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天云
1906-1936
湖北省黄安（今红安）县人，红4方面军第31军军长，在随部队转移途中溺毙，1945年中共7大追认余天云为革命烈士。
余天云农民出身，在家乡参加农民运动，1927年11月参加黄(安)麻(城)起义，192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红11师、红1军、红4军班长、排长、连长、营长等职。1932年3月任红4方面军12师36团团长，曾以一团之众抵挡敌军一师围攻，最后反把敌军打得落荒而逃。
参加创建鄂豫皖革命根据地斗争、各次反“围剿”作战及西征入川。1932年底，余天云任红4方面军11师师长，率部参加仪南、营渠、宣达战役和反“六路围攻”作战，取得重大战果。1933年6月底，红4方面军扩编为4个军，红11师扩编为30军，余天云被提拔为军长，他的搭档是政委李先念；1935年后又改任31军军长。余天云率部参加了创建川陕革命根据地和各次反“围剿”作战，参加广昭、陕南、嘉陵江战役，经常担任主攻作战，长征中，他还率部参加了绥崇丹懋等战役，作为军长，余天云打仗时经常是不畏枪林弹雨，抵近指挥。为革命负伤数次，战功不小。余天云文化程度不高，头脑简单，作战勇敢，对党（也就是对张国焘）忠心耿耿，是老张特别喜欢的干部，但他自身的也有缺点，“作风霸道，动辄骂人，甚至动手动。”。
1935年5月，余天云率部参加长征，7月任红4方面军31军军长，同年冬随军南下川原边。1936年1月，红1、4方面军会师草地又分道扬镳后，为了培养干部，成立了一个红军学校，有伤残的原9军军长何畏当校长，刘伯承兼任总教官。张国焘对刘伯承还是很看重的，他认为刘是正统派军人，比较喜欢讲究战略战术，自己手下的将领普遍文化程度不高，‘游击观念’太重，刘伯承的正规战术思想对他们很有帮助。因此为了提高手下军官的军事素养，4方面军主动提出送一些军、师一级的高级将领到刘伯承任总教官的红军学校受训，以图接受较高较新的军事知识。余天云入校学习，兼高级指挥科科长。
余天云是李先念的军事搭档，聪敏倔强，作战勇敢，不到30岁便当了军长，深受张国焘器重。余天云文化太浅，阅历有限，入校后，由于看到学员多是营团级军官，师军级的没有几个，觉得掉身份，老大不愿意来上课；加上深得张国焘的信任，一路顺风，对政治上“不可靠”的刘伯承，他自然不会放在眼里。加之性格刚烈，年轻气盛，争强好胜惯了，见识浅薄，在上课时在好几个战术问题上与刘伯承等教官发生了争执。这类争执若是学术争鸣，倒也罢了，但这种争执发展为他公然拔枪威胁、谩骂刘伯承等教官的严重违纪事件。校长何畏是他的老上司，出面制止，他仍不服，仍然在刘伯承面前大喊大叫，口出狂言，惹得刘伯承大怒，表示不处分余天云这样的学生，他决不再上课。何畏只得将他关了短期禁闭。张国焘闻讯后赶到学校，将余天云声色俱厉地训斥了一通，命令他当众向刘伯承道歉。
然而，谁也没料到，心理素质不好、骄横自负的余天云事后想不开，认为他这个红4方面军的最年轻军长，天之骄子，折损了面子，不久后的1936年4月，在随部队向北移途中，在部队行至西康省(四川)丹巴大金川激流时，乘人不备，从高崖纵身跳下自杀了。红军高级干部应自觉遵章守纪，更不可轻生。〔1〕对于此，连一向偏爱余天云的张国焘也认为余天云如此脆弱的心理防线和轻率的举动，是不足取的。
