长，于1947年6月赴柏林任职。
1948年秋，解放战争已进入人民解放军全面反攻阶段。蒋介石寄希望于美苏战争或第三次世界大战爆发，以挽救失败的命运。是年9月，黄琪翔在柏林忽接蒋介石一封署名电报，内谓：“闻柏林美苏关系紧张，冷战有变为热战可能，究竟情况如何，希即回国报告。”黄即回南京见蒋，向蒋分析大战不可能发生，希望恢复和谈。这次会见，使黄对蒋的幻想最后破灭，便请求辞去驻德军事代表团团长职，不愿再赴柏林，决心归附人民。
之后，蒋介石要黄琪翔到台湾去看陈诚，想借陈诚的关系留黄在台湾备用。黄见陈诚后，陈即劝黄将家属搬来台湾定居，黄答以回上海后再商量，就此离开台湾，回到上海。是年冬，他离开上海前往广州，后潜赴香港，脱离了国民党的控制。
黄在香港期间，曾向中共负责同志表示希望在党的领导下，为解放事业多做一些工作。因此，他曾写信给张发奎、余汉谋、薛岳、李汉魂等原四位将领，策动他们起义。
1949年8月间，黄琪翔在中共组织安排下携眷北上，回到北平，以特邀代表资格参加了第一届全国政治协商会议，并参加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大典。
建国后，黄琪翔历任中南军政委员会委员兼司法部长、法案委员会委员、国家体委副主任、国防委员会委员，全国政协常务委员、及中国农工民主党中央委员会副主席和秘书长等职，并当选为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