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日租界
简介重庆日租界，是近代中国5个日租界之一（另外4个是汉口日租界、苏州日租界、杭州日租界和天津日租界）。是重庆开埠后帝国主义在重庆建立的第一个租界，也是帝国主义在重庆建立的惟一一个租界。
甲午中日战争后，日本强迫清廷于1896年7月订立中日《通商行船条约》。该条约第25款规定：“大清国大皇帝陛下已经或将来如有给予别国国家或臣民优例、豁除利益，日本国家及臣民亦一律享受”。日本梦寐以求的片面最惠国待遇终于到手，它可以依据这条规定在中国享受西方列强已经夺得的侵略权益，包括在通商口岸设立租界。此约签订后两个月，日本就在杭州建立了租界。
不久，日本又乘势向清廷提出了在重庆设租界的要求。早在1896年2月，日本驻上海总领事珍田舍己就为设租界事到重庆，意欲索取某一地段作为日本租界。
经过与清政府数年的交涉，1901年9月24日，日本“钦命驻扎重庆办理通商事务领事官山崎桂”与“大清国钦命四川分巡川东兵备道监督重庆关兼办通商事宜宝棻”在重庆正式签订《重庆日本商民专界约书二十二条》。这一“约书”得到了清政府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批准。其第一款即明确规定：“重庆府城朝天门外南岸王家沱，设立日本专管租界。”其界址是：“西界自江流、自岩坎接至江流长五十丈之处，划成直线以为限，幅宽百零五丈二尺；南界沿税务司基地界线划成直线，向东至距西界深四百丈为止；北界自水沟注江中心，即距南界百零五丈二尺处，划成直线与南界直线并行，向东至距西界深四百丈为止；东界从南北线尽处划成直解线以为限，丈尺与西界相同”。面积约701亩，呈长方形，东西长，南北窄。租借期限为30年。
租界内“警察之权，管理道路之权，及界内一切施政事宜悉归日本领事馆管理”。“租界内所有地基，由中国地方政府向原属地主购买，交与日本商民永远承租。”“租界内地基分上中下三等”。日本商民承租时,“上等地每亩圆银150元,中等地圆银145元,下等地圆银140元，永以为率”。“所有地契以三十年为限。限满后应换契续租。以后永远照三十年一换之例办理”。“界内地税每亩缴纳：上等地圆银二元二角五分，中等地圆银二元一角七分五厘，下等地圆银二元一角。不另缴纳钱粮捐饷等项”。“界内地基只准日本人民承租执业”。“华人只能居住营业,不能租地”。
《约书》还规定，租界内日本人和其他外国侨民发生的案件，中国地方政府无权审理。日本人或其他外国侨民控告中国人的案件，中国法官不能单独审理，须由中、日两国法官共同会审。判决后如果日本人或其他外国侨民不满时，应由日本领事官照会重庆海关监督共同复审。
租界设立以后，日本人先后在租界内开设的工厂、公司、洋行有友邻火柴公司、大阪洋行、又新丝厂、武林洋行、日清公司等和“海军集会所”。日本商民大批住进租界，日本军舰停泊租界外之江面，这样，王家沱日租界就成了日本控制的“国中之国”，成为日本侵略重庆乃至四川的据点。
不忍国权丧失、国民受辱的重庆人民，在王家沱租界设立后，开展了多次斗争。1928年，重庆各界组成重庆市民反对帝国主义大同盟、重庆市国民废约促进会、重庆江北巴县自治促进会等，积极展开收回王家沱日租界的活动。
随着日本加紧侵华，重庆收回王家沱日租界的斗争也进入高潮。1931年9月24日租期届满，10月24日，驻重庆的刘湘派军警接管王家沱日租界。
收回1937年，“七·七”芦沟桥事变暴发，重庆地方政府于7月30日正式收回王家沱日租界。[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