1958年5月在军委扩大会议上，在批判刘伯承的教条主义‘错误’时，彭德怀元帅说“刘伯承身上有很严重的教条主义，不但影响了南京，就连北京(指训练总监部)也有些吹鼓手，抬轿子的。不要忘了，红军时期，他的教条主义是逼死过革命同志的。”。他指的就是余天云。其实，彭总小题大做了，余天云之死，是自食其果，并不是受了军事教条主义的侮辱才愤而自杀。好在余天云只是张国焘的爱将，而且毛泽东对此并未过多去说什么，只是淡淡“唔”了一声，道：“余天云还是个娃娃嘛，想不开，寻了短见，怪不得谁。”，这个事也就没有再多追究。
补充：
余天云，诞于前清光绪32年（1906年），湖北黄安人，世务农。民国十六年（公元1927年）举义于黄麻；明年，入共产党。
天云天资聪颖，勇猛善战，数年间，历任班、排、连长；多次负伤。张国焘主政鄂豫皖，拔天云为红十二师三十六团团长，甚任之。数从总指挥徐向前征伐，黄安、商潢、苏家埠、潢光四大战役皆与焉，所向有功。
柳林河之役，红军不利，敌兵突至中军帐前。时中军卫士不满百人，主席张国焘、政委陈昌浩、总指挥徐向前皆自拔枪击敌，情势甚危。天云时在左翼，觉变，即提兵还救，击，大破之，中军遂安。
民国二十一年（1932年）红四方面军入川，翌年七月，擢天云为红三十军军长，年方二六。后为三十一军军长。川陕反三路、六路围攻、仪南、营渠、宣达、强渡嘉陵江、土门诸役，天云率众破敌，攻城拔寨，屡建功勋。
时国焘独控红军，众将多遭其毒害，许继慎、曾中生、周维炯等皆不免。国焘以天云出身农民，胸无学识，思想天真，故破格用之。
天云年甫弱冠，即膺军长之位，志得意满，颇为自负；又性格暴烈，动辄骂人，至动刀枪，霸道己甚。一日退敌后，天云举枪指政委李先念曰：“尔非政委乎？何不念《土地法》以退敌？”其蔑视政治工作如此。天云尝食面，视其中有牛毛，疑炊事员欲相图也，即拔枪杀之。一日，天云座骑鞍坏，堕马，遂大怒，立毙马夫。参谋长胡奇才有望远镜、手枪、骡子各一，天云谋以“擦枪走火”为名，杀奇才而夺之。九十三师师长陈友寿、政委叶成焕遽阻之，乃止。然卒遣人窃之焉。其贪虐残酷皆此类也。
涉草地，国焘立临时中央，敕建红军学校，以九军军长何畏为校长，刘伯承兼任总教官。方面军总部提送干部至军校受训，天云亦在其列。天云素自大，凌轹上下，目无余子，所服者国焘、昌浩、向前而已，视伯承、先念、何畏等蔑如也。又以军校学员多营、团级干部，而己为军长，有损身份，遂多借故不上课云。
郭天民尝至军校授课。天云问：“教员，今日何所道？”天民曰：“防空。”天云曰：“此毋须多言，我辈皆识飞机矣，不过尔尔。吾等不似汝一方面军之畏死也！”郭遂无言而退。天云尝扬言欲杀刘伯承、王新亭等；传言，其恨国焘罢其军职，并欲杀之。国焘闻之，即命伯承逮之系狱，伯承不从，盖以其尚可教育故也。然天云卒不悛改。一日与论战术，天云不服，遂起争执，竟拔枪威胁，谩骂伯承。伯承大怒，云“不处分此人，决不再上课”。校长何畏不能制也。国焘闻讯大怒，责天云，令致歉伯承。遂关天云禁闭。
何畏素与天云不协，乘其失势，强令负米行军，以囚徒待之。天云性刚烈，自谓“天之骄子”，由士兵骤任军长，仕途坦荡，未尝挫折焉。一旦受辱，愤不能堪。行至大金川之铁索桥，竟自投于激流中，年仅三十岁，举军皆惊。时民国二十五年（1936年）四月也。
其后，共和九年(1958年)，军委批“教条主义”。防长彭德怀重提旧事，指刘伯承曰：“渠尝以教条主义逼死同志，不可忘也！”所幸太祖具知其本末，谓德怀曰：“余天云娃娃，想不开，自寻短见，怪不得谁。”伯承乃得免。
论曰：革命之初，将领阵亡及遭“肃反”而死者，众矣。唯天云使气自负，竟至跳崖而殒，实不多也。古人曰“有才无量”者，岂天云之谓欤？假令天云学道谦让，爱身进取，以彼天份，建功立业，封侯拜将，亦有何难？不务出此，乃不堪小辱，自投于河，岂不谬哉！(以上据网帖修改)